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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州县的封建农业经济在契丹社会经济中始终是相对独立的，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先进模式，刺激和引导着头下州县乃至契丹全境的封建化进程；一方面，它作为辽朝最先进的经济区，是契丹得以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以南北朝抗衡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同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对于中原与契丹的利弊得失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闰十一月，后唐赵德钧与子延寿率领援军逗留不进，暗地也效法石敬瑭，与辽太宗做起了交易，希望辽朝立他为帝。辽太宗见其兵力颇强，便脚踩两只船，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唯恐被唾弃，即派桑维翰面见辽太宗，诉说赵德钧不忠于唐、不信于辽，而许诺自己若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辽太宗表示“兵家权谋不得不尔”，桑维翰跪在太宗帐前，自旦至暮，涕泣力争，太宗这才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氏使节说：“我已许石郎，石头烂，才可变。”
其后，辽军不仅攻克了被围八十余日的张敬达部队，并将赵德钧的援军悉数歼灭。太宗对石敬瑭说：“我若南进，河南之民一定惊骇。你自引兵南下，我派五千骑护送你入洛。我且留在太原，等洛阳平定，我才北归。”临行，辽太宗与石敬瑭宴别，再次执手约为父子，并告诫道：“子子孙孙，各毋相忘。”听到石敬瑭整军南来，李从珂举族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辽太宗这才班师，他这次南攻，可谓是志满意得。对他来说，扶立石敬瑭并非与其有特别的情义，他一度准备利用存有二心的赵德钧，就是例证。作为辽朝皇帝，只要谁能出好价钱与辽朝死心塌地结盟，他就立谁。而石敬瑭贡献燕云十六州，称臣称子，所允诺的两方面条件都已难加码，他才选了石敬瑭。
石敬瑭在位七年，真像龟儿子一样侍奉辽朝，每年除岁币外，赠送珍玩，不绝于道，甚至对契丹的太后、太子、诸王、大臣都各有进奉。辽朝小不如意，就严词谴责，但他仍小心谨慎，唯恐失闪。因而辽太宗对他还颇满意，让他上表不必称臣，只须自称“儿皇帝”就可以了。
后晋向辽割让了雁门关以北的州县，原在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也归辽朝管辖，但因不堪契丹统治的苛虐，颇有族帐再度奔归后晋。辽朝屡责后晋纳降，晋高祖石敬瑭卑词解释，忧恐得病，会同五年（942年），一命呜呼，其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后晋少帝。
因拥立有功的景延广建议，后晋告哀表章向契丹称孙而不称臣。辽太宗见表大怒，他当初却也让石敬瑭只称儿不称臣，但这是恩准的，你继位者不经许可岂能如此？于是遣使责问，景延广回答说：“高祖是大辽所册，今主乃我国自立。为邻称孙则尚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辽太宗闻报，便有教训后晋的打算。而投靠契丹的赵延寿称帝中原梦还未破灭，一再鼓动南击后晋，辽太宗被说得心动。
会同七年正月，辽太宗命赵延寿率前锋五万骑，自率大军南下攻晋。现在，辽骑越过长城真是易如反掌，未几，辽太宗就在元城（今河北大名）建牙帐，对前来求和的晋使说，后晋必须割让河北诸州。见后晋没有回应，便进军至澶渊（今河南濮阳），双方激战，互有胜负。时已三月，黄河开冻，辽骑不便久留，只得回师南京（今北京），所过方圆千里，民物焚掠殆尽。这次南下，已把六十年后澶渊之役的景况预演了一番。
契丹连年攻晋，中原饱受兵燹肆虐，契丹也人畜损失严重，双方都深受战争之苦。述律太后问太宗：“你为什么要作汉人之主？”答曰：“石晋负恩，不可容忍。”太后又说：“你即便得到汉地，也不能居住。万一有蹉跌，后悔不及！”她对臣下说：“汉儿怎么能睡安稳觉啊！汉儿果能回心转意，我们也不惜与他们议和！”后晋再派使者上表称臣，卑辞谢罪，但辽太宗却不肯善罢甘休，提出议和条件：一是景延广亲自赴辽谢罪，而是割让镇、定两道归辽。后晋认为契丹缺乏和意，也就没了下文。
会同九年（946年）深秋，辽太宗大举南下，与前来应战的后晋杜重威军在滹沱河中渡（今河北石家庄北）夹河对峙。辽太宗分兵将晋军包围起来，断其粮道和归路。眼看内外隔绝，粮尽势穷。杜重威派人到契丹牙帐谈投降条件。辽太宗再次以“帝中国”为诱饵，十二月，杜重威率二十万大军束手投降。扫除了南进障碍，辽太宗便挥师直取后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
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元日，辽太宗在东京封邱门外接受晋少帝举族出降，降封晋少帝为负义侯，将其与家人押送至黄龙府（今黑龙江农安）羁管，后晋灭亡。随即入城，在御元殿受朝贺。他问群臣：“我想选一人作中原之君，如何？”群臣都表示：天无二日，愿意拥戴他君临中国。于是，二月初一，他改服中原皇帝衣冠，用中原王朝礼仪接受蕃汉群臣的朝贺，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太宗对群臣说：“自今不用甲兵，不买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与太平大同的许愿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他下令在京城和诸州检括士民钱帛，名义上说是赏赐给契丹士兵的，实际上却藏之内库，准备运回契丹。当有人建议给契丹骑兵发粮饷时，他依然纵容骑兵四处剽掠，实行契丹“打草谷”的旧法，东京、洛阳数百里间财畜被抢劫一空。中原人民不堪契丹的暴行，发誓要把契丹兵赶回去，不断群起袭击辽兵，并攻克了宋州（今河南商丘）、亳州（今安徽亳县）、密州（今山东诸城）。
辽太宗不得不承认：“我不知中原之人如此难制！”于是，他改变初衷，把一些节度使打发回原先的驻地，自己打算回辽国去。三月，辽太宗率领大军，捆载着图书、仪仗等后晋库藏浩浩荡荡北归，随同北上的还有后晋官员、方技、百工、宫女、宦官数千人。这一场景也几乎是一百八十年后靖康之变的预演。
四月，在回师的路上，辽太宗勤俭所过城邑多为废墟，感慨地说：“导致中原如此，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啊！”这当然是推脱责任之言，但他也终于说出之所以不能在中原立足的原因：“我有三失，难怪天下要背叛我。一失是诸州括钱；二失是令契丹人打草谷；三失是没有及早派各节度使回镇守之地。”行至沙胡林，辽太宗病死。为防止尸体腐化，他被开膛剖腹，放盐数斗，汉人称之为“帝羓”（即皇帝肉干）。
