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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半小时的耽搁，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先不去说她，只记住她叫“小玲珑”就是了。因为“小玲珑”，他们才晚到了这一个半小时，结果，他们就撞上了一个空校园。
这个学校，说来奇怪，它建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那座它冠名的小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此刻，它陷落在就要起来的青纱帐中，一片静谧。它身后也有一条河，叫作潇河，这学校艺术系里的学生，就总是在潇河边写生，画它的蜿蜒、草滩和芦苇，或者，去那里挖雕塑用的胶泥。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4）
只有一条公路，一个汽车站，将这旷野中的学校和那座小城连接起来，城里开出的汽车，一天中，有几班从这里经过，其中一班就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这学校，周六下午是没有课的，所以，这学校的学生们，在周六的中午，午饭前就纷纷离校了，或是赶那班汽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随便搭一辆顺风车。等他们赶到时，晚了，这学校已是一座寂静的空巢。
当然，不会是杳无一人，不会是一座鬼城，总还会有一些不回家的人留守，可那有什么用呢？不会有一个他们期待的、热烈的、戏剧化的“会师”场面了。他们兴冲冲地，赶了九十里路，却扑了空。他们站在人家的校门外，有一点茫然和失落，还有一点点抱怨。他们又累又饿又渴，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连个打尖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只好找了个树阴处坐下，沉默地，吃他们带来的面包和干馒头，喝着水壶里最后的一点清水。午后的太阳，晒得庄稼叶子蜷起来，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咝咝的神秘的响声，那是水分在阳光下蒸发的声音，袅袅升腾，像万物的灵魂。他们吃得无精打采，可地上一群大蚂蚁却兴奋不已，呼男唤女地，忙着来搬运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潘红霞低着头，看着那些忙碌的渺小的生命，一只蚂蚁，坚韧地，磕磕绊绊地，挪动着远比它庞大的一块面包屑，它几乎是在拖着一座山脉爬行，身子一歪，翻倒了，向着天空祈祷一样拼命蹬腿挣扎，又翻过来，再爬。真是愚公移山哪。她看得出了神，心里慢慢慢慢涌上来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一天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他们是谁呀？他们怎么会一筹莫展呢？他们最终还是把他——文学新星找到了。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途经那座小城时，他们闯进了人家的家里。其实，他们只有他一个大概的地址，是从那学校留守人员那里打听来的，知道他住在那小城，一个很大的厂矿区。他们想，好了，就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他们真把他捞出来了，从一个有着万余名职工，大得本身就像座小城一样的厂子里找到了他的家。那样的工厂，只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专家的手里，才可能诞生，辽阔得简直奢侈。到处是树，建筑却朴素，结实笨重，在标志性的地方，比如，一座俱乐部的屋顶，往往有一颗克里姆林宫式的孤独的红星。
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学新星的小城，甚至，在我们的省城，都还没有煤气。我们还在用最古老的方法：生火做饭。在我们这个盛产煤炭的地方，煤自然是主要的燃料，“和煤泥”是家家户户的男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最平常的一项家务劳动。
他挽着肥大的裤腿，穿一双拖鞋，夹脚趾的，类似日本木屐的那种，他穿拖鞋劳动这一点让姑娘们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娴熟舞动铁锹的双臂，非常健壮、结实，是劳动者的双臂。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个到处是树的大院子，凉爽下来。煤堆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儿，一岁，也许是一岁半，扁扁的小鼻子，双手捧着装了橘子水的奶瓶，喝两口，举起来，冲着那个劳动者，爸爸爸爸一阵喊叫，快活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肺腑之言。那一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家之主，和父亲。
