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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极其厌恶那一套关于教育孩子的理论：那是一个将神奇的不可知的生命奇迹一点一点改造和格式化的过程，是一个解构奇迹的过程，解构奇迹，使它最终能被“人群”解读。生而为人，谁又能逃脱得了这可悲的宿命？潘红霞当然知道这个，那是她不能阻挡的，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延缓那最后结局的到来，她只是、只是想尽最大可能为这个她爱的孩子保留一点奇迹性。
飞飞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特别喜欢她们家的一幅花窗帘，那是一块色彩极其艳丽的花布，玫瑰红为底色，上面有着梵·高风格的向日葵图案。飞飞对这窗帘非常痴迷。当风从敞开的窗子里涌入，将窗帘吹得如同仙袂一样鼓荡的时候，飞飞就冲着那窗帘，灿然一笑，然后就伸开双臂，从抱她的人怀里，探出她的小身子，试图纵情一跃，扑入花窗帘的怀中。她仰着迷人的笑脸，多少次，想扑入花窗帘鲜艳的怀抱。每一次，她都很失望，她挥舞着小胳膊，咿咿呀呀地，叫着，用神的语言和花窗帘说话，说服它，乞求它，最后她就难过地哭了。
她妈妈说：“噢噢，傻孩子呀，傻飞飞呀，那是一块花布，懂吗？花布怎么能爱飞飞抱飞飞呢？”
可是这情景，每一次，都让潘红霞深深感动。她想，孩子她看见了什么？她一定看见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被世界遗忘的东西。
咿咿呀呀的飞飞，说着神的语言的飞飞，一天一天，长大了，学会了人的语言，忘记了神的语言——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潘红霞姐姐对潘红霞的评价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有病！她觉得妹妹的一切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所以她独身，所以她病态地去爱一个孩子。
飞飞对小姨很亲，而且，信赖。这信赖和亲爱的程度都让她妈妈嫉妒。飞飞十二岁那年，她的一篇作文被老师推荐登到了《小学生之友》杂志上，拿到了三元钱。那当然是飞飞第一次挣钱。全家人逗她，问她这钱怎么花？她不说。她拿这三元钱去花店买了一枝玫瑰，送给了小姨——因为那天是2月14日，圣瓦伦丁节，情人节。
还附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永远爱你。
潘红霞为这玫瑰和誓言，留了一夜的眼泪。
2001年，新世纪第一个新年前夕，潘红霞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封信，是飞飞写给她的。飞飞这样写道：
“小姨：
新世纪到来了，我想送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是关于爱情，别嘲笑，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我……”
潘红霞没有嘲笑。她怀着感动读完了一个十六岁小少女“初恋”的故事。她知道那是关于爱情的幻想，可是仍然有着稚嫩却尖锐的疼痛。飞飞告诉她这是一个“过去时”的故事，他们结束了。她，和一个她爱的男孩儿。可是疼痛没有过去，她仍然想念他，为了抑制这想念她把自己的小胳膊咬出了一个一个血牙印。她说：“想念，真是折磨人啊！”看到这里潘红霞眼睛涌出了泪水——她太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
“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一切会过去。我也知道它会成为过去，可是，小姨，这‘成为’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告诉你的啊！”
但是过去了。现在飞飞不再忧伤。她在熬过了三年高中魔鬼生涯之后，考进了南方一所大学。其实，在高中的最后日子里，飞飞就已经“过去”了，活了过来。她一边忙着准备高考一边开始和班里另一个男孩子“好”。她偶尔来小姨这里坐坐忍不住会讲起她的恋爱。那是一个特幽默特有趣的男孩子，“典故”很多，飞飞讲得眉飞色舞。有一天潘红霞终于忍不住问飞飞说：“那个人呢？从前那个，他现在在哪儿？你还想他吗？”
恶魔吹着笛子来（4）
飞飞做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动作，她拉过了小姨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胸口，心脏那个部位，
