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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下半年，在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民国三十年十月，在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当驾驶兵，车号：9473，后调华侨先锋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三十一年，在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少尉分队副。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在遮放总站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分队副。汽车运输第十六大队补充中队任分队副。
十年动乱期间，他在海南海口市某局被作为“特务”关押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的迫害。1968年“7。17”批斗后，他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以斧自斩头颅，幸亏被人抢救了过来。1970年3月26日，他又再次自缢身亡。人死后，原单位通知家属到关押的地方，辨认尸体，确认是王绥和后，单位送到火葬场火化，骨灰也没有留给亲属！
人已死，但当时大舅所在单位的 “革命委员会”于1970年5月20日竟然还做出“给予王绥和开除出革命队伍的处理”，这就意味着他的家庭就不能在单位居住了。遗下六个孩子，年龄最大的20出头，最小的还怀在妈妈的腹中！而他们却永远失去了心爱的父亲！我舅母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抹干泪水，带着这些可怜的孩子，从海口回到了老家海南文昌县新桥镇田舍村种地为生，十分艰难地度过近八年的痛苦日子。
每个人一生总会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亲人蒙冤而死，更是让生者痛如刀割！而且尸骨都被抛弃！
过了几年，我舅母和儿女们，只好修了一座假坟，每年祭他……
终于，熬到大舅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这一天，已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和母亲一起，跪在父亲的假坟前泣不成声，舅母那撕裂长空般的痛哭声，似乎在告慰自己的丈夫，你是清白和无辜的！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落下了眼泪。哭声，控诉着这场颠倒是非、迫害爱国英雄的“文化大革命”；哭声，掏心感谢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
1978年，我从乐东出差到广东湛江，顺路回到文昌县田舍村大舅家，看望大舅的家人，和我父亲同是第八批回国抗日的同村王秀球老人，这时也来大舅家看望我。当时，大舅的冤案已平反，单位已开始落实华侨政策。面对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几个在海口市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要想考上大学重新回到城里，困难相当大，这成了我大舅母的一块心病，一家人这几天正愁成一团。王老这一年也已退休在家，这几天，因为我的第一次到来，就常带着老伴（抗战时，在广西娶的妻子，村里人称广西婆）到大舅母家陪我，广西婆抽着烟，带着浓厚的广西口音给我大舅母出了主意：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5）
“没有文化，是不能考上大学的。农村教育差、又穷，还是先到城里打工，有了钱自己补习再考也没关系。”
“天无绝人之路。绥和已受了这么大的冤屈，上苍不会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无路可行的……”王老也安慰我大舅母。
果然，几年后我得知，大舅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镇里找到一个公职、有了工资，其他孩子的境况也有好转，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200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大舅的老家，看望这位年已80岁的大舅母。她身体还很硬朗，还能下田耕种，见谁都是谈笑风生。但提起“文革”期间丈夫的遭遇时，她总是一句话：你大舅太委屈、太冤枉了！虽然，大舅一家经历了一场磨难，是党的政策，又使他们重新走进城市。特别欣慰的是，他们的第三代，继承了南侨机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品格，考上了湖南大学、海南大学，以行动回报了爷爷，我想，九泉下的大舅应该安息和瞑目了。
1978年那一次见到王秀球老人，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28年前的那次相见，我就知道他是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老人，但没有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感情上根本无法去理解他们的这一段爱国壮举！今天，为怀念这位大舅的同村侨胞、曾与我擦肩而过的南侨机工将士，我向他老人家补上一个深深的鞠躬！
云南省档案馆记录有他的抗战经历。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档案记录：王秀球，1940年2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廿九年七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汽车运输第十大队廿九中队第二班华侨司机；民国廿九年八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驾驶兵（七月一日从第十大队调到先锋队）。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运输处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本部民国三十八年职员薪俸册。
他的自传记载：王秀球，男，1913年出生，海南省文昌新桥镇田舍村人，家庭成份雇农。1921年2月至1929年3月在村中小学读书；1929年4月至1938年6月在马六甲当胶工、员工；1939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毅然从新加坡回国抗日；1939年7月至1942年8月被分配在云南省西南运输处当司机；1942年至1948年11月在昆明川滇公路局当司机；1948年12月至1950年9月在昆明新夏公司当司机（1950年昆明已解放）；1950年10月至1952年9月在昆明滇藏公路局当司机；1952年10月至1956年7月在昆洛公路第六工程处当司机；1956至1958年从云南省调青海省运输局第四中队当司机。最后申请退职回海南，同年由文昌县安排在文昌县通用机械厂当钳工；1959年8月调到海南电业局当锅炉工；1960年1月至1961年10月调东方县叉河电厂当锅炉工；1961至1964年调海南冷冻厂当机工；1964年由于海南冷冻厂支援松涛水库，被调入松涛电厂当柴油发电机组工人；1970年松涛水库竣工，被分配到松涛第四工程队。同年9月，因1939年从新加坡归国后抗日的经历，被劝退职回家。1973年落实党的政策，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回家；1997年7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
这就是王秀球，一个海南籍南洋华侨雇员、华侨归国抗日战士、新中国的归侨建设者所走过的路程。
在海南岛的西南部，我父亲陈邦兴被几次下放，最后落脚在一个黎、苗族集居的偏僻的乐东县城里，作为“里通外国和国民党特务”被监督改造。抄家前，父亲秘密将一台便携式美国军用发电机转交给徒弟羊学明保管，因当时他是转业军人政治背景好。“文革”中父亲将我托付给他，带我回到羊学明的老家乐东县九所公社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暂住。抄家时，当年父亲抗战留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和“美国盟军颁发的奖状”等证件被拿走。仅保留了一个美国军用水壶，后来作为证据轮番地批斗，逼他交待“特务任务”，让年迈的父亲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严重摧残。父亲带着对我的骨肉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最终他挺了下来。终于等到了他的“解放”，获得自由。
