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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他对我们靠在墙边的几支冲锋枪感起了兴趣，边说，边用眼睛使劲瞟，我看看师班长，他点点头，我拿过来一支，先把弹夹卸下，再对着地下反复拉枪栓扣扳机，确信没有子弹后，才递给他。他接过来在手里玩了很久，激动劲从眼眶里面透出来，说，我能有一支这样的快枪就好了。开玩笑，这是随便能有的吗？他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转身出去，进来时，肩上已挎了支老长的猎枪，手里还捧着一些动物的毛皮，如数家珍地给我展示，这是野山兔，这是狍子皮，这是野山鸡，哦，他还是个猎人。他还讲了些打猎的趣事，比如，有一天晚上，他们睡得很早，半夜听到有敲门的声音，就爬起来打着灯一看，顿时吓得个半死，一只很大的熊瞎子在撞门。熊整个冬天都冬眠，饿了，就舔自己的脚掌。不知什么原因惊醒了它，饿的不行了，才下山觅食。他马上拿起枪冲房顶连放几枪，才把熊给吓跑。还有一次，他和屯里几个人雪地里追狍子，追着追着就不敢追下去了，他们看见几个比人脚印大几倍的脚印，脚印中间还有些星星点点类似血的东西，就肯定是遇到了东北虎，那脚印里的类似血的东西是东北虎脚掌流的汗，他们当时吓出了身冷汗，不要说他们几个有猎枪见到虎也有生命危险，就是把东北虎打死了，偷猎国家级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也要被判个十年八年，想想着实不值，只好作罢，只可惜了他们追了一天多时间的狍子了，全当送给东北虎的礼物了……这些我听到很新鲜，还想听，可师班长和朴老兵一个劲的打哈欠，房东见状只好告辞了。
第一次睡炕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女房东怕新炕不热，烧了很久，我们一上去就热的直烙背，像烧饼样翻来翻去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下半夜又给冻醒了，新炕毕竟不保暖，只好穿上棉衣、戴上皮帽再钻进被窝。第二天起床时，人人的皮帽护鼻处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象白胡子圣诞老人。
（六）
天真冷啊，“嗖嗖”的北毛风穿过森林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落叶松的松针被一簇簇从母体撕下，扎进厚厚的雪地。那风还不时搅起满天的雪花和冰粒朝人扑来，打得人脸上生疼生疼，厚厚的羊毛手套羊毛大衣羊毛大头鞋此时薄似一层纸，不停搓手，不停哈气，不停跺脚，不停地跑啊跳啊，也无计于事。一个兵的鼻涕流出来还来不及抹就被冻在了脸上，另一个去撒尿还没有完，就被冻出根抛物线。在冰刀雪剑面前，才意识到人本是万物中最虚弱的。营长说今天零下43度，他又用望远镜看了看远处设置的目标，满意地说，我们可以走了。此时已经下午4点过了。
早上从屯里出发后，解放车跑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片视野宽阔的空地上，营长说到了，才停下来。一脚下去，雪没到漆盖，跑一会活动开了身子，开始在雪地里忙起来。我们营部指挥排加一、二连的指挥排共60多名兵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明天的打靶设置目标
说是目标，其实就是在冰冻的土地上刨些坑，再把从森林里伐来的小树一一栽上去，让明天的炮弹一一摧毁。一锹下去，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只留下一个小白点，还把手的虎口都震裂了。只好从车里放点汽油浇下去，点火烧得软些，再挖开坑装火药炸。辛苦了一上午，累的人气发紧，脸发紫，才把30多个目标搞好。可营长一看就说不行，30多个目标有一半在观察所里看不见，能看到的一半，打的时候，炮弹又要全部从观察所上空飞过，打一炮有10多道程序，保不准哪一道错了，炮弹就有可能掉到观察所，我们就要壮烈牺牲。这理由充分得我们无话可说，谁愿意这么年轻就去见马克思？就说还是吃了饭再干吧，饿的实在不行了。
