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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那天,我和护士小刘比平日更早地来到了社区的方便门诊(小施家在外地,我们让她提前回去了)。这两天门诊量暴涨,今天光复诊的患者就有18位。小刘说:“但愿今天没有大病患者,能让我们吃上顿消停的年夜饭。”我也笑了笑说但愿如此。
说话间(7∶20左右)已有几位复诊的患者相继进来。大约一刻钟后进来一位中年男性,一看就是急性病容、醉酒貌。经问诊,他已经高烧3天,在当地按重感冒对其进行对症输液,症状没有任何缓解;体温39。4℃,有头痛、眼眶痛和腰痛,典型的三痛症状,尿量是平日的3~4倍,经体格检查“腋下有典型的出血点”。病人曾在大山里工作,因此我提请血尿等相关的急症常规化验检查,又请传染科会诊。一个半小时后,初诊为“出血热”。当我请患者转诊时,没想到患者死活不愿转诊。这怎么行?这时,我这里已有6位儿童和5位老人在输液。虽说此病传染性不是太强,但它毕竟有通过呼吸道传染的途径,且病情变化不定,危险系数相当高,因此我苦口婆心再三做此患者的工作。终于他点头随传染病科的周护士走了。
在做这位患者的思想工作时,又来了一位孕38周的孕妇。经查双侧扁桃体Ⅲ度肿大且化脓,体温38。7℃;声音嘶哑,呼吸略急促,音粗,肺部有湿啰音,急查血常规、血离子。结合化验结果,我初步诊断为“化脓性扁桃体Ⅲ度肿大;大叶性肺炎”,于是建议其住院治疗,但患者坚决不住院,说丈夫出差,家里还有一位8岁的智障孩子等她回去做饭呢。最后我们只好告诉她,先在这儿边输液边观察,下午再定夺是否住院。谁知在其输液大约一个小时后,适逢我们正要享用午餐时,此孕妇说要方便,小刘就去帮她。小刘回来刚想坐下继续用餐,还没吃两口,此孕妇又说要方便,这次由我陪着去。等再坐下时,小刘半开玩笑说:“该不会要生千禧宝宝了吧!”我也笑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我们的福气。”话音还没落下,只听有人在焦急地喊:“大夫快来,快来啊!”我们跑了过去,那孕妇说“可能羊水破了”,我一看她的裤子,已经被浸透了。我忙着和院妇产科联系;忙着安抚患者;忙着为她准备车子;又忙着跟她的邻居联系请他们帮忙照顾她那智障的孩子;最后联系了她出差在外的丈夫。直到孕妇被妇产科妥善安排后,我们紧张的神经才稍有缓解。看看周围病人的输液也都接近尾声,小刘笑着说,我们终于可以按时回家和家人共享年夜饭了。此时已是下午3点半左右(
医院规定,我们方便门诊今天只须工作到13∶00)。
正当我们打扫完卫生,脱白大褂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嘈杂急促的脚步声,惊奇间,一群人乱哄哄地进来了。只见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一名伤者放在诊床上,我急忙过去查看,边查边问受伤史。伤者是一名学生,他所坐的
机动车,被左边驶来的小公交车撞击后弹出,又撞到了对面开来的大卡车,最后落地。现在,这孩子明显贫血貌,意识尚清,但腰部以下到处都是鲜血,双脚皮温凉,足背动脉无法触及,血压60/40mmHg。于是我一边止血,一边让小刘紧急请院泌尿外科、骨科、普外科、肛肠科会诊,联系血库、CT室、手术室、医院的救护车。我无法完全止住他出血,泌尿外科江主任、普外科的黄主任应用了加压包扎、用止血带结扎等,还是无法完全止血。结合CT会诊,结果为:此患者骨盆多处骨折、移位,尿道断裂,会阴撕裂,髋骨、股骨多处骨折,多处动脉断裂,应立即转上级医院。但以患者目前的情况,是无法支撑到上级医院的,故我的门诊室变成了临时的手术室,对其进行了应急性的止血、修补术,同时开通了双静脉输血、输液。就这样医生、时间与生命拉开了竞赛的帷幕。这场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手术大战一直坚持到晚10点40分左右,在手术过程中这位患者曾出现3次休克。
当患者的生命指征相对平稳时,我们准备及时转送上级医院。虽然我已经很疲倦了,但我仍和小刘负责护送患者去上级医院。在2小时的路程中,我和小刘每隔一刻钟检查患者的生命指征,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凌晨1点左右,我们终于把小患者送到了省医大二院,交接后我们回到门诊时已是第二天凌晨的4点半左右。当我蹑手蹑脚回到家时,母亲轻轻地叫着我的乳名说:“回来了?那孩子怎么样了?你先去冲个澡,我给你煮饺子去。”我对母亲说:“我自己来就好,您快休息吧!妈,今天真对不起!”母亲说:“妈能理解,再说你姐她们都来了。比起那孩子的母亲,我知足了。”
