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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口气。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离开上海的经历平顺简单，甚至有一种喜剧的轻松。但是，对于爱玲，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
《对照记》里有一张照片一直是我最爱，她穿着缎子作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短发。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衣服和人都是那样寂寞，搭配得却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难以确定它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爱玲照这张相时的天气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个瞬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地址是香港兰馨照相馆。
一九五四年，她从上海到了香港。那时候她早已和胡兰成离婚多年，彼时看上去，仍是一株兰花，开得淡妆浓抹两相宜，只是少了赏花人，略略显得意兴阑珊。
对照记上写着这样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样的感慨流露出晚年凄凉的感受，然而在当时，也未必不会有“一洒泪”的冲动。看看照片就知道，爱玲的神情，是有些落寞在里面的。
她走了，避开那一场喧天彻地的浩劫，否则，以她的身世纠葛，是否能安度余生，不可得知。不过，她避居美国的几十年里一直都为生计所迫，再没有惊世的佳作问世。究竟是幸与不幸，人生不是试验场，已无法分说。身在异乡，颠沛流离，清贫寡淡，这些都并非是关键，只是离开了“底子”，就少了涂抹的背景，即使那底子是灰暗阴冷的也毕竟衬托出她的光彩。她的创作生命，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胡兰成无疑是她的宝，她的珠，她生命的光辉所在。离了他，她的确像一条灵蛇失去了口中衔着的夜明珠，不再美得兵气逼人。她情感也许真的是枯萎了，但性命一时总是无碍的，她若是一朵花，他至多是滋润她的水，让她凋谢却是土，是中国，是上海。
没有人爱，她还可以依靠文字赋予的灵力活下去，爱玲擅写的世俗情爱，没落贵族，市井小民，她高看红尘三千里，活得自在而洒脱。一旦离开了中国，尤其是上海，她才是真正的枯萎了。她连写上海人的坏，也写得玲珑剔透，好象雨夜点燃一盏琉璃灯似的，明丽得叫人叹服。她自幼读《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三岁能背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吟得前清遗老泪沾襟，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点一点孕育雕琢出来的。她的根，不是美国的一点基金可以移植的。
如她所说：“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我们依然在这个时代，只是拐了一个大弯又回来了。人性底色始终未变，时代的底色只是抹上了一点污色。她辗转反复，至死没有再回来了。离开上海，她自是凋谢了。但是，她只是早早凋谢，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轨迹。
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今天的上海，似乎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繁华蜃景。掀开一看，不过依然是以前的底子。只是少了一双眼睛，冷眼而热望的注视。
中国的天空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这段文字摘自《诗与胡说》一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距离她别家去国十年。与前文的论诗评人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却清楚表达了她一贯的想法：舍不得中国，舍不得上海。结果却是不得不离开。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爱玲对着滔滔白浪，黯然地笑。爱玲再回头，看一眼香港，它毕竟是属于中国，带着母体的芳香。再伸手抚摸一下阳光，它毕竟是中国的太阳，那阳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张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样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阳光就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懒洋洋煦团团的午后散阳，再不会静静地照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即使照了，也没有人再拉开窗帘去感受了。
那个遥远的异乡，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为什么会去呢？也许她想在那里寻找在上海失去的梦想。去国总是悲壮的。这是怎样的伤感啊？
《红楼梦》里写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金陵十二钗正册》。看见探春的一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宝玉那时总在似懂非懂之间，不能解悟。
若是，他的眼光再长久一点，能看到后来爱玲的样子，他会不会了解其中的深意呢？
别故国，别故土，别故人，从此家国两不全。海天辽阔，却无一处是家，人是苦海孤舟，风中落叶，何依何靠？也许顷刻间就风吹浪打，尸骨不全，何怜何惜？
命运有时候惊人地相似，躲不开，逃不掉，还是纠缠。写着写着，连我亦失落在命运的无常中，黯然神伤。谁逃的开命运的摆布？