送饭的车来了，虽然在饭盆上面搭了几件大衣，从车上往下搬时还是冰凉冰凉了。营长带头开吃，说比当年志愿军打美国鬼子时不知强了多少倍。我们在心里却嘀咕，那时你不也就是个孩子怎么知道？再说了当时是什么条件现在又是什么条件？吃完饭我习惯地向后一伸手摸手套，却傻了眼，手套不见了（手套一般吊在前面，为了干活方便就把手套绳一缠摔在身后），在这么冷的天没有手套不仅不能干活，而且手还会冻坏。营长听说我手套丢了时候，也有些恼了，嘴里直说，这兵，这兵，干什么事都这么不小心。他问我上午都干了些什么，我说在森林里伐木头。他马上就开过来那辆北京“212”带我去找。车先在外面兜了几圈后，跌跌撞撞钻进了森林，好在这里除了我们兵，没有其他人来过的，一到上午伐木处，就看到了那双绿色的皮手套，旁边还有一滩结成冰的黄色的尿迹，肯定是上午撒尿时丢在这里的。撒尿就撒尿，怎么会取下手套来？营长边开车边嘀咕。
下午的效率要比上午高些，兵们有了上午的经验干起来是轻车熟路，再说都想早点干完回去围着火堆坐在热炕上吹吹牛、唠唠嗑，谁愿意久在冰天雪地里呆？营长看完目标后，就让大家登车先走，让小车也去来时的一条公路上等。他叫我们排留下几个人跟他再进森林走小路，顺便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伐木打猎的人没有撤走（起码这几天不能在里面活动，如果正式打靶的时候人从林里钻出来，那时哭天抢地都晚了）。他说本来从炮阵地到射击目标的中间就有一个大伐木场，为了还债，数九的天还在室外上班，因为部队打靶不得不停下来，昨天当部队的同志去找他谈时，场主说着说着哭起来了。可是人命关天，谁敢马虎？
营长手拿一把砍刀，边走边习惯往路边的松树上砍一下，留一道白色的刀痕，他说这样既使迷了路，也能顺刀痕找回来。他的嘴有毒，走着走着，我们就真的找不着路了。我们开始走的是林中的一条小路，一会小路没了，或者说是被大雪封得干干净净不露一丝痕迹，我们用棍反复探（防止掉进雪窝里），又摸索走了一段，可这片森林怎么还是一望无际，没有尽头。只好掉头往回走，营长叫电台通知车去我们设置目标的空地接我们，偏偏这时无线班的破电台关键的时候掉链子，里面除了电流的“滋滋”声什么也没有，好象是强磁场干扰，天知道这地下面有什么东西。那老兵更是急的满脸冒汗还在拼命叫，一会更好，连电流声都听不见了，电池没电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会用上电台，不仅没有带备用电池而且还在电台里听了一天的歌，现在是后悔莫及了。营长没有责怪那老兵，继续在林中寻找树上的刀痕，谁知道雪把我们来时走过的脚印也给埋了，顺着刀砍的痕迹走一会又回到了原地。看到天色越来越晚，营长的脸上越来越焦虑，他取过一个兵肩上的冲锋枪，朝天就是一梭子，林子里除了空旷的回音什么都没有，再一梭子，却惊起了远处的阵阵松涛。为了保持体力，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本来我没当回事，进了大兴安岭里，感觉什么都很新鲜，可从营长越来越严峻的脸和老兵的沉默不语就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些在屯里听老百姓讲的传说又浮上脑海：什么有人在森林里迷了路，第三天找到时，已经只剩下一堆骨头，不知是被虎还是熊给吃了；什么有人喝醉了酒，掉进雪窝子里，到第二年5月化雪时才找到，脸色红润，手里还捏着酒瓶…我们会死在这里吗？这个问题原来离我们好远好远，可现在就迫在眉睫，不得不让人思索了。营长问谁有烟？我忙递去一支，他抽得很香，大口大口地吐纳，渐渐，他的眉头有些舒展，立即站起来，手里抓起一把雪，朝空中一撒，看了看风向就说快起来，快起来，不要冻坏了。趁这时刮的东北风，只要我们一直顺风向走，肯定能走出去……于是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就跟着营长走，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听到前方有车喇叭声，再一看还有些迷离的灯光，更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我们一迈出这片森林；就看到许多兵冲我们跑来，我们拥到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参谋长看到我们没有回去，让电台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他自己带人来找我们。在公路边，一会放枪，一会让汽车的大灯开着，喇叭响着。如果我们再不出来，他就要与森林警察联系，请他们派直升机来。这都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如果还有10多个兵因迷路被冻死，不说这是惊动中央军委，通报全军的大事，就是传出去，外国鬼子的大牙不笑掉才怪。