那一夜,噢,不,是那个初一的凌晨,我是在“那孕妇现在怎样了?千禧宝宝有没有诞生?这位转院的小患者不知手术进行得是否顺利?是否会转危为安?今天大家是否吃得尽兴?母亲……”的牵挂中进入睡眠的。在梦里我都在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每个家庭都幸幸福福,整个社会都和和谐谐。”
这就是我医生生涯中千禧年的除夕。
我也成了病人
◆刘湘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申请评审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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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医生的一天》这个征文题目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觉得这个题目太简单了。作为医生,我已经度过了无数个一天,写其中的一天再容易不过,但当我拿起笔开始写的时候,才发现不知如何下笔。
医生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是一种使命,我已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都投入到这个能让我感到充实和快乐的事业中了。
我从事医学事业已有20个年头,但整天忙忙碌碌,不是诊治病人,就是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30岁开始长白发,现已是满头白发。真是很难静下心来仔细回顾我所度过的每一天。终于有一天我有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一天了,而这天恰好就是我患病的一天。
每天的超负荷工作加上饮食不规律,我患了“急性胆囊炎”住院了。阵发性的肝区绞痛伴夜间加重,使我每天只能睡上两三小时,禁食加上不能输营养物质(
脂肪乳引发“浅表性静脉炎”),本来消瘦的我更加瘦了,眼窝深陷了,脸颊像刀削了似的。浅表静脉充盈也越来越不好,技术娴熟的护士长对我毫不客气,发火地质问:“主任,您的血管不好,为什么老扎左手,而不扎右手啊?”我苦笑着说:“护士长,您看看我床旁的这些人吧,他们不是我的父母兄弟,也不是我的同事朋友,他们是专门找我看病的病人,都等着我看病呢!我得留着右手写字啊!”护士长含着眼泪,没话说了,只好在有十多个针眼的左手上再找好的静脉血管扎上了。
输上液体后,我坐起来开始接诊病人。有一个来自河南省的男性病人,腰背部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加剧,不能弯腰,外院诊断“强直性脊柱炎”、“椎间盘突出症”或“腰肌劳损”等,但经过口服多种非甾类抗炎药、柳氮磺吡啶及理疗、体疗等治疗效果均不佳,最后经过院里同乡的介绍找到了我。既然患者千里迢迢找我,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啊?我强忍着疼痛,仔细询问病史,结果发现患者自幼有小便流到内裤上一段时间后变褐色的历史,再仔细审视了患者的核磁片和CT片发现,从腰1到骶1椎间盘有普遍的变窄,回想起我数年前也见过类似的患者,最后给患者确立了诊断——“褐黄病”,推荐患者购买美国刚生产用于治疗褐黄病的新药“尼替西农”(nitisinone;商品名Orfadin)。这时我脸色苍白,头晕目眩,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静静地闭上了疲乏的眼睛,而眼角上露出了丝丝的微笑。这是我内心的写照——尽管我自己承受着痛苦,但为了病人能诊断清楚,早日康复,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乃至生命!
