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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和店铺也被日本人征用，他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也被中断。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父亲才回到汉口，虽说同省政府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在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气节，还有黄灿灿的金条却受到当局的青睐，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工厂也没有作为敌产没收，而是发还了他。抗战结束，民主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作为实业家也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短短两年，生意竟如同铁炉鼓风，越烧越旺起来。
父亲此时已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是早年间在乡下娶的，生有两个儿子。二太太是在西安作寓公时娶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陕西女人，有着一张圆圆的赤红脸和两只硕大的乳房，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很能干的角色。但肥地未必有好收成，她嫁来赵家多年，父亲一直在努力同她生孩子，甘露频降，却寸苗不生，她因此对所有会生小孩的女人怀有刻骨仇恨。赵离的母亲万没想到，在她还没有来赵家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仇敌。
父亲这时已年过五旬，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在家庭也同样雄心勃勃，他需要有更多的孩子来做他的帮手，继承他的事业。而且他的两个太太也很使他不中意，大太太是乡间的小脚女人，安于居家小事，闲时只知道烧香念佛；二太太虽然是城里人，但心胸狭窄，一味敛财，而且常常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他早晚出入社交场合，需要一个才德品貌俱佳的夫人，这时他便把眼光投到母亲的身上。
母亲叫赵品书，是武昌大学附属中学一位教员的女儿。她的父亲也就是赵离的外公早年曾在国外留学，可是时乖运舛，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只好屈身在中学里教书，赵品书的母亲是苏州人，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就已去世，父亲立志不娶，把对妻子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赵品书不仅长得非常美丽，且天资聪慧，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尤其是从父亲手中学到一手好丹青。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会，当时这样的女孩也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不是有了突然的变故，赵品书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品书上高中那年恰好十七岁，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她父亲在下学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军队的一辆军车撞倒，从此赵品书成了孤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死后没有为女儿留下一点财产。赵品书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退学。可是她是那种志比天高的女孩儿，她要完成她的学业，像她所倾慕的现代女性一样，能为社会造福。于是她在报上登出了启事：有能供给她继续读书者，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这份启事只有指甲盖大小，连报社编辑也把它当作一个恶作剧来看待，但却被王德利在一张包点心的破纸上慧眼发现。于是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成了教育厅督导员兼印刷厂老板的第三房太太。
在六渡桥赵家宅第里，赵离一共生活了六年。等到她童蒙初开的时候，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对那个有着好几进大院子、主仆十几个人的封建大家庭，赵离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她对家中的许多了解是后来通过母亲赵品书的口中知道的。赵品书出嫁以后仍然在中学里读书，只有星期六才回到府里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离出世。
本来赵品书要等到赵离长到一岁再回到学校念书的，可在赵离还没有满月时，汉口就解放了。