不提什么信息化、数字化，那都是后来才有的词（据说美军的数字化部队已经达到每个战士都是一个作战平台，人人都有GPS定位系统，从师一级的指挥部可以指挥到每一个兵），可我们的装备也太落后了，硅两瓦电台一遇干扰根本不能用，电话单机，收线放线，这都是老电影里解放军打国民党部队用的，可我们还在当主装备用。后来我在军部搞新闻时，和一位从事军事战役学研究的上校探讨这个问题，他叹口气说，我们不是没有新技术，不是没有先进武器，可我们的国家太穷了，军费太少，装备不起，很多东西都储备在那里，没法大规模的换装列装。平时训练用的是这些，打起仗来用那些，来得及吗？我脑子里的这个问号越来越大，我仿佛看见一只东北虎干瘪着肚子，焦灼地在林子里串来串去……
回到老乡家里，我又累又饿，鞋已和脚牢牢冻到一起了，怎么都脱不下来，拿棍使劲敲下来，袜子又脱不了，就伸进火盆里，直到冒烟，才带着撕裂般的疼痛脱落。脚已经有些发黑了，我看过书，知道这是被冻伤的前兆，这时房东和朴老兵一人端进一盆雪，把我双脚摁进去，使劲揉起来，过了很久，我的脚才有了点知觉，知道痛了，颜色也渐渐变红，房东才起来抹把汗说：好了，这双脚总算保住了。那会，我已经睡着了。
“一号方位物，向左两指幅，3号装药，两发急速射，放！”
“10号目标，观察炸点，向右修正一指幅，2号装药，放！”
观察所里电台的滴滴声，电话的铃铃声，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激动，让人紧张。一声声口令、一个个指示传向离我们20多公里的炮阵地，实弹打靶开始了。当电台里传来“发射完毕”的声音时，观察所（说是观察所，其实就是山坡上的一道临时挖的壕沟，距离目标两公里）一下静了下来，我们都盯着前方的目标，眼睛一眨不眨。过了30多秒，天空中传来嗡嗡的声音，用望远镜一看，有一群小黑点苍蝇似地飞过来，靠近了又马上转为尖声的怪叫，伴随刺鼻弥漫的硝烟，恶狠狠地全部砸向目标，用尖厉的牙使劲撕咬，用强壮的腿使劲蹬踢，让目标粉身碎骨，把我们昨天的辛苦炸得个稀烂。30多门炮第一次齐射就全部覆盖了目标，我们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参谋长这时下令让每个连队都单独打一下，检验平时训练的成果。他随口指了几个目标：“右前方独立树，方位……坐标…。放！”又6发炮弹飞来，全部命中，其中一发正中树干，树断为两截，炮弹却“嗖”地转进冻土了，隔一会才轰的一声炸开，冻土四处飞溅，其中馒头大小的几块像长了眼睛直朝我们观察所飞来，参谋长大叫一声卧倒，我们全部都趴下了，土块擦头顶飞过打进后面的林里，传来卟通卟通的闷响。好险！参谋长边掸身上的雪边说：“不是都装瞬发引信（炮弹在地面爆炸，用于杀伤地面目标）吗？怎么装了延期的（用于杀伤地下的目标）？”一上午4个连队轮换着打，130加农炮、122榴弹炮轮换着上，干进去好几百发炮弹（一发炮弹500多元人民币，黑市上卖900多，这就是好几十万啊），把目标区打得是大坑连小坑，黑糊糊的一片，几十颗目标树几乎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叶。这时，炮阵地来电话说还剩下10来发炮弹，已经装了引信，问怎么办？参谋长和营长合计了一下，说打了算了，带回去还真怕出问题。又是一阵炮声轰鸣。最后，参谋长拿起电话，要通了炮阵地，既是对他们也是对我们，大声说道：“我代表团党委感谢这次参加实弹射击的一营、二营全体官兵……”全场顿时一片欢呼。
我这次来除了干体力活，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计算上有师班长和其他连的老兵，自己只是呆在一边看他们怎样操作，积累经验，长长见识，或者就是给营长当当通讯员，跑跑腿，上传下达，但也参加完了全过程，算是经历了炮火的洗礼吧！随后的几天我们除了休整，就是帮屯里干些好事。包括把屯里那条有屯那天起就没打扫过的大道上的冰雪铲得干干净净，干活时看热闹的不少，没人来帮忙，一场雪下来不又这样了？老百姓认为这纯属形式主义；包括把屯里的青壮年和大姑娘、小媳妇全集中到小学的教室里，让二连的指导员进行“二五”普法教育，可他们只对《婚姻法》感兴趣，一些大嫂还勇敢站起来问一些敏感词，把已结了婚的二连指导员也问的面红耳赤，答非所问；包括让营部的卫生员把全屯的进入了发情期的狗都阉了一遍，弄得狗一见到卫生员就夹紧尾巴躲的远远的，5天后我们出发回部队时，就再也没有狗出来送我们了，大概还在角落里舔伤口吧……