因为对工作的全心投入,我也许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错过了很多时髦的享受,错过了许许多多我没有留意的事情,但我丝毫不觉得遗憾。只有在勤奋不懈的行医道路上奔波攀登,只有在接受病人真诚感谢时的欣慰,才是我最大的快乐。新的一年将要来临,作为医生,我相信会有更加灿烂的每一天。
你健康,我快乐
◆朱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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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科为病友举办了一期“关注风湿病人、重视关节炎治疗”的健康讲座。
一大早,就有病人陆续赶到——有老年人,有年轻人;家住得远的病友起了个大早赶车过来,下肢关节活动不便的患者坐在轮椅上由家属推过来;正在住院治疗的患者朋友则手持吊瓶前来听讲……
我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通过典型病例,向朋友们介绍了风湿病、关节炎的防治知识,解答了病友们平时没有机会向医务人员咨询的问题,并针对病友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互动。看到病人满意的表情,我感到很高兴。能为患者朋友们做出科学的治疗指导,使他们少走弯路,是我们临床医生的心愿。
更让我高兴的是,今天我们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李美美,她是一位身患十多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也是位有着一个可爱宝宝的母亲。
10年前,李美美因为发热、面部红斑、咳嗽、腹水、四肢浮肿等症住进我们科,经全面检查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后,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除了能服点激素外,其他药物都无法坚持服用,也无法定期来复查。
到了2001年,激素还要服20mg/日才能控制病情,最可怕的是激素的副作用出来了,她因为股骨头坏死而无法行走……
带着从亲朋好友那里东凑西借的2000元钱,她再次来到我们科。看着这样一位正处于花样年华的年轻女性饱受疾病折磨,我们也非常难过。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的病情控制住,让她过上同龄人的正常生活!
征得老主任的同意后,我大胆采用了从杭州参加风湿免疫学习班学回的新治疗方法,配合中药口服外用……病情再次得到控制!
2003年,病人的激素剂量减至5mg/日,并丢掉了拐杖;2004年停服激素,并喜结连理、怀孕。怀孕期间,在我们的指导下用药,她平安度过了整个孕程。
2005年10月份,李美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幸福地当上了妈妈……
今天,在这样一个医生和病友交流的会场上,看着她幸福美满的一家,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喜悦。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很复杂的全身性疾病,多发于年轻女性,曾经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当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新药的不断出现,以及我们在临床上的不断摸索,这种疾病的预后也越来越乐观。
几年前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女主角“轻舞飞扬”就是因为这个病,永远离开了深爱她的“痞子蔡”。虽然那只是小说,但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SLE的患者因为疾病而失去了生活的快乐,乃至失去生命。而李美美则不同,她积极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并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虽然不幸患上了同一种疾病,但她比“轻舞飞扬”要幸运得多。
她只是我从医多年所治疗的成千上万名患者中的一个缩影。当医生虽然有辛劳、困苦、委屈……但看到一个个病人康复好转,总让我有成就感和感到欣慰。尤其是今天,是我当医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
◆陈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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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50,闹钟的鸣叫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极不情愿地从被窝中爬起,新的一天又将开始。洗漱完毕,匆忙往医院饭堂赶,吃完早餐,7∶30之前到病房,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
7∶30,换上白大褂,开始早交班之前的查房,粗略地把我自己管的病人看一遍,了解一下患者昨晚是否有什么不舒服,今天病人有哪些需要我去处理。
8∶00,全科准时交班,医生、护士都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主任来宣布“交班”。交班是前一天的夜班交给第二天的早班,要把病房里面的事情统统交代清楚,包括新来住院的病人,病情严重的病人,做过手术的病人……所有的内容都要写在一个交班本上。交班时间可长可短,事情多时则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不等。