赵品书在解放后面临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同王德利的关系。王德利有三个妻子，可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他只能拥有这三个妻子中的一个。王德利在解放后作为民族资本家仍然拥有对工厂和商店的所有权，尽管他曾当过督导员之类的官。按照他的意思，当然是要同赵品书一起生活的。但是赵品书坚持离开了他，她对政府的干部说：“我的日子还长，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只做一个资本家的太太。我要参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赵品书后来实际上只工作了短短几年，她在小学教书期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看到什么都觉得肮脏恶心，经常在上班时吐得一塌糊涂，无法胜任工作，不得已辞职了。赵离记得母亲赋闲在家的那些日子，总是伏在长案上画画，画完一张画，就挂在墙上细细端详，然后送到园子的一角烧掉。不画画的时候，母亲就在屋里擦擦洗洗，甚至钻进床底去擦拭不易看到的地方。她每天都要洗澡，哪怕是三九寒天也不例外。她不允许家里和身上有一丝灰尘，否则就会觉得屋里有什么异味而烦躁不安。由于有了这种奇怪的病，母亲一生中当然不可能再同别的男人结婚，她不能容忍别人进入她的生活。
她虽然没有工作但生活并没有问题，离婚以后，王德利给她的财产足够她维持比较体面的生计。王德利还把整个后花园连同花园中的几间房给了她，按照赵品书的要求，从侧墙开了一个边门儿，这样赵品书不必再经过前院大门出入。后花园里种满了木槿和丁香，还有一棵据说是咸丰年间栽种的丹桂，从春天到秋天，这些花木总是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铺满石子的小径隐现在花木丛中，别有一番情调，这些恰恰是赵品书所喜爱的，她一向不爱艳丽的色彩，这在她的衣着和画上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年四季只穿蓝色的衣服，冬天是深蓝，其余时间是浅蓝，画也只有水墨丹青。她忙完了每天的事情以后，就会默默地坐在丹桂树下的一张石桌旁，托腮沉思，仿佛是一幅静止的离不知道母亲在这种洁身独处的日子里是否有感情上的烦恼。在建国初期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她竟由一个追求知识的新女性，一个为了读书而不惜做妾的女性…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爱情、没有生气的人，这中间的变化令人叹息。
只有一次，母亲对离婚表现出痛心的样子。赵离出生以后，一直没有起名儿，父亲和几个继母，还有哥哥总是叫她为“丫头”，家里的佣人称她为“小姐”。一直到她六岁那年，要进小学读书了，还没有一个名字。到学校报名那天，母亲给赵离穿上了新衣服，出门时，赵离忽然想起了没有名字的事，问：“妈妈，我叫什么呢，我还叫丫头吗？”母亲沉默了好半天，才抱着她说：“离，就叫离吧。”小赵离高兴地跳着喊：“我有名了，我叫王离。”母亲忽然推开她，怒不可遏地斥道：“不准你姓王，你姓赵，姓赵！懂吗？”当时把小赵离吓得目瞪口呆，母亲一把将她搂过来，抱头痛哭。
现在想起来，母亲那时一定是对自己做妾的历史感到耻辱，由此逐渐发展为有洁癖的人。解放了，妇女获得了和男人们一样的权利，她在那些有着清白历史的女同伴跟前自惭形秽。她每天在身上和屋里清洗，其实是想洗掉存在于意识深处的肮脏东西。这从她对待父亲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她还不允许女儿到前院去，“你敢到那个肮脏的地方去，我就打断你的腿！”她把前院叫做“肮脏的地方”。可是前院对赵离来说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这不仅因为前院人多热闹，而且那里还有她的父亲和哥哥姐姐，血缘是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深陷于自惭的母亲怎么能够理解呢？她小时候为此常常遭受母亲的责打。母亲痛恨父亲，认为是他把她的一生毁了，她甚至不让女儿姓父亲的姓，想用这样的办法忘却心灵深处的创伤。但她的这种作为反而把赵离进一步推向了父亲。王德利在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了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领导工作，他的厂店在省城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曾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因此赵离并没有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受到学校歧视。
母亲对赵离的学习也格外要求严格，希望她能够在学校取得最好的成绩，以便能够考取她为女儿选定的大学，她还为女儿设计了全部的人生，这人生多半是她年轻时的梦想。每隔几天，她就要把赵离叫到跟前，以读书为题目作一番训戒。小时候赵离还能规规矩矩地听着，稍大一点就开始争辩，到了十二三岁，母女俩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这并不妨碍赵离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班干部，十三岁便加入了共青团，上高中一年级时还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这时她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了。
母亲年轻时是一个典型的美人坯子，身材优美，皮肤白皙，尤其是有着一副中国人认为最完美的鹅蛋型脸和一对丹凤眼，一颦一笑都成风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由于常年有病，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病态，一种冷漠。在崇尚健康美的年代，这种缺点使她非凡的美貌大打折扣。所幸的是她把美丽、才情和要强传给了赵离，并没有把疾病和坏脾气一起传下来。赵离不仅生得美，而且这种美一点也不显得勉强，好像与生俱来。在她的身上，看不到当时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小姐习气，勤俭、谦虚、好学，且表现出不凡的组织能力，这些好的品德并不少见，但是一个人能把它们和美同时集于一身，就非常难得了，这不能不让老师和同学们羡慕。老师把她作为德才兼备的典型，女同学把她当作人生的榜样，男同学则把她作为心中的女神。当然也有大胆的男生给她写信，她连看也不看就悄悄撕掉了，她有许多的事情好做，决不会像有些没出息的小女生那样把心思早早用在恋爱上。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对赵离来说，生活充满灿烂的阳光。门第虽不高贵但也不俗，家庭富足且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纳，貌美体健，学业优秀，走到哪里如众星捧月。
