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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书嘴唇一哆嗦，站起来把手指着我说：“我是党员，你在侮辱我，也就是侮辱党，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一直在我旁边拿着照相机拍照的蓁子说：“你如果知道犯法就不会把我们的记者关起来，你已经触犯了非法拘禁罪。”
在支书身后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的那个小伙子冲着蓁子骂起来：“你是哪里的臭婆娘啥，这里用不着你多屄掺言。”
我猛一指对方说：“过来！”
那小子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看造型应该是支书的儿子，顺着我的话音果然走了过来，紧握着双拳说：“过来想咋？打哩嘛？”
在他话没说完整的时候我就已出手，耳光响亮。随着手动，心里的怒火喷薄而出，紧接着又是一拳猛击在他的脸上，不待他有所反应，我又抬起一脚踢中他的肚子。先下手的优越性在我这里体现得极为充分，那小子哇的一声大叫，踉跄着退后几步，却没倒地，我踏步上前，又是一脚踹翻了他。来不及收回脚，我就感到背上一疼，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回头看时，是支书提着椅子狠砸在我身上，蓁子惊叫一声，向我直扑过来。那时南子非已把支书打翻在地，我冲上去劈胸一把抓住，右手已拔出腰里的军刺，不是蓁子及时抓住我的手，那柄锐利的尖刀就被我的怒火冲进了支书的左胸。蓁子双手死死抓着我说：“谷子，你别这样。”
南子非也使眼色让我放下刀子，我看蓁子时，她的脸色都已变了，是我不顾一切的亡命架势让她惊恐。
支书的儿子从地上爬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一把长柄的板斧，拉开了架势准备向我劈来。
南子非已把支书的一条胳膊扭向后面，把支书往前一推，去迎接他儿子的板斧。我放开支书的衣服，抓住他的另一条胳膊扭过去，刀尖直抵着他的后背，让他挡在我和南子非的面前，冲他儿子说：“来劈呀，我把这个狗头给你。”
那柄板斧大概是他们用来劈柴或者砍树的，看分量只要放在人身上，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小朱和小王已在另一边各找出一把铁锨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在支书儿子出手时两边夹击。这房子虽说是村委会办公室，在闲时却被村干部当成了放置农具杂物的库房，随手抓起一件，都可以当作武器使用。
双方一时都僵在原地，先前挤进屋子里的村民纷纷退出门去。
我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都明白血战一触即发，而结局是谁也占不了便宜。
支书朝外面喊起来：“黑娃子，你把土枪提进来给我往死里打！”
我手上用了点劲，让刀尖抵进他的肉里，迫使他住了口。
大喇叭还在响着，这时我们才听清里面放的歌曲，刘欢在扯着嗓子吼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
谁是好汉？谁该出手？
我在心里盘算着，尽管我们先发制人，但形式对我们依然不利。我想不出那个黑娃子是否真的会拿来土枪，也不知道村民的凝聚力到底如何。
就这么僵持着，我一时想不出好的对策，他们也没有援兵来改变局势。只有刘欢的吼叫刺耳地夹在中间，说不出是谁在用这歌声挑衅对方，但在这时候却充满了嘲讽的味道。支书儿子高举的板斧像一个道具，在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砍也不是，放也不是，紧绷着神经的战备状态让他并不轻松。蓁子趁这机会，给他和那柄饱含杀机的斧头嘁里喀嚓连拍了几张照片。
第一部分第11节 绑架（4）
门外忽然一阵骚动，我的心也随之高悬起来，未及有所反应，门口已冲进来一个人，身体遮住了屋里的亮光。
是若智。他对眼前的局面扫过一眼后，立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若智抬起一脚，猛踹在支书儿子的后心，对方闷哼一声，扑地倒下，板斧也扔在一边。
变化突如其来，我抵着支书的刀子也不由松了一下。
支书儿子虽然倒下，口里却骂个不停，若智上前一步拣起板斧提在手里，转身一脚踢去，那小子向后一滚，躲开了。从小在兰州的街上打架长大的若智那受得了这样的谩骂，双手抡圆了板斧朝他的头砸去。
只听“喀嚓”一声，斧背砸在了紧挨着支书儿子头部的一个小凳子上，头没伤着，凳子却被砸得四分五裂。
在场的人无不失色，看那小子，已经湿了裤子，瑟瑟发抖着不敢再骂，也不敢爬起来。若智意犹未尽，踢了他一脚骂道：“去你妈的屄！敢绑架我们的人？敢给我们提斧头？你狗日的真是不想活了！”
我放开支书，喊若智让他住口。
若智看着我们几个说：“你们都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事我非血洗了这地方不可。