交完班以后就是查房,一般在8∶30左右。内科医生一天最主要的事就是查房,端着病历夹从第一间病房一直查到最后一张病床。要问病人的病情,要检查病人的身体,还要判断分析,制订出新的治疗方案。如果是主任或上级医师查房,我必须汇报病史,还必须把主任的治疗意见——“医嘱”记在病历上。主任有空的时候会讲点国内外的最新医学进展,或者提几个问题考考大家,这个时候又得随时准备回答问题。查完房后就是开医嘱,开检查单、化验单,如有出院的需提前一天办理出院,写出院证、制定出院后的治疗方案。刚忙完这些,想要歇口气(有时候还没忙完),护士又过来告诉你新收了一个病人,要你去处理,只好赶紧去看新病人,问病情,查体,开出新的治疗措施,新的检查单、化验单……
终于忙完了,可以松口气了,一看时间,12∶10,可以去吃饭了。我来到食堂,此时已是菜少人稀,但我必须马上“补充自己”,因为下午还有很多的事情。吃完午饭后是午休时间,大约1个小时左右。
14∶30准时上班,到病房后先查房一遍,看有什么需要处理的,然后就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东西,包括上午查房病人的情况,主任及上级医师的治疗意见,新入病人的入院病历,大约需要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6∶00,作为住院总医师的我,拿上其他科室病人的会诊单,到兄弟科室看病人,了解病情,根据患者情况提出专科意见。最近全院几乎每个科室的病房都住满了,这一个月我也每天都能收到好几张会诊单,忙得够戗。
17∶00进行晚查房,挨个看一遍自己管的病人,主要是看看病人今天的情况,重点查一下危重患者,与当天的值班医师、护士交换一下意见,交待注意事项等。
17∶30,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肚子也饿了,快步赶到食堂吃完饭,想着还有资料需要整理。
晚上19∶30,看完
新闻联播以后,拿出要整理的资料紧张地工作着,一页、两页、三页……正忙着的时候,科室值班医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科室一诊断大动脉炎的患者出现左心衰发作,要我赶快过去看看,我立即飞奔过去。看到病人呈端坐位,呼吸困难,四肢、口唇紫绀,大汗淋漓,听诊双下肺满布湿啰音,奔马律,立即给予镇静、强心、利尿、扩张血管等处理,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待患者病情逐渐稳定后时间已至23∶50,向值班医师交待完注意事项后就回宿舍去了。夜深了,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星星满天,凉风阵阵。黑暗中我仿佛看到星星在告诉我:别太累了;寒冷中我仿佛听到风儿告诉我:您该歇歇了。但我相信星星会知道,我肯定风儿会了解,因为“选择了医生,就是选择了奉献”。
下辈子还做医生吗
◆董秀娟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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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报考医科大学,我当初是十二万分的不情愿。因为学医太苦,上学时,要摇头晃脑地背诵不少东西,不管理解不理解;工作后,还要继续摇头晃脑地背诵新知识,不管高兴不高兴。更要命的是,人生病可不会选择时间,白天或是晚上,上班或是假日,说来就来,毫不客气。可父命难违,只好就范。十几年已过去,现在再说不喜欢学医已是枉然。
医者,仁术也。医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妙手回春,能助人减少痛苦,但纵然小心,亦难免失误。曾经有人这样调侃医生:夜半无人,经过乱坟岗,不必担心,手持医生所开药单覆于额前,大鬼小鬼一概规避,比钟馗的像还灵,为何?大多是吃了开单庸医之药所致冤魂,即便到了阴间也还退避三舍。尽管夸张,足可看出人们对庸医的情绪发泄。
有庸医就有名医。病人看病喜欢找专家,专家身边难免会有一班实习生,帮帮忙什么的。可病人不干呐,实习生摸一摸都要撅嘴,碰上较真的还嘀咕:“我挂的可是专家号。”弄得现在的实习生成了见习生,简单的操作也要点名。就说护士扎针,谁也不能保证一针见血,可失败一针,脸色已不好看;两针下去,拳头已经攥紧;假如还有第三针,很有可能会报以老拳。有个名词叫新陈代谢,人虽然是自然界中最智慧的动物,终究也不能幸免于此。医生再伟大也还是人,那么,当好医生都“代谢”了,还有没有“新陈”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眼下的情形又相当的复杂,病人打医生、告医生的不少,所以,为自我保护起见,对什么样的病人采取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成了眼下医患关系中的重点。要死要活的大病,首先要告诉他来得太晚,也许了无生机;其次尽力抢救,可能无力回天;再三告知如有可能请转至上级医院。病好了,是我抢救及时,病不好,责任并不在我。难说这是正常的逻辑,却是一套有效的工作方式。
我院就有那么一个病人,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后因为合并症太重而不治。抢救病人的紧张气氛还没有散,家长就非要告我们,可每次出庭都很客气地对我们主任说“对不起”。知道对不起为什么还要告?因为他很清楚我们没有违反医疗规范,根本无过错,只是他为救女儿已倾家荡产,想让医院赔些钱,挽回一些经济损失。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医生的名誉,我们只好放下一部分正常工作整理证词,前后花费三个月之久,就为了一场本不该打的官司,无谓地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只此一宗即让人头大,全国上下又该如何计算?
病人,毕竟还是通情达理的多。治愈出院时轻松的笑脸,病情好转时的一句“谢谢”,苍白的脸上泛起的一丝红晕,或者仅仅是显微镜下多出的几个正常细胞,就足以让我忘掉以往的种种不快。快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不然,何以我会慢慢喜欢起这个职业来?
我自己倒没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