她似乎总是很忙，除了功课要保持年级第一外，她还必须承担很多学生干部工作。她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到农村参加劳动，在反美大游行的队伍中高呼口号。她甚至别出心裁，在高二那年的国庆节把篝火晚会办到钢城那边的江堤上，同学们围着红彤彤的火焰，齐声高唱“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那是多么豪迈的心情啊，繁星在夜空闪烁，钢厂的火光映红了半拉天空，长江的波涛在火光映照下奔流不息，天地相接，祖国大地无比辽阔，每一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她更是浑身浸透了幸福的感觉，六十年代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年代，令人激动的事层出不穷，比起同时代人，她对生活更是充满了美丽的憧憬，面对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她想做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用最美丽的诗歌来歌颂伟大的党和祖国；后来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她暗暗要求自己做一个雷锋那样的好战士；报纸上发表了北大荒知识青年的事迹，她又决心毕业后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她又觉得自己应该做中国未来的居里夫人。
一九六六年，赵离上高中三年级。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最初的日子里，赵离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全身心充满了对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热爱，充满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她和红卫兵战友们一起背着背包，从学校出发，到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在天安门广场上，她流着热泪，蹦着跳着，直到喊哑了嗓子。然后又从北京步行到伟大领袖的故乡韶山。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心里默念着伟大领袖“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的教导，八千里关山，走到哪里就要把革命的火种点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开花。这时她的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感觉，也充满了对过去的忏悔，什么马雅可夫斯基和居里夫人，统统是封资修的货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青年一代的毒害。
可是，不幸很快降临到她的头上。
事情是从父亲开始的，并很快蔓落到母亲和她的头上。
她已经沉迷于“革命”的狂热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她虽然早已没有同父亲一起生活，但事实再一次证明血统是不可能改变的。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和反动官僚双料货色，最早被红卫兵抄家、批斗。年近七旬的老人被反剪双臂，头上戴着滑稽的高帽子，给红卫兵打得口鼻流血。大字报糊满了她们家附近的街道，她每次路过这些大字报前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的父亲手中沾满了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而她以前竟然对他充满了温情，还把他对自己的一点虚伪感情看作是父爱，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又是什么呢？后来，她决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揭露父亲这种可耻的行径。就在她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她那张大字报的旁边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请看资产阶级臭小姐赵离的丑恶表演！”她气愤了，返回学校写了一张新的大字报还击，可等到她第二天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自杀了。
赵离知道，母亲是一个容不得半点脏东西的人。“文革”开始以后，赵离很少住在家里，母女俩从来没有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过交流，她更没有观察母亲的心理活动。也许母亲已经感到在劫难逃，早已作了解脱的准备。就在赵离到学校反击的那天，一群红卫兵拥进她家的花园。花园已经有多年没有外人进入，是仅仅属于她母亲一个人的圣殿。此刻在母亲看来，这些闯入者们不′那些闯入瓷器店的野牛。母亲只能任凭红卫兵大声吵嚷，把那些书籍、画轴、瓷器扔得满地皆是，只是一言不发，端端正正地坐着，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母亲的这种神态使得红卫兵们不知所措，有几个人想把她拉到街上去和旧社会的老妓女一起游斗，但是最终还是哄哄闹闹地走了。红卫兵们离开后，母亲梳理整齐头发，换上干净衣服，服下藏在墙洞中的一包砒霜，口里咬着毛巾，以免血液流出弄脏了身体，然后静静地躺到床上，告别了人世。母亲一生爱美，喜欢洁净，她是把自杀当作创造一件艺术品来完成的……这件事是赵离后来才得知的。
