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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公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18口，只是因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的关公长子关平、放走了已经有身孕的关公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小英雄关索。而关公则杀了张飞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后回到桃源镇，兄弟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怪异的故事情节，悖于中国民族意识中家庭的传统观念。为何竟被江湖说唱和精英文化所忽略呢？我想，这就是游民文化抗击打的能力作怪了，因而一切大传统都被广义的游民意识所掩盖。
现在，请允许我记录下采访孔乙已先生的某些片段吧，为这个游移的部落写下第一篇序，或者，你们认为是最后一篇关于孔乙已先生的争论。
烽烟元素：孔乙已先生，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今晚鲁迅先生已经安睡，你想对他和他的支持者说些什么？
孔乙已先生：我谢谢鲁迅先生的敏感和回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关于文化的采访。接受采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的过程。过去是一种必然，现在也是一种必然。
烽烟元素：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文化现象——游民文化。对此你能谈谈这种游民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吗？
孔乙已先生：游民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之中——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并无游民。如果田居受到破坏，则人民由于受到生存威胁，势必脱离原来的田居之地，因失业而迁移，则游民诞生。
先秦法家认为只有务农才是本位，庶民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即游民。
这种把不务农就视为游民的看法成为几乎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实录·太祖实录》）
“末作”是一种职业，大多是指手工业，类似现在所说的第三产业。
到了清代，统治者改变了游民的定义，把流民与游民区分开来。形成游民的第一次细分：
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绅保查造保甲山时于姓名下添注“游民”两字，再按册抽造游民册一本，查系某都某甲之人，即饬该处绅保督令力食谋生。不遵者送案究治。（严寄湘《救荒六十策》）
游民与流民不同，流民是指成为“流”状态的而离开其故土的人们。他们有可能并没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而游民则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形成独立的个体行为。
游离的实质就是意识的大逃亡。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系中，意识文化的不断更迭，是造成游民越来越纯粹化的根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让我看到了文化的希望，因为过去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以及白说诗歌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这种文化现象终究受缚于中国大传统文化的狙击。这时候，江湖艺人的言说方式受到亚文化圈的广义关注，成为“文化民间”的言说代表，应该说，文化在这时候出现了转折的契机－－
“追求信念的传播，曾是游民意识中最为人言说的核心。但现在……”孔乙已慢慢掀起长衫，秋风中传来瑟瑟凉意。
这时候，我想说再多都是无意义的。
中秋的拍卖行一直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拍卖会。“游手无赖之徒，鲜衣美食，无家室之顾，昼夜游行城市，唯图饱欲。”这拍卖会已经沦为市井之徒游走的地方。
孔乙已先生与我并肩走在去拍卖会的街道上，月洁白而安静。他看上去已经没有往日的豪情，多了一分萧索之意。我注视到他身上那件已经污染了的“名牌”衣衫－－曾经代表游民文化的衣衫，在每一次抬肘中露出文人的窘况。
我想，孔乙已先生怎么会是游民呢？
2004/9/19于深圳
第四篇：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第四篇：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烽烟
我是你们现在憎恨的理由，
哦，是的，我的转身使你们
更加丑陋。
你们是我现在存在的理由，
哦，是的，你们的转身让我
无比忧愁。
或许我将是孤独的，但毕竟这条马路
会将我的生命容留；
或许你们是欢悦的，但毕竟这条马路
将把你们的笑容送走——
烽烟《理由》
木子美的《遗情书》第一版就推出10万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飙升迅猛，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2000余万飙升到3000多万。这个惊人的数字横扫我们的眼球之际，也不由得让我们低下头审察自己的身体。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揭示性的生理性当然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工作是否应该交给性学专家来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专家学者对性的展示和描述太没艺术性了，从而让性的存在变成一种缺乏生活气息的“欲望远离”？文学作品是否有“普及”性知识和性行为的权利？……我想，这些问题都应该塞到木子美的床上而不是摔到市场上去。
