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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前，居民住的都是平房，家家户户都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喜欢养花种草的人在自家院里养鸡养鸟，种花种草，体验葡萄种植，架起架子种葡萄。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平屋，屋后有个不大的院子。开始，我们在院内砌个花坛，里面种些花卉，但看到邻居家种葡萄，长的茂盛时，还可以当遮阳蓬，我也来了兴致，心想，要是能在自家院里种上葡萄那多好呀。邻居小伙伴许是看出来，拿来剪刀，找了个长得不错的枝条两头斜着剪，吩咐我回去插在花坛里就看长了。没多久，那幼小的生命果然长出了嫩芽，继尔又长出了嫩叶，长出了藤条，我欣喜若狂，对它爱护有加，施肥、松土、浇水忙得不亦乐乎。起先，那藤条绕着竖起的竹杆一节一节往上爬，长成了一片，我们也架起了架子，春去冬来，望着架子上长满的葡萄，我们小心地护着。最快乐的时候莫非摘葡萄，我从屋内端来凳子，站在那摇晃不定的凳子上摘葡萄，那心情像放飞的鸽子一样甭提有多高兴。虽然葡萄长得不是太大，但那一串串悬挂在架子上的葡萄越是招人眼球。一回，放学回来，远远地看到一些调皮的孩子越过围墙去摘那长熟的葡萄，见我来了，他们扔掉葡萄一溜烟地跑了。
试想想看，现在的孩子要想见到那长得绿油油的葡萄叶、紫色透红的葡萄，那有多难呀。面对长熟的葡萄，一种好奇之心驱动着孩子，他们一旦真正见到这酷似真得的葡萄时，自然是不会放过的，拼命地要获取它、品尝它，这才是孩子们一片童心，不是吗？
老房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城市建设有了迅猛发展，人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的一些邻居、还有同事都纷纷搬进楼房，真得让我好生羡慕，望尘莫及，这时候，我们整天盼望着住进楼房，跟着父亲后面吵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住楼房，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光我这么认为，就连我周围的人也这么认为，他们早以为我们搬进了楼房。
父亲退伍到了地方，一直从事房地产管理工作，他在房地产管理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人们称他为“老房管”。那个时候，市里大都数是平房。盖平房、房屋维修全都由当时房地产维修队负责，作为房地产管理员的父亲，他熟记市里各个角落的房子，只要问及栋数，他就知道该户在什么位置。父亲手中掌管着分房大权，但是，我们住得一直都是二间半的平房。那时，家里人口多，如乡下亲戚来了，住房显得更加拥挤，尽管这样，父亲从来不向单位提出换间大的，而是在自家的平房，父亲自己动手爬上爬下，盖了间用来当着厨房披屋。父亲告诉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住，像我们家这样宽敞的平房算是奢华的了。
每到晚上，家里便成了要房人的去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我们单位有个姓徐的师傅，他来要房，来时，拎了几袋吃的东西，父亲坚决不收人家的礼，硬是要我同他一道将东西送还人家。记得一次，一中年男子来到我家，问父亲要房未果，可能是没有满足他的条件吧，那中年男子将桌子击的轰轰响，着实吓坏了我们几个念书的，以后，象这样的事也不知发生了多少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已是市房地产管理局房产科副科长了，作为一名房地产副科长，他手中的权力一定很大，为自家解决房子应当不成问题，这时，我们迫切地想住上楼房。得知要在我们住的附近石城村盖大板楼时，我们便盯上了，催着父亲给自家留一户。
眼看着房子盖好了，母亲对我们说：单位考虑到我们家住房困难，分给我们一户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欣喜若狂，彻夜难眠，巴不得赶紧搬进新宅，告别平房，就在我们满怀信心要去看房时，谁料，父亲将分到手的房子又让给了单位同事，对父亲这一做法，我们伤心至及。
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的，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生活过得十分俭朴，他一辈子没有住过楼房。1986年5月，父亲顿感身体不适，瞒着我们，自已到医院看医生，经查，他患了癌症，住院三个月后，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年８月１５日是我父亲去世二十周年，谨以此文，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做生活的主儿
