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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这两天会议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已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中，有一段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20大的正式报告中提出来的，我们党一开始就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几次会议上对这一段都没有意见。但毛主席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主席说，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最后原则通过这篇文章，要求我们根据两天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后审定。会议还同意毛主席建设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天会议之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抓紧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乔木家中共同对稿子逐段修改。因为毛主席交代，这篇文章要在今年内发表，把1956年的事作个了结。
常委会议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们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9点多了。迎面一阵寒风，倒也觉得凉爽。
第二章 新闻的阶级性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目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四点意见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寥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看来，毛主席对赵先生的印象比较好，他后来在反右斗争中扬“新民”而抑“文汇”不是无因的，6月间，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赵先生，勉励他继续进步。）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两种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两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3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 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从卢郁文事件说起
我们刚坐一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四月的批评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10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10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
四点改进意见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