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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本不仅布下了谋杀张作霖的必死之阵，为了逃避罪责，嫁祸于人，还在炸车事件发生前后故意大摆疑阵，企图把水搅混，转移世人视线。河本在奉天找了三个吸毒的无赖充当这次炸车事件的替死鬼。
6月3日凌晨，在北京的竹下义晴武官在车站匆匆送走张作霖后，立即用暗号给河本拍发电报：“三日，午前一时十五分，特别列车从北京发车，‘那个人’在第八号车厢”。竹下的电报像是一道行动命令，立即启动了河本计划的整个机器。京奉沿线的情报人员也都陆续电告张作霖专车的通过时间。6月4日清晨4点来钟，已经确认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离开了距奉天仅60公里的新民车站，5时18分驶过皇姑屯车站，这里距离终点奉天车站只有10分钟路程，列车速度降低为每小时10公里左右。早已接到河本命令的东宫大尉，这时紧张地站在铁路边。5时20分，随着铁轨的颤动声远远望见一条黑色长龙亮着前灯徐徐驶来，东宫叫了声“来了！”举手一挥，埋伏在路边高粱地里的十余名突击队员立即散开隐蔽。东宫急忙跑进哨舍，把手指放在起爆按钮上，屏息注视着迫近的列车，好容易等到第七节车厢进入爆破地点，便用力按下按钮！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的神田中尉已经按下备用按钮，顿时轰隆一声，鲜红的火焰随着巨响冲向天空。东宫注视着被烈火包围着的车厢，断定张作霖已经丧命，认为没有必要再使用突击队，于是立即下令总撤退。东宫大尉完成了爆破任务，马上命令部下卷收引爆用的电线。部下退去后，他还沉着地用长靴的靴底仔细撩起被电线压倒的野草，直到完全消除了电线留下的痕迹，才从容不迫地离开现场，去向河本复命。
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照搬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嫁祸于人的手法，又于1931年9月18日夜，袭击沈阳城外文官屯南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随即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命关东军进攻沈阳，开始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
嫁祸于人之例说——自由女神险遭拍卖
1985年以前，因纽约的自由女神脚下的一条输水管道年久失修而漏水，联邦政府因此对泽西城欠下了近百万美元的水费债务。联邦政府既不修水管也不偿债。泽西城多次交涉却连连碰壁。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泽西城政府声称要拍卖自由女神像，因为这是联邦政府在泽西城的惟一财产。联邦政府理屈词穷，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办法。他们告诫泽西城政府：美国人拍卖自由女神就是拍卖自己的祖母！是让全美国在世界出丑的蠢事！由于这一巧妙的比喻，使泽西城政府无法再提拍卖之事，这才没有让自由女神登上充满铜臭的拍卖场。本来拍卖自由女神对联邦政府来说是一个难堪的事情，但联邦政府将这个“祸”转嫁到泽西城的头上，巧妙脱身。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志。”说理中，巧妙地比喻可以生动地表情达意，增强说理之力量。
嫁祸于人之例说——拿破仑挑唆俄国斗英国
拿破仑在漫长的战争中，最主要的敌人是控制海上霸权的英国，因而他总把争取东方的农奴制沙俄帝国作为他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拿破仑上台不久，就利用俄国同英、奥的矛盾，寻求同俄国接近的途径。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同奥地利进行军事较量的同时，密切注视着俄、英两国为争夺马耳他而造成的严重对立，决计利用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分化瓦解。1800年7月，拿破仑采取了一项重大的外交步骤。他通过外交部长塔列朗给沙俄政府一封信，表示法国可以立即和无条件地将6000名俄国战俘连同他们的所有军旗送回俄国，并宣布为每个战俘配备新武器和发给新军服。接着，拿破仑又给沙皇保罗写第二封信，重申法国抗击英国保卫马耳他的决心。
在拿破仑的不断拉拢下，沙皇保罗一世态度迅速改变。他在登基谕告中曾经声称，要用一切手段推翻“狂暴的法兰西共和国”，并曾是欧洲封建干涉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与积极参加者。现在，他咒骂的拿破仑如此“友好”地对待俄国战俘并表示要保卫马耳他不受英国侵犯，而自己的盟友英国却“背信弃义”，把原由沙俄控制的马耳他据为已有。于是，保罗一世决定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放弃干涉法国内政的政策，表示法俄两大强国协调起来，就能对其它地区发生有益影响，建议法国在英国沿岸采取措施。保罗一世宣布对英国所有船舶的封港令，驱逐路易十八，派使者到巴黎签订和约和商讨成立法俄联盟事宜。沙皇甚至计划与法国联合，把英国人赶出印度。
拿破仑面对强大的反法联盟，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来解除困境自然是不行的。还要通过政治或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化敌人营垒中的主要成员为自己的盟友，这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拿破仑抓住俄英矛盾的要害——马耳他问题作文章，拉拢俄国同法国接近，借以孤立和打击英国，确属上策。
嫁祸于人之例说——密特朗被迫退让
1959年10月15日夜，密特朗在巴黎天文台公园遭到一伙人开枪袭击。这就是当时轰动的天文台公园事件。新闻界和几乎所有的左翼组织都行动起来，慰问密特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但事隔不久，10月22日，凶手佩斯盖突然露面，作口供申明这是一次应密特朗本人要求而策划的行动。转眼间，密特朗从一个无辜的被害者变成了骗人的肇事者。一时间乌云压顶，谩骂声、讥笑声、责问声像狂风暴雨般向密特朗袭来。在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为此建议取消密特朗的参议员资格。而当时密特朗却既不申辩，也不反击，他认为，对于这种经过周密策划的栽赃陷害，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置理。
密特朗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决定暂时隐退，以退为进。平日，他埋头读书，专心写作。清晨，他去朗德树林散步，呼吸那清爽而新鲜的空气，欣赏一番茂密翠绿的田野。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他忘掉了萦绕在心头的忧愁和烦恼。1960年春，他到国外作了一次旅行，到过中国、美国和伊朗等国家。在中国，他参观游览了不少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回国后，于1961年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该书的出版，赢得了不少读者的欣赏，密特朗的名字又重新在法国社会上传扬。在1962年1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他东山再起，终于击败戴高乐派在涅夫勒省的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竞选人让·塔耶尔，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政敌为了陷害密特朗，设置圈套，有意栽赃，使其有口难辩。密特朗以退为进，转移人们对此事的注意力，让它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淡忘，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伺机复出。密特朗正是采取这一计谋击败了对手。