当然，他们来了，呼啦啦一群，他们向他走来，在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这是史诗的一天，奥德修记的一天。奔波、坎坷、挫折，然后是，家园和美景。他们走向夕阳中劳动的他，他很惊愕，直起了身。他们中为首的那一个，向劳动者伸出了右手，叹息一样地说道：
“我是刘思扬。”
“哦——”他扔下了铁锹，用沾满煤灰的手握住了那只手。他们会意地、惺惺相惜地、感动地握在了一起：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七七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另一个七七级邂逅相逢，只要彼此说一句：“七七级的吗？”仍然，会有一种亲近感：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无论生活使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贵，堕落还是高尚，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句“七七级的吗？”就是一句重返青春时光的符咒，一句意味无穷的暗语。七七级，这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共同维护的回忆：他们创造了共和国校园历史上短暂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浪漫时光：自由和诗情的时光。那是他们每一个卑微者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合力创造。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看那所学校吧，河边的学校，潘红霞刘思扬的学校，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没有一座上年纪的建筑，春天，沙尘暴袭击这城市的时候，它总是首当其冲，一无阻挡。沙尘暴把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吹得像枯草一样拼命摇晃。没有关紧的玻璃窗乒乓乱响，有时还会有玻璃被打碎的尖利惨烈的声音。即使所有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要不了一会儿工夫，那些原本干干净净的课桌上讲台上就会蒙上一层细密的黄尘，像被筛子筛过的一般。可就在这样昏天黑地令人绝望的天气里，也仍然会有阻挡不住的清新蓬勃的笑声。
假如是在一个晴好的天气，这样的好天气毕竟还是有的，你爬上四楼，在朝西的随便任何一个窗口，向外面眺望，你都会看到我们的河流。它曾经壮阔，年轻丰满，脾气很大，可现在它衰老得厉害，几乎就要流不动了。泥沙使它的流水又浑浊又黏稠，这学校的学生，曾试图在那里游泳，可失败了，河水浅得已经浮不起人来，更别提船了。但他们仍然爱它，爱它平凡却意味深长的景致，像爱一个有神秘经历的老人。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5）
他们并不知道这河流的历史，说实话对所有的历史他们都知道得不多。他们一点不知道，就在他们常常聚会散步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古渡口，贾岛就是从这里登船，离开了他客居十年的异乡。李白途经此地，也正是在这里弃舟登岸。再往南，没有多远，曾经有一座跨城的城堞，将东西两岸两座城池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座世上独一无二的河上的城墙，下面舟楫穿行，上面则是车辚辚马萧萧。这壮丽的河上的城墙，后来，被冲天的大火烧成了灰烬。这些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河流的荣耀，也不知道它的伤痛和屈辱。就像后世的人们，更年轻的人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和这河流曾经有过怎样深刻的缠绵。
当然，在低处是看不到河流的，比如，在礼堂的窗口。礼堂，其实又是学生食堂，很大的一个大厅，空空荡荡，没有座位。开饭时，人们就蹲在地上吃饭。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围着一只装主食的大桶和装菜的脸盆，那时，这城市还实行着供应制，细粮，也就是白面大米，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其他都是粗粮，而炒菜用的食油，每人每月只供给半斤，所以，那装主食的大桶里，经常装的都是金灿灿的玉米面窝窝头或者发糕，菜则基本上是水煮一般。和那时的许多学校一样，这所学校，潘红霞刘思扬们的学校，也曾因为食堂糟糕的饭菜引起罢课的风潮。