一家报纸编辑在编发了我的十多篇文章后，给了我这样的一句话：摄像画画写作，真是生活的主儿。对此，我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位编辑坦诚的表达方式和鼓励，一方面又感到羞愧，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与实际要求相比还是相差很远，有很多方面还需要努力。
面对社会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使我切身体会到，无论做什么事情关键在于一个“精”字。
我中学毕业得早，走出校门算来已有三十多年了。1976年初，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说高中毕业，说一句让朋友你笑破肚皮的话，当时我的文化水平还不如现在的二年级小学生。请让我慢慢写来。下放第二年，所在乡村学校缺美术老师，我幸运地成为一名民办教师。一回，其他老师都去上课了，校长让我按时敲击铃铛，到了下课时间，竟然不认得钟，将下课铃打错了，学生提前一刻钟冲出教室。也就是这个重大的“失误”，对我触动很大，改变了我。当日，我借来了小学的课本，将自己关在土坯草屋里，不畏蚊咬，顶酷暑，用一周时间给自己突击补课，效果明显，这更加促使我往“自学”这条路子走下去，在当时不讲学习的环境里，很少有人投入学习，一到晚上，附近村子放电影，大家蜂拥而去，我呢，继续坚持自学。后来，我又借来中学课本，向中学文化课程冲刺。当时，无论是补习文化课，还是教书当中，原学校的童寿泉老师（已病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仿佛一面镜子，童老师教书育人，对自己严格要求，他善于思考，无论做什么事都容不得一点马虎。从他批改作业、上课及与他下棋当中可以看出来。受他的影响，我学会了思考。其实被抽到村学校任教，主要是校长看中我的特长，他并不指望我教数理化什么的，将初二、初三两个班的美术课交给了我。后来，学校缺教师，校长又让我教初二物理，小学算术。所以说，如果没有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加以改造，我是走不出来的，只会在原地踏步踏。仅一年半时间，我自学完了中学全部的课程，这些，对我回城后参加招工考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车间当了一名保全工，整天拿着板子与设备打交道，闲着的时候，我掏出随身带的速写本画起来，常常引来一些工友围观。这个时候，我的举止引起了车间主任的重视，当时，车间搞文书的正好调走，缺人，我有幸被抽调到办公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工。从事政工后，我独挡一面，摄影、绘画样样都来，整天忙不过来，根本就没有想到写稿子。一次不经意中，拿起《铜陵报》，看到我们车间一名保全工在报上发表文章了，这就让我感到吃惊。记不清多少次会上，车间主任当着我们的面，表扬那名保全工，说他在报上发表文章真了不起。听者有心，我觉得自己的压力特别大，开始动手写稿子了。拿起笔却不知从哪下手，我认真学习别人的新闻稿，写了一篇百字消息发表在《铜陵报》上，主任看到我的新闻稿件见报了，还表扬了我，这次表扬对来我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感到羞愧。我知道今后的路子还很长，没有一定新闻写作水平是不行的。1994年我报名参加了电大新闻班的学习，四年业余学习过程中，我坚持多看、多写，向同行请教，几年下来，已有数百篇新闻稿件发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铜陵日报》、《安徽日报》、《中国纺织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多家新闻媒体上，新闻稿多次在市里开展的好稿评比中获奖。
1997年底，企业重组后办了企业报，我参与办报近二百期（前面五十期一至四版全由我一人编辑）。成为企业报编辑后，我认为自已责任重大，需要多学习、多写点，才能胜任本职工作。2003年初家里上了宽带网，在网上浏览，看到不少过去要好的朋友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而且稿件都是通过网上投稿，既快又省时，我便自费申请了一个网站，开始只是上传一些图片，到了2003年底，开始写些文章放在网站上，尽管没有发表，看着自己的文章在网页上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不久，我便试着将文章投给一些报刊，很快发表。我的文学处女作《家谱》是发表在《中国华源》报上，对我的促进很大。从2004年元份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讫今，已在《重庆晚报》《洛阳晚报》《青年博览》《金陵晚报》《铜陵日报》《安庆日报》《中国华源》《南海日报》《江淮时报》《合肥晚报》近六十家报刊上发表小小说、散文、笔记小品、故事等近二百篇。
