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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辰四更，太祖暴死。宋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召赵德芳。王继恩自以为太祖素来打算传位给光义，竟敢不宣德芳，竟赴开封府赵晋王光义。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德玄坐在府门口，便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召，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此情况，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
继恩感到怪异，便告以宫中大事，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大惊，犹豫不行，声称要与家人商议，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继恩欲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直接进去，何待之有？”三人俱至寝殿。
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马上改口喊官家，说：“我们母子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光义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就即了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烛影斧声下太祖的猝死和太宗的继位，其内幕究竟如何，这是千古难解之谜。以上叙述，出自《续湘山野录》和《涑水记闻》，后者出自北宋史家司马光之手，他可不是一个热衷小道的史家。南宋史家李焘订正了王继恩（原作王继隆）和程德玄（原作贾德玄）的姓名出入，把这两条记载编入他考证严谨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越是难解之谜，越是引起人们的兴趣。自元代以后直至上世纪末，史家对这一疑案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派认为，太宗即位并不存在篡弑之事；另一派认为，太宗怀有阴谋，做过手脚，至于其阴谋程度又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么，事实究竟可能是怎样呢？
其一，太祖显然属于非正常死亡。太祖在席上对光义连说“好做”，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为“好好做”，一为反语“你做的好事”，李焘改成“好为之”，只有前者之义，并不妥当。倘是后者，光义当时做的是什么“好事”，却不得而知。倘据史料，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精力充沛，频繁出巡，甚至远至西京洛阳。而且迟至十月的十几天里，史书也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故太祖猝死，显然不是因病。有人推测他是饮酒过度而一夜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是有节制的，故贪杯猝死的论据有所不足。倘说因酒致死，这次是与光义共饮，太祖死于酒而光义无恙，只可能光义上下其手。太祖是否发现这点，才大呼“好做”的呢？
其二，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太祖死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相天文之学，与光义的亲信程德玄友善，十九日晚上来见德玄，声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太宗。太宗命令将他看管起立，即位以后才将其放出。马韶的消息肯定是太宗亲信走漏的（也许就是这个程德玄），为防止他在事成之前泄露天机，只能把他关起来。这也说明程德玄完全预知即将到来的政变。除光义本身，德玄应是这幕闹剧里最知情的人，他在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是代光义静候宫中好消息。否则，既然担心光义有急病，却不入府视疾，在风雪之夜傻坐在府门口，无论如何难圆其慌。而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宋皇后的旨令，不召赵德芳，当光义故作姿态时又心照不宣的提醒他“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两人也显然有事先的默契。光义对宋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保富贵”，也表明他早知此事，有备而来。
其三，从宋皇后的言行可推见太宗即位出自逆取。宋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不宣光义，而宣德芳，一方面太祖没有关于传位的遗诏，至死也没有确定光义就是无可争议的皇位继承者；另一方面也透漏出太祖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可能与昨夜的饮酒有关，故而不召光义。只有这样，当召来的是光义时，她才可能大惊失色，竟顾虑自家母子性命不保了。否则，太祖正常死亡，光义正常继位，他就没有必要多此一虑了。
总之，这一疑案稍加追究，就发现太宗问题多多，它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其中细节也许永远是谜。据《烬余录》，后蜀花蕊夫人在亡国以后被召入太祖后宫，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酒酣，光义见太祖已睡去，呼之不应，就乘机挑逗调戏花蕊夫人，太祖寐觉，即以玉斧斫地。倘真如此，太祖连呼“好做”，倒有了落实。但此说也只是可能有，而未必一定有。
有人误解史书所说的“柱斧”，猜测光义是用斧头劈死太祖的。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铜铁为材料，烛影斧声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绝不可能成为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不至于做得如此露骨。最有可能的还是酒里做手脚，且有史料说明太宗是精于此道的：《烬余录》说后蜀降王孟昶因其而暴卒。《默记》说南唐后主李煜被他在酒里下牵机药而毒死。
细说宋朝12：金匮之盟
宋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说来，以子继父，以弟承兄，出于对前任皇帝的尊重和承认，当年是不改元的。两宋除高宗因在非常事态中即位而当年改元外，其他君主都是沿用旧号次年改元的。太宗此举主要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和迫不及待，倒并不是向世人表示割断与太祖的承统关系。他还是要打太祖旗号的。在即位大赦诏书里，他自称是“小子”、“冲人”（都是年幼继承者的意思），表示要“恭禀遗训”、“恭尊先旨”，以证明自己是太祖忠实的继承者。