南子非也放开了支书，任他去扶起已经吓傻的儿子坐好，让旁边的一个小孩到里间关了喇叭。
门里又进来一个女人，让我大为诧异的竟然是江玲，那个缠着我们做采访的女人。但转念之间我就明白若智肯定和她有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
她冲着我一笑说：“主任，我们也来了。”
我向她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支书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话，脸色也慢慢地变青。
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公室打了过去：“县委吗？我是甘肃Χ报社记者，请让你们书记接电话。”
对方大概是县委办的主任，听我自报家门，连忙说书记们正在召开常委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南子非因采访被关和报案未被受理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一个小时前就有棠城商报的两位记者来县委了解过这事，书记已经知道，并责成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和公安局的人下来了解情况了。
见他如此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们还没进村时，商报随后跟来的记者就已经到了县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先去找县委。我知道以商报在西北的影响，县委的官僚们也不敢怠慢。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报的记者下县，都是书记县长要亲自接待的，在对待“喉舌”上，地方官员显得尤为势利，报社级别越高，在他们这里受到的礼遇也就越高，而我此前供职的报社和现在手拿的记者证恰恰是省内排第一的媒体，出于对他们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不敢对我们太过小觑。
我们与村支书和地方官员，说白了就是相互克制的关系，而让当官的忌惮记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胃疼不期而至，像一场意料中的阴谋暗算了我。
爬在A县医院的病床上，我双手紧按胃部，也止不住大汗淋漓。
医生在床边忙乎着，我在他们眼中却不是一个胃病患者。村支书给我的那一凳子砸得够狠，背上多处地方青肿淤血，软组织受伤，幸好没伤着骨头。
南子非比我伤得更重，他在先一天晚上被支书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人围住痛打了一顿，否则他们也把体壮如牛的南子非无法绑住，现在他躺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接受治疗。蓁子不停地给我擦去头上的汗水，那些医生也在我背上涂抹着什么药水。
两个小时前在石盘村，三辆呼啸而来的轿车解除了我们与支书的对峙，局势也彻底转向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一辆警车，坐着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和几个警员，一辆县委的车，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压阵，另外一辆就是《棠城商报》的新闻采访车，正是他们新闻部这次前来的两名记者，才撼动了平时坚如磐石的地方官员。车身上喷着的新闻采访字样，在日光下无比刺眼。车在奔跑时，那些字在某些人眼里是一面旗帜或者鲜花，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是已经出鞘的钢刀。
接下来就是对所有事件的调查，公安局需要取证，宣传部的意思却让我们赶快进城，说书记县长已经准备好给我们接风的酒宴，而潜台词无非是让我们早点离开这里，以免把他们的“家丑”张扬出去。
当副部长跟刑警队长看过我和南子非所受的伤时，他们的劝阻不再有力。趁他们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分成几组，对村小学乱摊派及打瞎学生眼睛的事开始突击采访。商报的两名记者为一组，着重采访南子非被关押的事件，若智和江玲一组，南子非跟小王一组，我和蓁子一组，留下司机小朱看着我们的车。
后来石盘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也在刑警队长的训斥下赶来，开着他们那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