喧嚣的纽约，热闹的洛杉矶，无法释怀一个寂寞女人的心。只有上海，一个绝顶繁盛，却又绝顶寂寞的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家园。爱玲的苍凉不是荒野的苍凉，而是开到荼縻花事了的苍凉。真正的寂寞不是在乡村僻野，而是在喧嚣的市井中。如同寒冷给人温暖一样，喧嚣常常能令人寂寞。
据说，她晚年在美国隐居，邻居都不知道这个瘦瘦的东方老太太是中国一流的作家。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不懂汉语的人懂得爱玲的文字，真是太难了。
爱玲的英文好，从小就好，英文书没有读不懂的。但毕竟中国的文字才能淋漓地展现她作品的精髓。没有了汉语深重厚密，掘而无尽的语境，她的文字就像蝴蝶折翅，美则美矣，灵魂却在一点点地流失殆尽。
在生命深处，看着《对照记》里那些古老的旧照片，爱玲像是欣赏着古老岁月的流逝，感到温柔与惆怅。在温柔与惆怅的回忆里、在异国他乡浅吟低徊着那句“补了又补，连了又连，补丁的云彩的人民”，“我真快乐，我是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的天空，“暮色渐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天空。”
盛大的帷幕拉开了，却发现一个空落的舞台，没有一个观众。才是真正的寂寞。纽约、台北、香港都没有这样的背景，她的才华和思绪找不到落点。
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执子之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爱玲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与赖雅相遇。此时赖雅六十五岁，爱玲三十六岁。
三月底，俩人互访对方工作室。四月一日，他们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五月初，彼此觉得很投趣。
五月十四日，赖雅告别营地，爱玲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六月三十日，爱玲申请的期限满，搬进了纽约一位营友家。
七月五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赖雅回信向爱玲求婚。
八月十四日，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感情生活。
时间、事件，单调而枯燥。全然没有第一次婚姻那样的浪漫和激情。
以爱玲的清高矜持，如何如此之快堕入情网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觉得多余。”这是爱玲对赖雅的评价，十分少有。
虽然“懂得”，却难生“慈悲”，言语中多少有些无奈。于是，就有这样的猜度：赖雅是爱玲面临生活窘迫的一次选择。他的关怀和热情感染了爱玲，他的聪明和善良让爱玲心动。
选择胡兰成也许有俗命的意味，赖雅的出现却是如此偶然。此时此刻，她需要一个丈夫，却不是一个中国人。理由或许与她最要好的朋友是炎樱，而不是苏青一样。
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如同她的第一婚姻一样，难以评说。
赖雅对爱玲真是好，琐事不用她经心，照顾得周全。他给了她所需要的安全感，是在胡兰成那里失落了的。胡兰成是人世荡子，随风飘荡，自己亦不晓得根在哪里，如何肯给人安全呢？他能给她欢欣喜悦，让她欲仙欲死，就是不能给她“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与第一次曼妙时光，短促亮丽的结合相比，爱玲与赖雅之间，更像是婚姻，平实坚定，一步一步在红尘中捱。她与他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只是激情退居次位。毕竟与胡兰成曾经有过的那段鲜艳明亮的青葱岁月已过了十一年，任再好的柳色皓雪，也败成了碧云天黄叶地了。
这样的婚姻，虽然平实，却是沉重的。我第一次看到赖雅留下如此之多的日记，震惊且又感慨。那些记录着他和爱玲生活的细节，至今留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图书馆里，数量巨大，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凝重。
赖雅是好人，亦算得才子。曾为好莱坞请去过编剧。编剧是舞文弄墨中最痛苦的工作，搜肠刮肚地想故事，格式却单调，永远逃不脱对白场景。天长日久灵感枯竭，才情又为名利所滞，竟是渐渐落于下乘。他能够给予爱玲的安全感总是有限的。
他们结婚前，爱玲已经怀孕。赖雅虽然向她求婚，却又坚持让她打掉孩子。爱玲必定是矛盾痛苦的，但又能如何呢？两个居无定所，收入微薄的人，生了孩子，依靠什么生活呢？不仅对赖雅是个难题，对于初来美国，希望依靠写作重新开始的爱玲，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充满了悲哀，想到中国一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哀痛真是直见性命，毫不留情。
以后的生活亦是这样的艰难坎坷。她的书在美国的销路远不如在故国，所以经常折回台湾和香港赚取生活费。她为了写剧本累得眼底出血，这般凄凉的事，爱玲亦做得响当当，因为心无卑贱，自然人无卑贱。
她在年老时，赖雅数次中风，都得爱玲的悉心照料才康复，很难想像这个在上海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女子，是怎样学着慢慢去照顾别人。女子亦是会长成女人的，她当自己是他的妻了。
如果没有爱玲，那个善良热情的老头可能永远无法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偌大一个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里，有如此之多热情的老人，却与遥远的东方无关，与中国无涉。他改变了爱玲，影响了中国。他却至死也不知。
红玫瑰与白玫瑰
一日看书，有人将爱玲与胡兰成比做“旧时的才子佳人”。乍看，很有些不破不立的味道。又说这俩人的种种情爱，大抵不过一个是春心萌动的少女，一个是风流成性的情场荡子。相爱，不过是一对自恋的人，“龙华会上巧得见，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结果。
看下去，心底终是怏怏不乐。觉得这样的评论，比我们这些游走在故纸堆里拨拉垃圾、拾人牙慧的还要无聊。不论写爱玲的人有几许，她的事被说烂了几遭，我想爱玲是能原谅我们的。她本就不是爱计较的女子。我们这些人也可自我原谅，因为从心底或是爱她，或是惜她，或是敬她，或是懂她。至少不会为了表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排遣爱玲。论人，先必意诚，而后才能两两相望，彼此心照。