可他们是爱这学校的，爱这学习的生活，他们是这学校历史上最爱母校的一批学生，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他们抱怨她的种种不是，苛责她，可他们人人都知道自己人生的历史是从这个地方改写。他们都不算年轻，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和磨炼，也积累了社会的经验，有的甚至已经为人父母，可来到这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忘情和撒娇的举止。比如，新班级聚会的时候，他们不住嘴地唱歌，唱那些小时候的歌曲，童年时代的歌曲，“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万里东风浩浩荡荡……”还有，“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去，”甚至还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等等，等等，直唱得他们泪流满面。他们一边唱着两只老虎一边流下百感交集的热泪。这童年的歌，没想到，竟唱到舞台上去了，不是他们，是李提摩太那个学校的学生，可这有什么区别？仍然是他们。他们站在灯火辉煌的台上，没有化妆，就穿着家常的衣服，一排排地，也没有刻意地排列队伍，所以，看上去有些参差不齐，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台上，用沧桑的喉咙，唱着孩提时代的歌——就像唱着圣歌。
把童谣唱成圣歌，那就是他们的特征，也许，是疾病。
小城女儿（1）
现在，该说说那个小城姑娘潘红霞的来历了。这姑娘，她就生长在这里，几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城市。她的家住在一所中学，中学的宿舍院，很简陋的平房，单薄的青砖，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火炉取暖。很多人家共用一个老式的公共厕所。那公共厕所的墙上，总是涂写着一些骂人的话，比如：“潘红霞，王八蛋，小二人，不是人，是个小狗看大门。”“小二人”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可人人都这么写。夏天，那里则到处爬满蛆虫，大人们撒下厚厚的六六粉或者是生石灰，在墙角、地板、便坑，白雪似的，呛得人几乎喘不上气，可那肥硕的蛆虫，却是前仆后继，杀不灭的。后来，在中学里，老师给他们讲过一首诗，说，“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切复鸣，人不畏死，小民从来不可轻。”而她，非常悲哀地，想起的不是别的，竟是夏天厕所里那生生不息的东西。那可真让人绝望。她不知道，其实，那时，她就已经种下了“洁癖”的病根。
她的父亲，是这所中学的会计，而她妈妈，则是一所小医院的护士。即使是在这样一座平凡的、不起眼的城市，她的家也属于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家，简直不值一提。从前，解放前，她妈妈做过助产士，自己挂牌营业，她爸爸则在旧政府里干一个小差事，总之，是灰色的背景，不红也不黑，没有荣耀也没有罪恶，非常暗淡平庸。潘红霞是潘家三姐弟中的老二，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可以想象，即使是在这样的人家，她也远不是最受宠爱的那个孩子。三姐弟里，只有她，是一生下来就被奶出去的，虽然，只奶出去一年多，可是，大概由于她身上沾染了别的女人的气味，她妈妈，就像母兽再也闻不到幼仔身上熟悉的味道一样，从此，就有了永远的隔膜。
本来，这样人家的孩子，这样的处境，她极有可能长成一个内心紧张、自卑、不苟言笑的受气包，可是奇怪啊，她却处处反着来。她爱说爱笑，活泼开朗，越长越鲜明嘹亮。她也从不记仇，就算有时明显地觉出了妈妈的偏心和不公道，她哭一阵也就丢在了脑后。在一个处处被忽略的家里，她反倒觉得自由自在，没有负担，她出出进进，哼着歌儿，似乎总在唱，总在说。久而久之，就算她闭着嘴安静地坐在那里，她妈妈也觉得有声音就在她身体里汹涌着，奔窜着，她妈妈就想，这个丫头她活得可真嚣张啊！她还想，这个丫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也许，真的是别的女人的奶水，改写了她的命运，别的女人的奶水，救赎了她，将她从灰色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当然，潘红霞一点也记不住奶妈的样子了，可那有什么关系？她已经在她的身体里了，她日日夜夜在这个孩子淡蓝色的血管里奔流着，温暖、欢畅，她就这样庇护着这个孩子，使她不堕入黑暗。
就连外貌，她也越长越不像潘家的人。她的姐姐和弟弟，都是清秀的，孱弱的，小骨架，皮肤苍白晦暗没有血色。而她，则是一副宽身板：宽宽的肩膀，宽宽的胯骨，结实、健壮，十四岁就有了十八岁欢腾的乳房。她还有一张向日葵般饱满的大脸，皮肤光滑，暗沉沉，如同蜜蜡。有时，对着镜子，她自己也很惊讶，她想，你像谁呀，潘红霞？想到自己和这世界上某一个人神奇地相像着，而她们彼此并不知情，她心里就滋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虔敬，假如，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她走在路上，一个人忽然分开人群来到她面前，抱住她，叫她“我的孩子！”她一点都不会惊讶和怀疑。这就是她相貌的意义，她必定会被一个母亲从茫茫人海中认领。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就像花开花落，就像所有的河流最终要流向大海。
