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１１２４ 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
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①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
最终在 １１２５ 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
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 １１１８ 年授
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
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
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 ５４ 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 １０７５
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 １１２８ 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
１１２６ 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
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
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
城要塞 ２０００ 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
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
东与金作战，大约在 １１３０ 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
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
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Ｉｓｓｙｋ－ｋｕｌ）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
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 １３ 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
字而著称（见地图 ９）。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
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１１３１ 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
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
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
斯史料了。①
① ＇645＇《辽史》，卷 29，第 349 页。
第二章
西 夏
概 述
１２ 世纪中叶，是西夏（约 ９８２—１２２７ 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
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
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
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
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
万种族构成各异、经济生活多样的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
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
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
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
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
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
①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井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
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
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和在了一
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
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论语》、《孟
子》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
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
子、老子、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
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
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②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１２ 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
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
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
辽朝崩溃之后（１１２５ 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
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
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
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① 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771＇ 吴天墀《西夏史稿》，这两部通
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
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
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② ＇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 8 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 32 页。
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
直可以追溯到隋代（５８１—６１８ 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
于 ９８２ 年，并在 １０３８ 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 ２４５ 年之后，在
１２２７ 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
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
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 １７００ 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
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
亲关系。①
①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127—137 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
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
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
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
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
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
群的许多特点。
“Ｔａｎｇｇｈｕｔ”（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
的，时间是在公元 ７３５ 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
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
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
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
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 １９ 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
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 １９、２０ 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
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①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Ｍｉ”、“Ｍｉ－■ｉａｈ”或“Ｍｉ－■ａｇ”
（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Ｍｉ－■ａｇ”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
在 ７ 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
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Ｍｉ■ａｇ”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
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
西夏领土的称谓。在 １１ 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
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 １３、１４ 世纪时，“Ｍｉ－
■ａｇ”（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Ｋｈａｓｈｉｎ”）
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
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Ｍｉ－■ａｇ”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
如何，“Ｍｉ－■ａｇ”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
还不十分清楚。②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
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
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 ４ 世纪到 ７ 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
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 ４ 世纪初年
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
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
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５８１—６１８ 年），党项
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
在 ６ 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
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 ６２８—６３０ 年，唐朝军队击溃了
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
① 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2 卷，第 275—288 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
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② 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 ６８０ 年，吐蕃人
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
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 ５８４—５８５ 年时，就
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
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①６、７ 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
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
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
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
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
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
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
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
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①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
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
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
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
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
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 １１ 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
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
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②在中国
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
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
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
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① ＇564＇《隋书》，卷 83，第 1846 页。关于 6 至 8 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
党项史》。
① ＇564＇《隋书》，卷 83，第 1845 页；＇566＇《通典》，卷 190，第 10121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23—25 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
第 2 — 4 页，第 8—10 页注＇3＇，主张鲜卑说。
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
在唐朝军队 ６２８ 年收复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在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的率领
下，党项人在 ６２８—６２９ 年掀起了归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辞是一位强
硬的党项首领，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成了联盟。最初，拓跋
赤辞拒绝了唐朝的招诱，到 ６３５ 年吐谷浑统治者自缢之后，拓跋赤辞及其追
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抚慰，他才非常勉强地归附了唐朝。６３１ 年，党项地区被
分作了 ３２ 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属于唐朝新设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辖范
围。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
辞，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
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剌史职务。这样一来，生息在青海湖
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 ３４ 万党项人就全都处在唐朝的统治之
下了。
大体与此同时，唐朝政权在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 １０ 万归附唐朝的东突厥
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设立的羁縻府州之内。在 ７ 世纪期间，
唐朝一直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安置突厥残部，同时，这里也成了党项和吐
谷浑部族的居住地。
这时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衰落，６３８ 年，吐蕃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
蕃王国向东北方的扩张，对党项和其他生活在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
的压力。到 ６８０ 年，吐蕃政权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领土。留下来的党项
人与其他种族的集团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称为“弭药”（藏文“Ｍｉ－■ｎａｇ”；
吐蕃人将归附他们的吐谷浑人称作“Ａ－ｚｈａ”）。其他的党项部落在拓跋氏的
率领下，乞求唐朝当局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水草丰美的故土，内徙唐朝。
移徙的党项人被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境内，并重新组织成了几个特别
设置的羁縻州。党项羁縻州归静边都督管辖，其实，静边都督就是由松州都
督移植而来的。
紧接着，在 ６９２ 年开始了党项人进入唐朝边疆地区的第二次移徙浪潮。
据记载，这次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数量达 ２０ 万之多。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
鄂尔多斯南部的灵州与夏州之间新设置的 １０ 个羁縻州之内。①到 ７ 世纪末年，
在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后，他们对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
地区进行了多次掳掠活动。７２１—７２２ 年，正当唐朝与突厥达成协议，在朔方
大规模开设边市时，爆发了一场粟特人领导的、主要由已经归附唐朝的突厥
人发起的起义。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灵、夏二州境内，他们的起义活动
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历时一年多以后，唐朝才将这次起义镇
压下去。虽然有些党项人也参加了起义，但他们的大首领拓跋思泰采取了支
持唐朝军队的立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应得的奖赏。②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辞的直
系后裔，当时担任静边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促使他们弃牧就农，这
次起义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由于起义的失败，突
①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131—136、165—175、211、236
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 98，第 1756 页；＇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5—6216 页。
②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 435—436 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
《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12—216 页。
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 ７５５
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
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 ７４４ 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
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
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
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７５５—７６３ 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
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
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
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７６４—７６５ 年）。
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