嫁祸于人之例说——斯大林识破祸水东移计
1938年，欧洲大陆风云变幻，战争危机日益临近。希特勒一面大肆叫嚣消灭社会主义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首先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等国一味退让，他们不做抗击德国的准备，却企图诱使希特勒向东进攻苏联，以待苏、德战争两败俱伤，他们则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祸水东引”政策。为此，英、法卑劣地屈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此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苏联党看到英、法政府一意孤行地要把德国推向侵略苏联的道路，如果再要同英、法结盟共抗德国绝无可能。而苏联要与德国单独作战，在目前的情形下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斯大林周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看到，尽管希特勒无比仇视苏联政权，但他却不敢冒首先进攻苏联的危险，希特勒的算盘是先向西方扩张，击败法、英，统治整个西欧，然后再掉转头向东方进攻。面对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重大威胁，面对英、法政府的险恶用心，斯大林和苏联党决定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使苏联摆脱严重困境和危险。
恰在这时，希特勒已决定实施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同时，他也得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希特勒深感忧虑，他害怕一旦英、法、苏三国结盟，他将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况，而且他也难以实行他的“白色方案”。因此，希特勒在1935年5月到8月间一再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向苏联政府表示，德国无意入侵苏联，希望改善苏、德关系，使苏、德关系“安定化、正常化”。到了8月20日，希特勒已经急不可耐，因为9月1日就是德国向波兰动手的日子。希特勒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就在这不久以前，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发动进攻；而德、日两个法西斯又在谈判结成军事同盟，苏联有腹背受敌的现实危险。在种种危机下，苏联政府终于做了重大决策：同意里宾特洛甫前来莫斯科。
1939年8月：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拥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经签字便立即生效的大权，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条约规定；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进行侵犯和攻击；缔约双方之一，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决不支持第三国；缔约国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国家集团。条约规定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苏联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反而爆发了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英、法两国怂恿德国侵略，自食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大加称赞苏联这一政治外交策略，说这是英、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摘自《三国智谋应用500例》
七。韬光养晦——刘备借雷巧掩饰
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二人也就不再多言了。
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刘备说：“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这样，把自己闻言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曹操自以为英雄，又心里害怕刘备与之敌对，一向只是以心相待，没有当面说出。可是“酒后吐真言”，不觉顺口说出。刘备在此期间一直装呆，如今却被曹操一语道破，心中哪能不惊？于是筷子不觉滑落地上。为什么说是英雄，刘备便举止失措？原因是刘备虽投靠曹操，却始终不甘寄人篱下，始终图谋东山再起。但是曹操生性机敏，怎会对刘备的失态不生疑心。于是刘备乘雷声大作，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亏此一语随机应变，平白地把自己的失态行为掩饰过去。又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淡淡一语，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真是警灵，竞把曹操也瞒过去了。刘备随机应变，借雷巧掩饰自己的失态，使曹操对他没起疑心，实在机警敏锐过人。
＇评析＇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善于保存自己，激流勇退，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隐藏自己的才华，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或目的，这是力量不足，处于劣势时以保护自己，以待今后东山再起的良谋。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人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韬光养晦之例说——王守仁让功
明武宗时，宸濠叛乱，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逮捕了宸濠，把他囚禁在浙省，当时正赶上皇帝南巡，驻在留都。中官诱骗王守仁放宸濠回江西，等皇帝亲征时再把他擒获。中官派了两个宦官到浙省传达他的命令，王守仁指责中官的这一行为，却收下了他的命令，因中官害怕，这件事就作罢了。
江彬等人妒忌王守仁的功劳，散布流言，说王守仁开始时与宸濠同谋，听说朝廷的大军出征后，才把宸濠逮捕以开脱自己。他们想把王守仁也逮捕起来，把功劳归自己。王守仁与张勇商量说，如果顺应皇帝的旨意，也许可能挽回局面，假如不听朝廷的旨意，而反抗他们，白白引起那些小人的怨怒。于是就把宸濠交给了张永，再上表告捷，把捉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门，要求皇上不要到江西去，王守仁自己也称病在净慈寺养病。
张永回到京城，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以及他让功避祸的做法。皇帝悟清了是非，于是制止了对王守仁的指控。
韬光养晦之例说——朱元璋缓称王
起义军称王，如果不在实力、威望达到适当程度时进行，反会失败。时机不成熟时，必须实行以退为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朱元璋在公元1356年攻占南京后，采纳了谋士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减少了敌人，发展了势力，待时机成熟后，一旦称王，稳稳当当，终于成了明朝开国皇帝。
韬光养晦之例说——曾国藩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