必定会被认领，这是这孩子的信念，她相信这个。而且，她也曾经历了那狂喜——被一个朋友认领。那年，她十四岁，而朋友则是十八岁。那时，这座城市所有应该升入初中读书的孩子，全都停了学，他们拥有了一个长假。将近三年的假期，无论怎么说，都太漫长了一些。孩子们有的玩疯了，玩得过了头，做了“弟兄”和“姐妹”，有的玩腻了，变得百无聊赖。潘红霞就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那一个。她在家里，养过热带鱼，养过鸡，还喂过蚕。养鱼的时候，她今天跑到湖里去捞鱼食，明天去臭沙河臭气熏天的污泥里一条一条挖小红虫。养鸡的时候，则是到汾河岸边草滩里去捉蚂蚱，为的是让鸡吃活食多下蛋。她忙忙碌碌，似乎，没有谁比她更投入更兴趣盎然。为了养蚕，她更是不辞劳苦，几乎跑遍了整座城市去寻找一棵不存在的桑树。没有桑叶，她就采榆叶，用榆叶喂蚕是她的发明，而吃榆叶长大的蚕，居然，还吐丝作茧。她也学过女红，比如，用白棉线勾各种花样的手工艺品：茶杯垫、小桌布或者是一幅窗帘。可是，这一切，无论是蚕宝宝还是女红，没有一样，能真正填满她的生活。那所有的热情都是虚张和虚幻的热情，犹如一蓬茅草，一把火就能烧尽。后来，有一天，她忽然觉得生活变得不能忍受的无聊，似乎，除了灰烬一无所有。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从早到晚在她家的校园里无所事事地四处游荡，深秋的北方，落叶满地，她踩着满地的黄叶，第一次感到了秋天带给她的忧伤。
然后，她就听到了那箫声。
那时，她不知道那是箫。在一个红色的壮阔的年代，在一个惨烈的年代，箫是多么不合时宜和落魄。她从没碰到过一支箫和吹箫的人，她听过笛子唢呐小号甚至单簧管可就是没有听过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起初，她还以为是一个人在哭，等她明白过来她就呆住了，秋风中，它的呜咽和诉说，丝丝缕缕，安静委婉地钻进她尚待开垦正空虚的心里，她开始寻找这声音，她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来到南楼，那是学生宿舍楼的别称。她走进在白天也需要开灯的黑暗的走廊，也是空无一人的，只有残留的大字报和满墙壁的标语。她上楼，一直上到顶层，三楼，她跟着那声音，经过一个又一个锁着或洞开却阒无人迹的房门，她穿过了整个黑洞洞废墟般的走廊，然后，她就看见了她。
小城女儿（2）
一个姑娘，坐在窗下，垂着头，房门半掩，她只能看见一个侧影，还有，她手中那像笛子一样的乐器。后来，在潘红霞的回忆中，这一刻永远是不真实的，有如梦境，（美好的东西也许都具有梦境般的实质，）又像一个聊斋故事，在一座废墟般的建筑里一个人和一个异类相逢，（那是最具想象力的奇遇。）她的心怦怦地乱跳，但是她并不害怕，她站在房门口，许久，像是被催眠，后来她不知不觉把房门推得大了些，“吱呀”一声，姑娘回过了头。
箫声住了，戛然而止。
潘红霞如梦初醒地冲人家笑了一笑，说，“我不知道，笛子原来还能竖着吹。”
吹箫的姑娘也笑了。
后来，她就一直叫这姑娘“竖笛”。竖笛姐姐。她没有问起她的名字，她听人家都叫她赵什么什么，她觉得那名字和自己没关系，“赵什么什么”是另一个人，属于大家，属于人群，而竖笛姐姐，则是她一个人的，永远。
其实，到这个时候，箫，或者，竖笛，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在她们两人的关系中，箫声是一个引领，它引领着这个寂寞彷徨的孩子来到她命运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当“竖笛姐姐”诞生的刹那，箫的魔力就暗淡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解释的人间的乐器。
“这叫箫，洞箫，”她告诉她，“不过，你说的也不错，起初，它就是竖着吹的笛子，那时候，它叫‘篴’，也叫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就是它。”
“哦——”潘红霞这样回答。
“只不过，那时候，它只有四个孔，还不是现在这样子。”
“哦——”
“古时候，箫分两种，排箫和洞箫，只不过，那洞箫不是这洞箫，是什么时候，把它——”她挥了一下手里的那管竹器，“才称作‘洞箫’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里的‘箫’，我想，应该指的是它。”
“哦——”长长地、类似呻吟地吐出一口长气。
迷住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是这么容易的事，就像水到渠成。仙女用手中的魔笛指引着，让她被认领，被一个朋友认领。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