待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副部长和队长都无话可说，支书和他的儿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押进了警车，随同给他们做伴的还有几个参与了殴打南子非的村民，他们慑于支书的淫威限制别人自由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失去自由的机会。
那个打瞎学生眼睛的老师也就是该小学的校长，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村支书的内弟，正是他们的串通一气才导致了学校的乱收费高得离谱。在这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的村子，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就有300多元，因为支书的蛮横，谁家孩子想不上学都不行，他打着普及九年教育的幌子敢随意给那些孩子辍学的家庭罚款，而一旦进了校门，在贪欲中诞生的收费名目就不可遏止地扣在每个学生的头上。
那个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话却失去一只眼睛的孩子叫马小良，他因为校长也就是他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限期让他们交纳早就通知了无数次的“学校增容费”，不交的学生将被开除学籍，而连开学时各种杂费都没交清的他在这个时候就被校长当了典型，特意提起来喝问他为何不交，他说：“我家里没钱交，我爸爸说这些钱都是不该交的，因为没有用在学校里，所以他不给我钱。”
就这么一句实话，竟让该校长勃然大怒，他高踞讲台指着学生开骂：“没钱交？没钱你就变个驴毬打肚子去！交不起你就不要念书。”骂完了还觉得意犹未尽，挥手就把黑板擦砸在了马小良的脸上，并且很准确地打在了右眼角上。
没收到９８元的“学校增容费”，却毁了五年级学生马小良的容。他失去一半的光明是在挨打１０多天后，校长便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即使马九华到处上访，也没谁出面给他的儿子以公道，唯一得到的优惠待遇是马小良从小学毕业，再不收他的任何费用。就这还是校长为应付上级来检查“普九”工作把马小良硬拉来充人数时做出的承诺，那时他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间。
我和蓁子走进他们家院子时这个早已辍学的孩子正在屋檐下剁猪草，他把刚从田野里割回来的青草压成一团放在一块木板上，左手按着，右手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用力剁在草上，只听嚓嚓的声音响过，那些凌乱的野草就在这孩子一只眼的视力中被切成细碎的草节。看见我们给他照相，忙低了头躲开那只已经溃烂的眼睛，不让我们照入镜头，而后匆忙把剁好的草装进竹篮里去河边淘洗泥土，唯其如此，野草才能成为猪的食物。
马九华知道我们是来采访并且南子非就是因为这事才被关起来，急忙把我们让进屋里，却没地方坐，唯一的凳子上放着一袋粮食，估计是怕放地上被老鼠咬破口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黑中透亮地露出些岁月的沧桑。除此之外，再看不到有别的家具，房子东边是一张土炕，没有褥子与床单，两床破旧的被子随意堆放在炕席上。西边大概是厨房，用一堵墙隔着，从不大的门里能看见一个女人往灶洞里塞着柴草。马九华说女人在给我们烧水，并要我们留下来吃饭。
我们谢绝了，问起他儿子的事，他说这两年给儿子治眼睛，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儿子的眼睛却不见好，并且影响到大脑神经。说着他从八仙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叠材料，有他儿子伤情的诊断证明和病历，明白无误地标注着患者的眼睛是受到外力致残；也有上访和告状的材料，他送了许多地方，却没一个单位留下或者过问。
后来他说：“不是我们不交那些钱，实在是交不起了，学校的收钱比我们挣钱还快，就是娃娃说错了话，也不该打瞎他的眼睛，我已经倾家荡产了，我还要把这官司打下去。”
等我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副部长时，他没犹豫就决定了把马小良带进城，专门安排在县医院治疗，费用暂时挂在了县委名下。
马九华奔波了两年没人搭理的事，就因为宣传部长的一句话使他的儿子住进了医院，这一事件也随即被公安局立案调查。
第一部分第12节 脱险
周洁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出了医院，伤势不太严重，医生开了一大堆活血化瘀消炎止疼之类的药物就算完事。其实我的胃已经折磨得我不想继续呆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汗淋漓。南子非伤得较重，长时间滴水未进，连饭也没吃一口，有些脱水，由若智和江玲陪着输液。