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给予过我帮助的老师、编辑及广大文友。说真的，如果没有你们在每个阶段的真诚帮助，伸出热情之手，现在的我仍然停留在小学二年级水平上。如果说我是生活主儿，不如说，老师、编辑及广大文友才是我终生难忘的老师。
美丽的义安园
虽然每天路过义安园，但是一直没有在意过它。那天，无意中闯进义安园，似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没想到，一夜之间这里变成了人们游览的胜地。义安园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市区义安北路，广播电视局门前，这里原是一片荒野洼地，2000年，市政府实施建设义安园工程，将这里改造成公园，为群众办成的实事，建成后的义安园因其地势低，后来又被人们称之为“袖珍公园”。
沿着路边阶梯走下去，放眼望去，一个碧绿的水面，恰似一面镜子，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倒影尽收在它的上面。漫步公园小道，仿佛置身于美丽的杭州西湖。义安园占地面积不大，约三千平米。水面被一座栖凰石拱桥隔开，水边簇拥着成片的郁葱树木，有的高达十多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亭亭玉立的柳树，恰似美女，柳枝倒挂下来与水面亲切地接吻。一阵微风吹来，亭子的倒映在水面上荡漾开来，若隐若现，令人目不暇接。水面的周围是用石块砌成的，能工巧匠有意地将石块砌成凳子型的，可供人们休息。沿着水边是一条用石片辅成的小道，更象一条地毯，每天迎接着数百人前来着客。
一阵风雨过后，义安园的景色更加美丽，那朦朦胧胧，成片的落叶漂浮在水面，数不清的蜻蜓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更加增添水面的景色，许是天气炎热，蝙蝠在水面上飞翔，用它那腹部与水面猛烈撞击，以此来达到降温吧。雨后，正是钓鱼的最佳时期，爱好钓鱼人即使半天钓不到一条鱼，全当是一种休闲，感到非常高兴。天气放晴，阳光普照，这时候，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人，尽情地在地面上练书法呢，据说，他已经在这里修炼了七百多天，雷打不动。
义安园的两座亭子遥遥相对，水中盛开的荷花，从不弯曲，这正是它高贵、典雅之处，荷花虽然不多，也为义安园平添了一丝生气。
来义安园的，大多数是附近的中老年人，他们借助义安园得天独厚的条件，三五结伴，在这里自娱自乐。观水、打牌、聊天、看报、练功，有的老人带着孙子在这里游玩，尽享天伦之乐。市民间京剧爱好者联谊会就设在榭津临，榭津临设在亭子上，每天从这里便传出优美的歌曲，尤以黄梅戏为首推。榭津临的外面是一个观赏台，台上有两个用大理石做成的圆型桌子，像这种桌子就有十多个，遍布在整个义安园，为爱好棋牌的人提供的最佳场地。
站在义安园的中央仰望四周，高楼林立，这水面、这楼相得益彰，仿佛一幅国画，让人留连忘返。之所以有这么优美的环境，应当归功于义安园的管理人员，他们每天全天候地工作，特别是炎热的夏季，他们顶着烈日拔草、施肥、修整，累了，就坐在自带的凳子上休息，渴了，就喝点白开水。不仅如此，他们每天还要从水面上打捞落叶、杂物，个个晒得黑黝黝的，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才换来了义安园长年的清静、清洁。
想起当年灭钉螺
血吸虫病曾经是人们面临的最大的疾病威胁之一，被毛主席称为“瘟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血吸虫病在铜陵一些地方蔓延，灾情较为严重，老百姓谈虫色变，一时间，全城上下人心惶惶。为彻底消灭血吸虫，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男女老幼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掀起了一场全民动员，大打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战役。
当时，我正在人民小学读初中（戴帽子初中班），从广播上听到最多的便是血吸虫病的危害，血吸虫病是由于人或哺乳类动物感染了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人得了血吸虫病后，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不久，我们也加入到消灭血吸虫中去。为配合当时的灭钉螺工作，学校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组织突击队协助防疫站医护人员的工作，到江边采集钉螺，学校迅速成立了三个突击队，每个突击队由十人组成，我有幸成为突击队中的一员，接受防疫站领导的统一指挥。
我们来到当时坐落在人西幼儿园对面的防疫站，进过检查、识别钉螺培训后，每人领到了一个镊子、一个药瓶、口罩等，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我们马不停蹄地步行，奔赴横港江边。一到江边，医护人员给我们作了分工，分片采集钉螺，而且一天换一个地方。钉螺比米粒稍大些，赤褐色，一只钉螺可以排放出上万只的尾蚴，一般隐蔽在草丛、水沟中，很难被人发现，医护人员一再吩咐我们，一旦发现钉螺，不要用手碰它，因为，钉螺上面可能感染了血吸虫病毒。