性，应该是美的，如果它属于文化之外。伊沙和沈浩波把诗歌“肉身化”并核心化，造成中国诗歌大面积的语言“肉搏”。在他们揭示诗歌过去的不足时，同时也消极地把诗歌的最终意义终结在身体的某类器官上－－阴道和阴茎。这是一种简单扼要的定位。不可否认，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两种器官，它们的确可以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平衡。但这并不代表诗歌的发展方向得靠它们的运动来完成，诗歌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都有一共性：不是暴露阴道，而是揭露阴暗。这种揭露阴暗的过程其实也包含一种人类窥视物种的心理，从文学的角度讲，它既能满足传统的写作需求，也能满足现代写作的观照，关键点在于如何揭露，这才是文学作品变化的源泉。小说与诗歌的现状表明：写手正逐渐忽略文学作品首先面临的不是定位而是定性这个问题。
赵凝认为自己的“胸口写作”就是用生命去写，其中包含了女性写作的全部含义－－热血、激情、怦怦跳动的心脏、情欲、哺育，等等，“胸口写作”就是女性写作“以血代墨”的完善和补充，一个女人，全身心地扑进文学之中，只有“血”显然是不够的，“血”不可以代替“墨”，除了血之外，还需要很多东西，比如说“身体在场的感觉”等。
这种“身体在场”明显展示的是身体的某个器官而不是整个身心。它是一个晃动的乳房，而不是心跳。不管是木子美还是赵凝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有一点却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她们仍然保持着女性写手的“性别写作”。这个共性使她们的文字更接近内分泌失调者为市场做的广告。这个广告不仅让女权意识提到案台，而且还有迫使男性的公众权力退伍的意味。这种带有自我摧残的情色呼唤的文字，一方面属于“公堂”前的击鼓，希望藉此完成女性“对簿公堂”的愿望，这显现了某些女性一定程度上的对自身存在所产生的自觉；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意识也聚集了大批处于生命与生活双重茫然境况的先锋写手到“公堂”前寻机“喊冤”。
其实，李清照也喊过，只不过喊得比较有情趣，比较低调；池莉也曾《有了快感你就喊》，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九丹高喊要做忠实的“妓女作家”，却雷声大雨点小；卫慧不断搓揉自己的身体，可惜只是在私人浴室或女人澡堂里；春树也不过是在京城青春季节的拐弯处小便了一下而已。我佩服木子美和赵凝的勇气，不同方向同一归属的文字行为（异质性写作）。仅仅因为，她们做到了让中国的批评家们从床下坐到床沿来，并讨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写作的问题。
写作越来越变得容易，是因为批评家批评得太随意；写作越来越身体化，是因为文学越来越市场化。这一不算定论的存在，无疑使文字的生命力变得单调而最终会无趣。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求”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求，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求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欲望匮乏而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的满足。
我们经历的“文学革命”由于受社会压力的影响，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写作者的高度自恋，使文学作品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沦为对自我身体的欲望抚摸。虽然这种抚摸是合法的，是人的心理所需要的一种自慰，但当通过语言或文字变成文学性作品时，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表达前提：私人欲望的合理性。作为写作的共性－－人与神的达成、人与兽的界限仍然是考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的标准。排除过去出现的神话灾难和杜绝将来的兽性爆发成为当下写作的重要基座。
“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为根本问题还在于：这种欲望展示，是展示个人经验世界的哪一个方面？是展示反历史、反精神、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还是展示具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既逃离神性又逃离兽性的健康平和的人性方面？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也大体上不会仅仅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也不会全然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主人。”（王岳川语）
而互联网弄脏了自己，让这种个体欲望变得迅猛异常，利用边缘话语的遮羞布遮住了阅读者的思想，俘虏了阅读者的眼球。这恰恰证明了目前中国只是在生活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而非文学写作的进步。而“身体写作”不过是网络中的一条蠕虫病毒。病毒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不断地技术化，就是非法程序，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将来还会有。
“我肯定不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要做也得做定时炸弹。”（棉棉语）
用欲望铺路，让死亡同步。追求存在的形式将成为网络可怕的写作“资源”。
必然的，喜欢在自己“床上写作”的女性，最终将弄脏了自己的床单，还要用自己的眼泪来洗。洗不清的，当然是这张床单。而洗得清的，永远是那些慈爱且宽恕的目光。
2004/10/2于深圳退笔堂
第五篇：坐在别墅里“卧薪尝胆”
第五篇：坐在别墅里“卧薪尝胆”
坐在别墅里“卧薪尝胆”
◎烽烟
我们的爱是无罪的，包括我们的诗；
上帝的心是宽大的，包括他的卧室。
——烽烟《醒世笺》
“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它是最苛刻的，是一种绝对的义务。信仰要求这样一个彼世，在那里，信仰不再有对敌。信仰通过无限制无界域的精神存在来使所有的爱与恨的界限消失，从而使爱与恨处于一种永远的悬搁状态。”（烽烟《补世笺》）