“他在这儿，”飞飞回答，“这一生，他都会在这儿，我把他永远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就像收藏一件古董和珍宝，然后，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的一切快乐。是啊，这多么好！多么合情合理和健康！潘红霞几乎是在妒忌飞飞了，妒忌她能够爱得这么平凡。
从飞飞那里她知道了有一种药叫“毓停”，知道了什么是“药物人流”。“我们班谁谁谁吃‘毓停’了。”飞飞这样告诉她，就像从前的孩子告诉大人谁谁谁吃了打虫药一样面不改色。终于有一天飞飞自己也去买“毓停”了，她说出这事时把潘红霞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她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她最好的朋友，她的“死党”。他们几个死党特侠义特江湖地一起为朋友打胎。还真让他们给打下来了！还真让他们平安无事地打下来了！事后潘红霞才知道药物打胎是必须在医院做二十四小时监护的，是必须在医生的帮助和指导下才能完成的，因为它有诸多危险因素，比如，可能导致致命的大出血，等等。这几个胆大包天不要命的孩子啊！潘红霞一把搂住了飞飞，抱住了她，说，
“飞飞，飞飞，你要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来找我，听到了吗？”
飞飞后来给潘红霞讲了她朋友的故事，讲她朋友的恋爱史——那真称得上是“史”，因为她从十三岁第一次“失恋”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但是飞飞说她很纯洁，“你不能认为她男朋友多还打胎就认为她不纯洁，”飞飞说，“她只是比别人更爱男人。”
这个爱男人的女孩儿，为她失去的这团血肉，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无过”。她叫它“小无过”，在失去它的第三天，这个小母亲给小无过写了一封信，她这样称呼它：“小无过，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骨肉！”然后，在十字路口，把它烧掉了。
这封信就这样化为灰烟寄到了冥间，寄给了那个还没成形的鬼魂。
三月里的一天，潘红霞去邮局，是为了给在南方读大学的飞飞寄一本书。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因为，那书并不重要，可是她去了。太阳很好，初春的北方，难得有那么暖和的太阳，一出门她就闻到了刚刚融化的河的气味，大概她走神了，所以，她没有看见那辆突然从楼群里冲出的摩托。
她被撞倒了。
骑摩托的小伙子，梳着马尾巴，在早春三月勇敢地穿着一条膝盖露肉的破牛仔裤。他没有逃逸，他说阿姨我送你去医院。潘红霞试着站起来，还好，腿没问题，她晃晃脖子，头也没问题。她看看那“马尾巴”，嘴唇上毛茸茸一道淡淡的小胡子，这让她想起了飞飞，她说：“没事儿，你走吧。”
她放走了“肇事者”。他还是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他说：“阿姨，万一有事，你打电话通知我。”
她笑了。
夜里觉得右臂很疼，爬起来，吃了“芬必得”，药劲过去后依然疼着。第二天，上午刚好没课，她想起了去医院。
拍了片子，骨头没事，只是软组织挫伤。
但是大夫在她的腋下部位摸了很久，然后，建议她去妇科。事情就因为这偶然的撞击开始了。
十天之后，她拿到了那结论，那判决。女医生问她：“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她说：“没有。”
那结论是：乳腺癌，晚期，而且，扩散转移了。
有几秒钟也许更长，她眼前起了雾，什么也看不清楚，女医生的脸，还有，诊断书，那上面的字迹，那些隐藏着暗语的符号，一切，都被这白色的大雾笼罩，虚幻、轻飘、不真实，像默片时代中一个电影镜头。
那是一个有风的上午，风把天空刮得很晴朗，也很冷。她轻飘飘虚幻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突然笑了，她想，在天堂里走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她忘记了打车，只是朝前走、走，走了很久，忽然发现那是和她的家背道而驰的方向，那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方向。她又掉头，再往回走，路边有家书店，她不知道怎么就走进了书店里。有人拦住了她，说，“女士请存包。”她愣了半晌没有听清楚。那人又说了一遍，指指她身上的包，又指指前台，她明白了，“噢”了一声，心里清醒了一些。她把包存了，包里，有那个致命的诊断——要是能把它丢了就好了，她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孩子气的念头，要是能把它弄丢让它消失多好啊！
她又笑了笑。