周洁问我南子非的情况如何，我手按着胃部，有气无力地告诉她子非已经脱险，受了点伤，现在正输液。她放了心说人没事就好，又问我怎么说话的声音都不对，我说胃疼，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她说你又是没吃饭吧，我说是。早上从棠城出来我们就没顾得上吃东西，到县城时我让司机小朱和小王吃了点面包，又匆忙赶到了石盘村，蓁子勉强吃了点，我没心思，一口也没吃下去，我的胃闲坐没事，当然就要发脾气。
她说你先吃点胃药啊，别把自己先累跨了，我说好，我现在就吃，大姐你放心好了。从家里出来时蓁子就已经给我带了药，而我只有在无法承受疼痛时才会吃药。我问她办公室有没什么事，她说今天该发的稿子都已经发出去了，今明两天因为是休息日，还差十多篇稿子要发，若智早上露了一面就再不见人了，她现在正赶稿子，看到晚上能不能全赶出来。我忙说若智和我们在一起，这阵子正陪着南子非输液，她说若智怎么也下去了？连声招呼都没有。我说他一听到消息就雇车急忙赶来了，我们是在村子里才见面的。若智在回城的路上给我说了他下来的事，早上他听说南子非被绑架，心想我不在兰州，办公室唯一能赶下去的就是他，匆忙之间叫上江玲开的出租车直奔Ａ县，临走还不忘提上那把长近３尺的马刀，那是张胖子新买了一把长剑之后退役给我的兵器，我一直没派上用场，被若智拿去放在自己家里。在江玲的车上我看见那柄用布包着的利刃，心里忍不住有些后怕，如果当时有村民参与进来，以若智的卤莽脾气，今天不被他砍死几个人才怪。若真出了事，我的一切也就到了尽头。
副部长已在县委招待所给我们开了房间，商报的两个记者正在房间写稿子，两个多小时的调查，足以让他们完成一篇新闻。
走进给我和蓁子的单间，我再没一点力气说话，爬在床上，用手按住胃部，想让它在我体内的蠕动不那么剧烈。胃药早就吃过，却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大海，连一点浪花都没有，而胃疼依旧。
蓁子鞍前马后给我弄来一点吃的，我却连一点食欲都没有，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喝了半碗醪糟，疼痛才略有缓解。
面对我有气无力地爬在床上的样子，蓁子一筹莫展，看她焦急的神情，我知道痛苦虽然由我承担，她的心里也不好受，“夫唱妇随”的另一种解释可能就是这样。
蓁子的电话忽然响起来，她拿起看时，连呼大事不好：“是妈的电话，她还在等我们回去呐，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我的头也在一瞬间大了，就是，怎么就一点没想起来给他们说一声？从早上起来，我们压根就没想到在昨天承诺了要去L城看望蓁子的父母，而他们还在等着我们一起吃午饭。
蓁子接起电话，大概知道有可能挨骂，先做出一个女儿的娇态说：“妈，你先别生气哦，我跟谷子在甘肃的Ａ县呢，早上我们正准备回去，忽然接到电话说他的一个同事在A县采访时被人绑架了，我们就赶紧赶过来，一急倒把回去的事忘了，人已经救出来了，受了点轻伤，是啊，也忘了给你和爸打电话说一声，妈，蓁子给你说对不起了，啊，好好，你跟谷子说，他也受了点轻伤。”
我接过电话时手有些哆嗦，对做好饭苦苦等候我们的老人，我真有些无地自容且无言以对。
“童童，你没事吧？”准岳母在电话那端有些急迫。
“妈，我没事，就是背上受了点轻伤，已经没事了。实在不好意思，让您和爸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没想到会出这些事。”
“只要你们没事就好，我和你爸还一直在担心你们，中午饭还等着和你们一起吃呢。”
挂了电话，我不觉血往上涌，那一份愧疚，出乎我意料地强烈。上学时母亲总是在院门口等我回家吃饭，可我因为贪玩老是磨到天黑才肯回去。母亲那时候的焦急和失落与此时岳母的心情应该没什么区别。
为了我们的一顿晚饭，当地政府竟然在酒店里大摆了两桌。而我们的人连小王在内也只有8个，作陪的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我知道这顿饭吃过意味着什么，但没能架住宣传部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轮番邀请，被强行拉进了餐厅，似乎我们不去吃他们也就失去了一次暴餐的机会。
在我们的理解中，这是一场好吃难消化的鸿门宴。
席间书记县长轮番把盏，那些随从推波助澜，其中心思想也不外乎把我们灌大，以便给他们的报道换成光明的一面。宣传部长和主任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也频频露出这种意思。
处在这样一个无趣且虚假的盛情包围中，我觉得浑身不自在。酒过三巡，我借口胃疼和蓁子回了招待所。
后来听说他们的那一场酒喝得并不痛快，《棠城商报》的记者属于软硬不吃的那种，他们遵循着自己的职业操守；而若智和南子非则纯属和他们对立的一面，并且我们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和所有的传媒人一样，都有着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压根就不尿他们那一壶。所以饭后他们准备的８条中华烟只送出去两条，江玲和小王各拿了一条，江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