契丹大军被赶回了辽境，但只要燕云十六州仍在辽朝手里，类似后晋灭亡的阴影，随时在中原王朝的头顶上盘旋。其后的历史确实一再重演了相似的片断。
细说宋朝6：陈桥兵变
清人查慎初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要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还得从他在后周末年的实力地位说起。
赵匡胤出身于将门，祖籍虽是涿州，却出生在洛阳夹马营，至于《宋史》本纪说他生时“赤光绕室”之类的话头，令人想起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后来的附会。尽管家境还优裕，他却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这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后汉乾佑元年（948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的账下当一个普通的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以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
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匡胤任职的殿前司系统，兵员虽少于侍卫司，确是禁军的精锐所在。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卒于显德三年，位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因而匡胤在侍卫司里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
这十兄弟是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和赵匡胤。这些人大多是后汉初年投奔郭威麾下的，现在已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例如慕容彦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延徽、赵晁等。这张名单与任职足以说明：代周前夕，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当然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把武艺超群者选入殿前司，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但张永德官职依旧，他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重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特设殿前都点检让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就由匡胤顶替了。
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谣传，很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作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重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彦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可见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五十三年，先后竟出了十四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挟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幼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
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
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昇率兵迫逐，合家被杀。这时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
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代的文告，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榖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两件家庭佚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师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匡胤是欲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太祖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道：“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同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亲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踯躅，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实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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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后人往往用这一题目来标举宋太祖收兵权，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这里说的杯酒释兵权仅仅是关于前者的故事，至于后者将另有细说。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何尝不明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