她在一排排书架前浏览着，徘徊着，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可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见，直到那几个字跳出来，强人一样，挡了她的道，她愣了一下，看清了那几个字是：
恶魔吹着笛子来。
它们面目狰狞地，蛮横地，挡在了她面前，沉默不语。刹那间她明白了一件事：她看见了命运。对了这就是命运，命运向她显了形，命运在此刻就是这样一个可知可感可以识别的形状，就是这几个汉字：恶魔吹着笛子来。
她伸手拿起了那书。一本极普通的书，一本日本推理小说，是一套中的某一本，《金田一探案集》之几，作者是横沟正史。关于这个金田一，她其实是知道的，不仅知道他，还知道他的孙子——金田一一。金田一一是飞飞小时候特别崇拜的一个人物，在假期里，有许多个夜晚，潘红霞是和这个聪明盖世的“金田一一”一起度过的。飞飞讲，她听。这个金田一一，当然不是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他来自孩子们喜爱的日本漫画。潘红霞就是从金田一一那里听说了他的爷爷，在日本大名鼎鼎的神探金田一耕助。
恶魔吹着笛子来（5）
是横沟正史创造了他，带他来这个世界，其貌不扬，穿着奇怪的和服，头发像鸟巢，说话结结巴巴，可是却如天神一样聪明，无往而不胜。
却仍旧会死。
所以才有了金田一一。
她买下了这书。这吹笛子的恶魔，这吹奏死亡之曲的恶魔。她把它装进了书包里，和那个诊断书，放在了一起：他们在一起真是珠联璧合啊，她想。
后来她就坐进了一家咖啡馆，是全中国到处都能看到的“上岛咖啡”。她随便点了一点吃的，就把自己埋进了一只舒适的辽阔的大沙发里，力气就是在这时使尽了，一股热流突然之间涌上来，涌出眼眶，她哭了。
妈，妈妈，现在你不用再为我的晚年担心了，我永远不会活到你想象的那么老。
到最后的日子，会不会很疼？
疼，其实比死更真实，她想。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不好的消息。她照样上课，工作，新学年伊始，事情很多，她要给“大四”的本科生上课，她还要为两个研究生辅导论文，另外，在三月末，她还要去法国参加一个文化活动。
所以她又去了女医生那里，现在，她们面对面坐着，她明显地看出了女医生眼睛里怜悯的表情。
对话很简捷。
“晚期，扩散，是不是就是说，没有治疗的意义了？”她这么问，开门见山。
“没有临床上的意义，有心理的意义。”
“那么，告诉我，”她很冷静，“我还有多少时间？”
“运气好的话，可以坚持——三两个月，也许，更久。”
她微笑了，她喜欢她说话的方式，运气，这可不是医生的语言，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说法应该是：个体差异。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
“大概——快了。”
“到时候，有减轻痛苦的办法吗？”
女医生低下头，在处方笺上刷刷刷刷写下一行一行拉丁文，深奥、神秘，隐藏着不为凡人所知的奥秘玄机，或许是，救赎的玄机。女医生把它们递给了潘红霞。
“按时服药，”她说，“应该会有帮助。”
“谢谢。”
“还有，”她又说，“你随时可以来住院。”
潘红霞笑笑。她可不愿意把一生中最后的三个月、两个月，或者更短，一个月的时光，珍贵的时光，自由的时光，交给牢狱般的医院，交给那些折磨人、夺去人尊严的各种医疗器械，她不能想象自己身上插满形形色色的管子，靠呼吸机呼吸、靠吸痰机吸去体内的积液、靠导尿管排尿，像一堆没有羞耻感的肉一样任人摆布，那真是太恐怖了。
她想死得天然一些。
她又坐在了“上岛咖啡”里，全中国到处都有的“上岛咖啡”，现在她很喜欢闻那里咖啡的浓香。当然“星巴克”要更为有名一些，可这个城市还没有星巴克。为此这城市的小资男女很是不满，他们说：“多么闭塞啊！”所以他们走进“上岛”时常常会有一种屈尊的表情。潘红霞不知道“马尾巴”会不会也这样，她吃不准。她更吃不准自己这举动是不是弱智，她在清理东西时发现了当初马尾巴留下的手机号码，于是，就心血来潮联络了他。
马尾巴来了。一个人，跟在穿短裙的女招待后边，神色紧张。仍旧是T恤衫，牛仔裤，不过膝盖上没有破洞，看上去脏兮兮的，可潘红霞知道那是时尚。
“阿姨，”他不安甚至是警惕地坐在了潘红霞对面，“阿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潘红霞笑了，“我是想对你说，谢谢。”
“谢我？”他大惑不解，“谢我什么？”
“谢谢你撞了我。”潘红霞回答。
眼前这女人，很温暖，很光明，不像是在玩弄什么讹诈的阴谋诡计，也不像是一个疯子。可她的话，多么没头没脑又多么古怪！马尾巴惊异地瞪着对面这语气温柔的神秘女人。
“还谢谢你能来。”她又说。
“阿姨，我都听糊涂了。”他老老实实回答。
“先说喝点什么吧，”她说，“你喜欢什么？”
“摩卡。”他随口回答，显然心不在咖啡上面，他看她也点了喝的，卡布契诺，也是没什么创意的。但是他显然不像刚进来时那么紧张。似有若无的背景音乐，播的是一支比较老派的歌，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旋律单纯而平庸，假如是在午后，它可以让人昏昏欲睡。