时值高温季节，烈日下，我们沿着江边采集钉螺，渴了，就喝点随身带的白开水，累了，就到附近的船上休息一下，有的同学脚背发肿，走起路来呼吸都困难，那时，谁也没有考虑到自己，从横港江边到铜陵县码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所做的一切，没有一点报酬，但是，我们心中装的是，要尽快找到钉螺，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多的钉螺，找到被血吸虫病毒感染地段，尽快消灭血吸虫病毒。
那段日子，我们每天为医护人员提供死活钉螺三千多个，为医护人员及时掌握疫情，有效地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采集到钉螺后，还要连夜进行对钉螺鉴定，迅速分出钉螺的死活，对活的钉螺进行检查。我将活的钉螺放在玻璃片上，等距离地排成二至三行，用力压碎，再一个一个地滴上水，进行检查，一旦发现钉螺感染血吸虫病毒，立即告诉医护人员，同医护人员到钉螺所在地段进行灭螺。灭螺的同时，医护人员还要将特效新药，深入疫区，送医送药上门，这样做，有效地控制了血吸虫病的蔓延。
很快，我们结束了一周时间的采集钉螺，现在每当想起当年同医护人员打成一片，一道灭螺的情景时，感慨万千，我们真正地体验到了医护人员身上的担子重于泰山。
美丽一生
女人一方面要面临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已美丽的形象，可是岁月不饶人，工作的压力，匆忙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累，使得自己渐渐地衰老。过去的邻居陈老师，实际年龄比我长十多岁，但看上去她顶多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儿，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竟然过得如此年轻、如此美丽，令我这个做过学生的打心里为之高兴，也希望她永远地如此美丽。
记得入学的那会儿，怕生地方，怕进学校的大门，还是陈老师好说歹说，学校多么多么好，老师多么多么好，同学多么多么好，她牵着我的手到学校，在众多的学生面前，抚摸着我的头：不要怕，到位上坐好。将我安顿好，开始了她的第一课。早年，她给我的印象和蔼可亲，时常身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平底黑色帮子的布鞋，一对羊角辫子上扎着红色结儿，我猜测，那时，她是学校最美丽的老师，幸运的是，她又是我的班主任，而且一当就是好几年。听她上课，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那十足的标准普通话，让我百听不厌，，为之倾倒。她上起课来一副严厉样子，让人生畏。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班是整个年级最难带的班。
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校为低年级学生颁发红领巾的情景，那场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很多年。那是小学二年级暑假前，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个班的班主任立在队伍的前面，她身着白色的衬衫，脖子上系着鲜红的红领巾，那大红色的红领巾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鲜艳夺目，陈老师的面颊被印得通红，煞是好看。
转眼我上中学，仍在原校读戴帽子初中班，班主任仍然是陈老师。有朝一日，我忽然发现自己的个头与陈老师差不多高了，依旧坐在第一个位子上，那天，班长喊起立时，我才注意到的。这时，我仿佛觉得陈老师比先前更加美丽了，不久，有一阵子没有见到陈老师，那是因为她嫁人了，尔后，她又调到另一所中学去了。
好多年没见过陈老师，后来同学说，陈老师改行了，到一家服装厂搞服装设计了。直到三十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散步，让我见到这位令人敬仰的班主任，那天晚上，在离我的住处不远的一个露天广场上，我静下心来，驻足观看广场上的人跳着健身舞，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士引起了我的注意，定睛一看，她不就是我过去的班主任吗，只见她上身着大红的衬衫，下面穿着白色的运动裤，在为大家做示范呢。
那位教大家跳舞的女士曾是我的邻居、又是我的班主任。我对妻说。你认得她。妻有些不以为然：这女士现在经常到一家美容院做美容呢。妻说：如今，她的双眉、还有那嘴唇都做过手术，成了十分完美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