即位以后，太宗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所在，便有人准备拥戴随征的德昭。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怀念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扭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史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自己的责任。两年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赵德芳又不明不白而死，只有《宋史》说他是“寝疾薨”，与太祖一样在睡梦中去世的。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自从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在了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普受到了太宗的召见，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太宗果然都找到了，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金匮之盟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宋初三大疑案，不妨先根据后来的追述来说说当年金匮之盟的立约情况和誓约内容。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之际，赵普曾向他上奏论皇位继承事，便召赵普入宫，当时太祖在侧。太后问太祖何以得天下，答以祖宗和太后积德，太后说：“不对！正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长君，天下岂你所有？你百年后应传位给你的兄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啊！”见太祖叩头应允，太后对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在榻前亲写约誓，一式两份，在两份纸尾崎缝处签上了自己的名衔。事后，一份随葬入杜太后的墓棺，一份由太祖手封收藏。
由于誓约的原文从未见诸史书记录，而转述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大体说来，盟约关于皇位传承的办法有“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区别。所谓独传约，即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杜太后的遗命。而所谓三传约，即太祖传之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太祖之子德昭，这是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迎合太宗旨意，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廷美忧悸成疾，两年后死于当地，年仅三十八岁。
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连太宗的长子元佐也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出面向父亲申辩。廷美死讯传来，元佐顿时发疯了。
太宗还对宰相李昉等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而《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第四。可见这是太宗为掩饰逼杀廷美之罪，不惜向自己父亲泼脏水，故意编派出来的谎言。
涪陵之狱，始终未见有丝毫的显罪确情。《宋史·赵廷美传》把这一冤案归罪于赵普。实际上，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于子，因而元凶是太宗，赵普不过帮凶而已。在皇位这一天下第一权力面前，即便在兄弟父子之间，人性的泯灭也太司空见惯了。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继位，内心总不踏实。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经验，虽然还不至于有公开指责他合法性的臣民，但飞短流长似乎难免。尽管找不到官私史书的正面记载，但即位次年有两道诏书泄漏出个中的消息。十月，太宗下令全国禁止天文、阴阳、卜相之书，有私习者斩首。十二月，他命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进行甄别，把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将其余近三百人都一古脑儿发配到沙门岛上去了。
留在司天监做官是利诱，禁书和流放是威胁，理由都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如果只是对普通百姓“矫言祸福”，没有必要堵住他们的嘴巴，把查无实据者统统发配到与世隔绝的海岛上去，对私习者则要他们的脑袋。唯一可能就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对象牵涉到继位问题，才逼得太宗出此狠招。
在防民之口的同时，太宗急于完成统一大业，即证明自己是太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龟缩福建一隅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有一场硬仗要打。
五代中期，十国之一的闽被南唐灭亡，原割据泉、漳两州的留从效得到南唐的认可，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北宋建立当年，从效上表称藩。建隆三年（962年），从效去世，少子绍镃主政。牙将陈洪进诬指他准备将土地献给吴越，把他捆送给南唐发落，推举统军副使张汉思担任节度留后，自己当节度副使，大权在握。后来陈洪进又囚禁了汉思，潜使宋朝请求承认。太祖当时无暇南顾，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仍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南唐灭亡以后，陈洪进与吴越向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亲自入朝。太宗待他礼数倒很优厚，就是过了大半年还不放他回去。他现在倒落入了当时汉思被囚的处境，次年，只得向太宗上表献漳、泉二州十四县。
吴越自宋朝建立以来，每年朝贡，态度一直相当恭谨。南唐灭亡的次年，钱俶与妻、子入朝，因为太祖曾约他晤面“以慰延想”，并许诺保证让他回国。到达开封以后，太祖赐他剑履上殿，书诏不称名，极尽礼遇。群臣纷纷上章，建议扣留钱俶，太祖信守诺言，放他南归，感动得钱俶流着泪表示愿今后三年一朝。临行，太祖赐他一个黄包袱，封裹严密，嘱咐他在路上细看。途中打开一看，都是群臣请求扣留他的奏章，他越加觉得惶恐不安。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越发忐忑不安，上表要求免去所封的吴越国王和书诏不名的待遇，允许他回国，宋太宗没有答应。随从的崔仁冀对钱俶说：“现在去国千里，尽在他人掌握之中，只有插翅才能飞去！”钱俶迫不得已也只得重蹈陈洪进的覆辙，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据说，这次钱俶入朝，臣民都知道他将有去无回，造了保俶塔祝愿他能平安回来。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