一回到牡丹江火车站；就看到站台上副营长高高的身影；他带着留守的人来接我们了。跨上车箱就是人人握手，就是一句：你们辛苦了！包括我。回到营部，我习惯地到一楼的文书和卫生员住的屋，看看有没有我的信，营长和副营长正在里面唠磕。文书说：小波，有你的信，好象是什么杂志寄来的，还有15元稿费。一听稿费，他们的耳全都立起来，非要我当面拆开看看是什么。前段时间我寄出信多（都是些稿件），收到的很少，每来一封信都要在身边放很久，先猜猜是什么内容，再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找一个地方拆开看，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可今天不行了，我慢慢拆了，哦，是南方的一家很著名的诗歌杂志用了我的诗，寄来的样刊，副营长一把抢过去，大声念出来：
《有一群南方籍士兵》
就像葱翠的茨竹林喜欢在潮湿的土壤
就像芳馨的香芦草
丛生在向阳的山岗
他们的故乡——在南方
啊南方故乡
那是黄梅雨下得鹅卵石
都拧得出水的季节吆
那是六月娇阳晒得连荷花塘
都冒泡的季节吆
没穿过棉衣便结结实实地
长了十七八岁
十八岁——正是扛枪的年龄
（那是一个激动得让人落泪的日子
乡亲们用血酒行誓
一腔忠良竟被古老的威仪
注进年轻的胸膛）
从此一枝钢枪一条巡逻
小径被牢记
成责任使命
从此冰天雪地便有了红红的鸡尾花
盛开成自豪和崇尚……
念完了，副营长还意犹未尽，对文书说：把小波的这首诗贴到我们营的黑板报去，让大家都看看。又对卫生员说：你去跑一趟，通知炊事班今晚每桌加一个菜，祝贺咱们营出了第一个战士诗人。营长也说是哩是哩，我们营组建30多年了，就只出了你一个诗人，你今后还要努力啊。一时间，我是百感交集。
（七）
绿色爱情（7）
“呜”，列车一声长鸣，闯入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车窗两边顿时亮堂起来，车的速度明显放慢。车箱里的喇叭响起来：“旅客同志，马上要到长春站了，请下车的旅客作好准备。”
这时，那位漂亮丰满的列车员拿着一个本过来了，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你要下车了吧？你是哪个部队的？我一定要给你们部队去感谢信。”我顿时脸红了，忙摆摆手，说这不算什么。从行李架上拽下行李，背在肩上紧了紧，向车箱出口走去。列车员有些遗憾地舔舔嘴唇。其实她的本意是想让我留下地址好联系，却被我一眼识破了。一年多的部队艰苦的磨练和有规律的生活，让我个也高了人也魁伟了（当兵前是1米74，现在是1米76，没想到20多岁的人还要长个），更有一张怎么也晒不黑的脸，加上合体的军装，一整个就是英姿飒爽，十足的帅哥，到了团政治处后，上牡丹江街上买办公用品，走哪都有一溜眼神跟在身后，列车员这样也不足为奇了。
这列从牡丹江——北京的直快从牡丹江一出发就严重超员，好象10多亿人都挤上了这趟车，连两头的厕所里也站满了人。我是提前两天买的票，当然有座，而且是靠窗。可一上车就被一位女学生模样的女孩给换了，她说她晕车，靠窗想吐时方便，我只好答应。坐下不到两小时，就上来一位大嫂，或许是我一身的军装在人群中太扎眼，她一下就准确地看到了我，抱着孩子挤了过来，靠我旁边站着，怀里的孩子还“哇蛙”大哭。我看看四周，感觉实在没理由不起来让座。她千恩万谢地坐下后，还把小孩让我抱了会，让小孩叫了几声糊糊（叔叔），她说她到哈尔滨下。我想几小时很快就会过去，就去车箱头抽起了烟。
这时，一名女列车员推着送水的车在人群中艰难地挪动着，还一边大喊“借光，借光”，说实话，我当时还真的是怀着一种近乎崇高的想法来帮她的，不是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说法吗？雷锋是解放军，我也是，于是我丢下了烟，上前帮她推起来。她抬起头用衣袖擦了擦汗，这时，我才看见这是位五官纤细洁静，很漂亮、很美的女子，化了淡妆，有江南女子的韵味，略丰满的身材让制服充满线条，全没有我见过的北方女子的五大三粗。一开口，却是地道的东北味：“大兄弟，谢谢你啊……”等我帮她送完水，再整理好架上的行李，拖完地板时，列车早过哈尔滨了，我一拍脑门：糟糕……忙去找自己的座位。晚了，座位上已坐下了一位年近70的老汉，他微笑地问我：“解放军同志有事吗？”我能掏出车票说这是我的座位请你起来吗？没穿军装前我能，可现在我是坚决不能！我摇了摇头。可是，我还是四处瞅瞅希望有人能帮我证明说句话什么的，包括那女学生。她脸冲窗口，一动不动，只好自认晦气了。列车员这时过来了，拿着一个“治安”的红袖标给我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