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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
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 １０２ 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
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④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
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 ２０ 年代，现在已
有英文译本。⑤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
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
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
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②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③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④ ＇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⑤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 L。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 年版）。
７．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
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
蒙古初起至宁宗朝（１３３２ 年），１３６９ 年完成。１３３３—１３６８ 年的顺帝朝放在
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
（１３３２ 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
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 １２ 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
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
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
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
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
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
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１３６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９ 月 ６ 日）
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
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
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
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
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９ 月 １６ 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
十又一月壬辰朔（１１ 月 ３０ 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
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１２ 月 ４ 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
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１２ 月 ２７ 日）至济南，其咨询
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
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４ 月 ９ 日），
辇还京师（南京）。
巳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１３７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复诣阙上进。①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
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
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
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
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①《庚
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②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
灭亡》③的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 １３６８—１３７０ 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
①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② ＇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庚申外史》（柏林，1963 年版）。
③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威斯巴登，1969 年版）。
读者可在傅海波的《１３—１４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 Ｗ．Ｇ．
宾斯利和 Ｅ．Ｇ．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④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
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
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⑤在中国大陆有周清
澍的书目。⑥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
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 １９３６ 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
明之建立》的长文。①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
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②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元史研
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③因为元后期的研究
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
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个是
《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一个是《明史研究》。
④ ＇136＇傅海波：《13—14 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G。宾斯利和 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
（伦敦，1961 年版），第 115—134 页。
⑤ 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 年版）。
⑥ ＇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 年版）。
① ＇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②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
③ 《元史论丛》，元史研究会编（北京，中华书局），第 1 辑，1982 年；第 2 辑，1983 年；第 3 辑，1986
年。
８．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 １３６９—１３７０
年）、《元典章》（编于 １３２０—１３２２ 年）和《通制条格》（编于 １３２１ 年）。
④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
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⑤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
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
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
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
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
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
语序的汉译”。①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
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
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
成白话的汉文。②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
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苏
联语言学家 Ｉ．Ｔ．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１９８４ 年版）是最近
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５５ 年出版的元史专家
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③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廉二出版了两卷本的
《元典章？刑部》（卷 ３９—５７）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
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
文的语言形式。④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
尔？拉契内夫斯基的 ４ 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 １０２—１０５）译注，亦包
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 ３ 卷是索引，
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①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 １２９１ 年的法
典《至元新格》。②
④ 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5—56 页（《元典章》）；第 16—17 页（《通制条格》）。亦见陈高
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 年版）第 311—353 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6
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1 — 5 页的介绍文章。
⑤ 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做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 辑（1986 年），
第 177—194 页，特别是第 178—183 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史〉简论》。
①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② 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③ ＇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 年版）。
④ ＇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 卷（京都，1964 年、1972 版）。在第 1 卷前附的文章是，
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①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 卷（巴黎，1937 年版）；2 卷（巴黎，1972 年版）；3 卷（巴
黎，1977 年版）；4 卷（巴黎，1985 年版）。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版）。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
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
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
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
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
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
和详细的资料。１７０ 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 １９７９ 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版。③１０ 部元代的地方志于 １９８０ 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
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④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
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
士学位论文，如 Ｈ．Ｆ．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 ９３—９４ 译注》
（１９５６ 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１９７８ 年）；陈恒昭的《蒙古统
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１２９１ 年法典复原》（１９７９ 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
－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１９８９ 年）。还有
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
岁赐门》，２ 卷（哈佛大学 １９７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
志一》（哈佛大学 １９７９ 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 ６０ 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
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 １９３４—１９８５ 年发表的论著目录，
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
③ 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部 1979 年版）。
④ 《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 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 1980 年版）。
* 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
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９．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
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
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
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
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
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
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 １３—１４ 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
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
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
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
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
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
任何错误不负责任。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
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
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
资料和新资料。
１９ 世纪后半叶和 ２０ 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
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
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
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
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
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
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
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
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①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
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
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
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伟大的苏联蒙古学家
符拉基米尔佐夫（１９３１ 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 １９３４
年出版。①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
建主义》；②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１９４１ 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 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 年版）。
文。③《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④不断地
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
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
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
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
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⑤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
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
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
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
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⑥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
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
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
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
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
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
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