而从此后赵离便过上了黑五类的日子。
母亲火化那天深夜，赵离在街头彳兀坏分子赵品书的住宅已被查封，她无家可归，昔日的红卫兵战友已经把她看作异类。她回想不久前曾对“文化大革命”抱有空前的热忱，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与不同观点的红卫兵辩论（他们援引的是同一个人的话，奇怪的是总能找到驳斥对方的观点），在长征路上教老乡们唱革命歌曲，笃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甚至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可是转瞬之间就成了革命的弃儿，所有的理想，所有的荣誉烟飞云散。这一天街道上刚发生过武斗，现在人迹全无，偶尔有一盏未被打碎的路灯在黑夜中发出惨淡的光亮，大字报在寒风中簌簌作响，满街碎纸飞扬，整座城市像经过一次空前的劫难。多么繁华的一座城市，现在仿佛被人施了魔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她顺着街道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有一辆卡车凄厉地在身边鸣叫，她才发现原来已无意间走到了汉江桥上。
夜色深沉，江风拂面，江边只有几艘小船停泊，失去了往日的喧闹，江水墨汁一样静静涌流，只有几缕夜光在水面浮泛，仿佛在预示着一种宿命。赵离看着那光，恍惚之间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解脱，解脱，解脱。”她轻轻迈出一只腿，跨上了桥栏杆。
“赵离，赵离呀！”黑暗中有人跌跌撞撞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她，往下扯去，两人一齐倒在地面上。她没有挣扎，只是麻木地朝那人看着，原来是街道居委会的张妈。张妈原是她父亲家的佣人，解放后离开赵家参加了居委会工作，虽说是受苦人出身，却一直对旧主人怀有感情。赵品书离婚以后，深居简出，张妈是能够进入后花园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没人的时候，张妈仍然称呼赵品书为三太太，义务为赵品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翻了身的人那样必欲置主人于死地而后快。她的这种“恋主情结”赢得了赵品书的好感，赵品书甚至能够像对待朋友那样同她一起聊天。赵离记得，母亲如果生病，一定会让她请张妈来为她熬药、做饭。张妈孩子很多，丈夫是个残废，赵品书也常常接济她。“文革”开始后，张妈也像所有的人那样忙于参加运动，一边却不忘暗暗呵护着赵品书不受冲击。但是她毕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没有能力去保护旧日的女主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旧日的女主人死去以后，适时地火化了她，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给自己的另一个任务是看好女主人的女儿。在火葬场，她已经留意到赵离的不正常的神情，所以就一直远远地在后面监视着她。正是有了她的细心，赵离才没有失去生命。
“孩子，你傻呀，你为啥要走这条路呢？”“张妈，我没法活了。”赵离没有一滴眼泪。
“孩子，别说傻话，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张妈弯下腰拂打着赵离身上的灰尘，自己倒哭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赵离说，“爸爸是个反动资本家，妈妈是反动资本家的小老婆，又是那样古怪，人家都说她是特务。她是不是特务？如果她不是，她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是我永远的污点。”
张妈搂着赵离的肩头，久久才说：“不，孩子，别怪他们，你爸除了比别人有钱，没啥更不好的东西。你妈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谁让她长得那样漂亮，又是一个才女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心里苦埃”“可是赵妈，我以后还怎么活呢？”赵离说，“妈死了，房子也让红卫兵封了，我往后住在哪儿呢？”张妈拍着赵离的脊背，说：“你就到我们家去住吧。我们家三代贫农，我又是佣人出身，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也没人会对你怎么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以后的日子里，赵离就生活在张妈家里，当起了当时人们习惯说的逍遥派。一直到1969年，城市的知识青年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街道按规定把赵离列入了第一批下乡名单。张妈是大别山区的人，她早年曾在老家跟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家到省城给王德利当佣人，又嫁了人。解放后，她老家的孩子参加了工作，在邮局当巡线工，张妈一是怕赵离同别的知青一起受歧视，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对赵离有所照顾，就托知青办的关系把赵离送到大别山区老城县，从此赵离开始了她的知青生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