在所有中国宗教的信仰竞争之中，源自中国文化人建立的“痞子化”信仰可谓异军突起。是对社会潮流挟裹下的人类精神领域的又一次改造。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破除真理，这种信仰由于受社会价值评判的限制，因而以“我是俗人”的面目受到“难得糊涂”一族的追捧。
从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到1998年的“文人跳海”，所有痞性的彰显使堕落成为商圈的共生物。精神的下坠意味着痞性者将把粗放、草莽却又孱弱的字眼塞进文化市场。杜绝寂寞与清贫，放弃精神与道德，基本构成了痞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让我想起在地摊上经常看见的某类书籍的始作俑者们——在某幢属于他们财产的别墅内出入的身影，以及从手工作坊到“海德堡”的无休止COPY。他们放肆地搂着白云的下半身，轻松而毫无罪恶感地流放着一个时代的口号：“性”者，“幸”福。
别墅，只是人居环境改善后的产物，而不应该是精神下坠的产物，更不是“痞子文化”的坚强外壳。应该看到，中国文人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的个人堕落。“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具有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王力雄《渴望堕落》）从这个角度分析，“思想解放”的不断延伸是“痞子文化”勃兴的根源。
讨论别墅和它里面的人，令我想起了越王勾践和那一颗悬挂的胆。据说，越王勾践不但尝了苦胆，还吃过吴王夫差的粪便。由于后者涉及到中国文人对历史解读的习惯（英雄主义与苦难的救赎过程中，尽量注意拷辩核心意义，而不要刻意寻找苦难的完整性），因而只能轻巧地“去芜存精”，“毕竟不雅”。这就给“痞子文化”的介入提供了轻微的依据：“既然不雅，就说明其中必定有需要解构的元素。”
现在，身处“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已解构了这种顾虑，早已“边缘化”了，早已逃离了权威话语，早已是一群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承担的“个人”了。因为，谁愿意承担，谁就是“傻帽”。这本不必奇怪的——精神和情感的承担从来都是一个人自觉自愿的选择，从来都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也从来都是源自一个人自己心灵深处不可抗拒的召唤。摇摆着各种旗帜与潮流相认同的，高举着各种“新理论”与“新时代”相拥抱的，拿着漂亮文集和出国机票一心要同“世界文学接轨”的，大约都是不会再想承担什么的。因为那些心满意足、实用而又舒服的地方，实在也没有留下更多的空间放置精神和情感。这很合理。有人在文化圈里搭建了许多行宫，有人在这些行宫之外搭建了一幢幢别墅。也很合理。但一个国家的文化指征里，仍然需要有人“卧薪尝胆”。这个“仍然”提供了“痞子文化”的同盟者另一极端“功利主义”诘难的理由：“既然还有苦难，说明其中必定有需要解构的元素。”于是，有文化人在各种文集的扉页上开始解构文化的这个最后指征——文化的“进化历程”提醒我们，“薪”者，财也；“胆”者，胆大包天也。
这个“智慧”的动作惊醒了苦难的万里长城。同时，也激活了商业竞争残酷的文化传媒。
当初，西方人的耶酥满怀着救赎和悲悯之心走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而后来却有人高举着十字架四处征讨和杀戮异教徒，并最终隐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于一体的文化，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并取得了现代民主、科技、经济和文化艺术上的一切辉煌之后，又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这所有的灾难所带来的一切，西方人已经经历了，承受了；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理性反省了；以他们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承担了。而且，至今仍然在不断地追问。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在这时候野蛮地解构着自己的文化之梦。
解构，解而不构。
坐在万里长城之上的解构。坐在别墅里的解构。
“我是香港郊区深圳人。”我的湖南籍的文友坐在他那宽大而舒适的大厅沙发上，猛吸了一口烟，嘲讽地吞吐着自己的梦。
“我的身份也需要解构。”他说。
2004/9/24于深圳
第六篇：BBS：情感的烟灰缸
第六篇：BBS：情感的烟灰缸
BBS：情感的烟灰缸
文/烽烟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网络上渡过了自己的生理周期。过去是依赖《西游记》之类的文本，现在则依靠键盘和滑鼠。键盘像一片无垠的旷野，轻轻敲击，便能产生妖气冲天的故事情节。而轻薄的滑鼠摇身一变，成了一只哮天犬。所有高低贵践的世俗界限瞬间消失怠尽，隆起的是新的西游之旅。人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角色，要么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要么是三只眼的二郎神。网络提供了这种生活中不能提供的身份认同。
一切都这样近。近得猪八戒可以在网上随意讨到称心的媳妇；唐僧可以在盘丝洞与妖精们任意缠绵；孙猴子再也不必回花果山，“偶就稀饭MM之榻，晕倒”；沙和尚不必再这般辛苦，也该成家立业了吧？都是极自然的想像的结果。近得使大学生们认为坐在图书馆里与书本聊天，反而有了距离感。天南海北的学生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颠覆传统语言习惯，让情感自由勃起。这是对汉语传统语言的“逼宫”或者叫板。居然造成许多人文学者和语言学家跳进网络进行“语言学维权”。比如厦门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李如龙耐捺不住，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网络进行诘难和质疑：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这个声音无疑会招致早已司空见惯争鸣的网络大虾们从另一方面的嘲笑——“偶稀饭粗稀饭”（我喜欢吃稀饭）。这已经是很给面子的回复了。李先生忽略了：这种语言已经是这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面积最广的语言。有很多机构对上网者的调查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