“我可以抽烟吗？”他已经掏出烟来，准备点火时忽然想起应该礼貌一下。
“最好别，”潘红霞回答，“我的肺不好，长了东西，是癌。”
“哦。”他应了一声，把烟又收回去。突然醒悟过来，嘴一下子张成了O形，“您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大概没有。”潘红霞笑笑，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这生死的秘密告诉了一个年轻的陌生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就是为这个向你道谢，假如你不撞我那一下，我不会去医院检查。”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你应该在医院里才对，你应该动手术！”马尾巴叫起来。
潘红霞双手捧着咖啡杯，像捧着手炉取暖一样，可她的样子，哪里像一个病人？那么饱满的一张大脸，一张农妇般的大脸，这是马尾巴对这女人的最初印象：这样的女人一般来说都会安全而平庸地度过她们的一生。
恶魔吹着笛子来（6）
“不能动了，”她回答，语气沉静而安详，“来不及了。”
“那你还谢我什么？”马尾巴很诧异。
“这么说吧，假如这是在电视剧里，我就会说，谢谢你为我争取了时间，让我在还没有动不了的时候，在最后的自由的时候，做我想做的事——就当你是在看电视连续剧吧。”
马尾巴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了兴趣。他笑了，“可我从来也不看电视剧，还是让我们回到生活里——您谢我什么？”
潘红霞笑了。
“谢你，是个借口。你让我想起我的外甥女，你们年纪看来差不多，她在外地上学，在南方，我非常想她，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她垂下眼睛，啜了一口咖啡，鲜奶油的泡沫沾到了她唇上，“她特别喜欢卡布契诺。”
“您自己没孩子吗？”马尾巴很好奇。
“她就是我的孩子。”
“懂了。”马尾巴回答。其实他不懂。这个女人的一切，他并不懂。可是她让他感动。而且，他感觉到了她是孤独的：她是在寻找一个倾听者。
“您刚才说，假如，在电视剧里，剧中人就会回答，谢谢你为我争取了最后的时间，好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假如您就是剧中人，您现在，最想去做什么？”
“见一个人。”她脱口而出。
她的眼睛，慢慢地，变得湿润而蒙，马尾巴惊讶地发现它们原来是那么美，像神灵的美目！它有一种超越尘世的皎洁和深邃，对了就是这个词。那些时尚的眼睛，美眉的眼睛，和它相比，顿时都变得平淡无奇。它让人震撼。
不用说，这一定与爱情有关，古老的爱情，上世纪的爱情。
我再也找不到你（1）
潘红霞其实见过他一面。
他们从高原上回来探亲、度假。是老余告诉了她这消息。老余一直忠实地履行着毕业时的承诺，自告奋勇担负着“同学会”秘书长的职责。他被奇怪地分配到一家财贸类专科学校，担任公共课教学，有的是大把的时间供他挥霍。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他就开始在同学之间穿梭，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只大蜘蛛，结成了一面四通八达的网络。
一九八五年，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除了单位，很少有人家里安装这象征身份的东西。所以那天，老余是骑着自行车来学校筒子楼里找她的。她从图书馆回到住处，看到老余正百无聊赖地在楼门前等着她归来。
“他们回来啦。”老余一见她就这么说。
“谁？”她问，“哪个他们？”
“小玲珑啊！”
他没有说刘思扬。可那是他。有几分钟潘红霞觉得自己在飘，没有了重量。她看着老余的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却没有声音。老余没有声音地传递着关于他的消息。后来老余不说了，老余住了嘴，奇怪地盯着她看，问道：
“潘红霞你没听我说话呀？”
她醒过神来。
“有点儿头晕。”她说。
后来他们就来到校门外一家小饭店，叫“胡家拉面馆”，正是中午的饭点，可是人并不多，大概是因为正在暑假里的缘故。他们一人叫了一碗拉面，点了几个凉菜，潘红霞为老余要了冰镇啤酒，他们喝着。老余看到血色慢慢回到了对面那个女人的脸上。
“他们现在在哪儿？省城吗？”潘红霞问。
“不。”老余说出了一个小城的名字，那是小玲珑的家乡。
三年了，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也从没有接到过他们的来信。只知道，小玲珑被分配到了拉萨的一所学校，而刘思扬则分到了一个文化单位。三年来刘思扬很沉寂，没有再看到他写出什么东西，他似乎从文坛上消失了。这三年，无数个文学新星像雨后的蘑菇，这里一朵，那里一朵地拱出来，“刘思扬”这三个字已经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