我想，那人也许不知爱玲是多么情意深重的人。对胡兰成如是，对赖雅更是如是。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在《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如是说。后来我却发现，缔造这段名言的主——爱玲亦是这样的姻缘。与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她用自己心血浇灌的，俯仰无愧的壮丽。
清酒一盏，月色昏沉。你我素手纤纤，且把那只红玫瑰来赏。你看他，娇艳欲滴，如花解语。“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这是他的话，一如既往让人惊艳，如他本身艳如红玫瑰，情场上纵横，寂寞得不见对手。
这个人，从相逢的那一刻起，注定成了她心口的朱砂痣。谁叫她恋他儒雅端然，谁叫她恋他博学敏思，谁叫她恋他趣而多闻，恋他“君子如响”。
她爱上他是一种激情的喷发，无可逃避。暗沉晦涩，少女时代的情感累积如洪，他的到来令闸门打开，情感之流一泻千里。
他是上海艳阳，温暖爱玲的心底暗伤，照得她如生如死。她在上海的街道，弄堂里，翩然起舞，变成了一个天真快乐的女子。真是爱了，无论长久，至少给她带了快乐。爱情的丰盛，有些人一辈子也无法体验，他们只是暮暮地爱，暮暮地凋谢。而她毕竟因他盛放过。
所以爱玲不怨不恨。她知道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红玫瑰。
因着《今生今世》的缘故，我对胡兰成的印象要比对赖雅深得多，且不论胡的人品如何，至少他在才情博学上，是与爱玲相当的。对于赖雅，我却知之甚少。想必也有他们的情分。
而现在，我只是在想：赖雅能够懂爱玲么？即使懂，又懂多少？两个人可会在灯下紧挨着，细语喁喁？可会谈“红楼”论“诗经”，可有如同弃了尸身的惊动？可会在一起看印度壁画及日本浮世绘？
这样的娇音谑语，她给了她的红玫瑰，还能再给别人吗？那个人再好，亦只是俗世相携相扶，蹒跚到老，再不能神交意会，照胆照心了。
赖雅更像她的白玫瑰，色彩淡得只能用生命的余光去描摹，不能轻不能重，笔笔是慎重。
红玫瑰的花期已过，就要渐渐接受平淡，接受床前那一抹明月光。十年生死两茫茫。后来胡兰成虽写信去撩她，有重修旧好的心思，爱玲却有季布一诺的果决和伯牙摔琴的洁烈。两个人断无重续前缘的可能另外。
我恍惚听见爱玲说：我的生命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红玫瑰，一个是我的白玫瑰。这两个人我都不负。“生死契阔，与子成说”，这样苍凉的誓言，壮烈的诗句，我是尽力去完成了——用我的人生。
我相信，她是真的倾尽全力了。
俗世的幸福
亦舒写《胡兰成的下作》一文，看来是动了真气。先是将胡兰成狠狠贬损一番，甚至骂出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这样的话来。
然后，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管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又说：“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种热烈的情感面对爱玲，爱她的人，爱与她相关的人。这种情感浓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东西，却又不忍心。
沿着亦舒的问题下去，我就在想，爱玲是否真的有过传统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计、背叛，几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题。爱玲将世界的底牌揭开了，看到底色是荒凉的，甚至没有着上一点光明的色彩。“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她对于尘世琐碎津津乐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应该是海洋般平静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爱玲，很难让人将她与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联系在一起，更难将她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兰成，第一个拥有爱玲的，该是谁呢？一个原子物理学家？我对那个时代以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他了。
至于赖雅，那个爱玲三十六岁遇到的美国人，一个热情、体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给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她如何评价自己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从她一贯的做派来看，也许不是为了钱。她在美国、台湾、香港之间奔波，居然是为了给他治病。这样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虑，就草率决定了。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虽然关注种种细节，在她的小说人物中，有许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却难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草草而成。散漫，缺乏节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难以用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来描述。这给我清晰的表达增添了许多难度。或者正是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这样俗世姻缘带给她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的。再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