四十多年前，这小小的发电机，曾经是我儿时的玩具，至今记忆难忘。为了找到它，2006年10月6日，我几经周折，在中学同学吴海波和黄进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一家人。而眼前的房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羊学明的家，依然是当年我寄宿的老屋，所不同的是，这屋子更加破旧；屋前左边走廊存放的一口棺材没有了，随羊学明的母亲而去了。而当年这口棺材让我头一夜惊惧得不能入睡。第二天，老奶奶告诉我，这是她的房子，小孩在上面休息会长命。之后我才壮起小胆在她的“房子”上坐坐，看着老人在操持家务。午饭时的那只白切鸭子，至今仍香味犹存……
羊学明叔叔几年前病逝了，父亲托付他保管的美国便携式发电机，几年前被他的小儿子当成废品卖了……遗憾中，我和他们家留下一张“全家福”，收入书中，记录曾经对我们一个“特殊”华侨家庭的帮助。
父亲被监督劳动改造，子女也被株连。至今，我右手肘关节上还留下缝合了九针的伤疤，这是因为被诬陷，这是因为我成了“里通外国、特务分子”的儿子而受到的伤害。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6）
一天，我和许多小朋友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另一位男同学，因走路不慎被树根绊倒地上，右手掌划破皮出血并粘上了鸡尿，当时，我和几位男同学急忙帮扶起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帮忙却引来灾祸。他回家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因历史问题受牵连，没有人能公开保护他，只有暗中帮助。当时我想，他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贡献最终是会被认可的。” 符茂陪回忆道。
是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曾经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记得1983年我在省城广州进修，58岁的母亲突然病危，身边唯有七十多岁的父亲。虽然情况危急，但县委、卫生局和医院等相关单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帮助照料母亲，甚至帮助处理我母亲的后事。当我从广州赶回母亲身边时，她已离开了我们，她静静地离开这个生活了20年、让她遭受磨难的县城——抱由。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7）
父亲当时拄着拐杖，目送母亲的灵柩由众多同事抬上灵车，他没有哭，只听到他对送行的人说：
“谢谢，谢谢！少琴（我母亲）去天国看望她的绥和大哥了。”
二年后，我父亲也因病去世了。我将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并建成墓圹。后来，我在清理父母的遗物时才想起，我们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开始跟随父亲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于奔命，不但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照，就连父母俩的合影都没有，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的2005年，我特地将父亲和母亲的单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号“中国照相”老字号，用电脑合成了一张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远不能分离的。
吴亚合，这位小个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岁高龄。他是我父亲下放到乐东县后认识的一位黎族同胞。这一次，偶然又在县医院新水塔旁路边相遇，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声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赶紧伸出双手抱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司机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勋，老华侨会讲英语、马来话、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和海南话，这在我们黎族地区是从来没有的。他又是乐东县工资最高的老同志，开车修车技术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领导。家里三口人，阿明妈又有工资，在六十年代的县城，生活好得让别人家眼红。”阿合继续他的回忆，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还有三位乐东的同学，都关注地听着他的讲述。
父亲被监督劳动期间，他一个人就负责县医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应、抽水和全院用电维修，劳动强度超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所能承担的。但受苦受难出身的父亲，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亲有幸在吴亚合这位黎族同胞的帮助下，逃过多次的暗害。父亲“解放”后，对阿合叔的救命之恩，还以报答，俩人成为挚友，县城红旗茶店里，几乎每天都有他俩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经济有困难，我们家也总是义不容辞地给予帮助。父亲作为一个经历多年战场的军人，知道生命的代价。直到1984年跟随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后一年里，他总是提起吴亚合。阿合叔永远是父亲后半生的挚友，心中牵挂的人，我们一家的恩人。
这一次，阿合叔又带着我，去寻找父亲曾经在县医院监督劳动、负责抽水的医院旧水塔遗址。虽然，遗址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围也长满杂草，但当我双脚踏在这块水泥地上、举头仰望天空时，仿佛瞬间时光倒流，父亲在云雾中看着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电力供应不足，父亲经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风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着将昌化江的水灌满水塔，然后才能回家！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我电话委托符茂陪替我带些钱给吴亚合老人，让他过好一个中秋节，没想到，符茂陪回话说，吴亚合老人在两个月前就去世了。心痛中，庆幸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我告诉符茂陪，这些钱就交给阿合叔的家人，作为给他家属的安慰费吧！
人生如烟，生死由命。阿合叔从2005年12月和我最后一次见面，不到一年就匆匆走了。他在天国一定会遇见我的父亲，祝愿他一路走好，他和父亲永远是黎汉一家亲。这位善良而正直的黎族同胞，他的为人品格，是我们汉族人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是我怀念的人！
昌化江畔，那高高的猕猴岭在目睹、在见证着那一段往事，见证了一个南侨机工为民族九死一生、辗转回到海南所经历的挫折。30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成为历史而远去，但在我记忆的脑海里依然永存！
经过这一场十年浩劫，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在世时，他不愿谈南洋，不提南侨机工，更不想回忆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的抗战历史！
苍天有眼，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进。邓小平重返中央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让多少无辜的人们、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让这些南侨机工有生存下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新贡献的信念。
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尽管历史可以尘封、淡化，但却绝不能篡改。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又深奥的道理：历史终究是历史。
第一次见到他们，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南侨机工，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在国内仅仅二十多人。他们见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