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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问两位厂长：“能不能自己想办法影制铜版？”
陈祥生半天不吭声，过了许久，才说：“江西工农银行原来准备印刷发行一元券纸币，在上海影制好了铜版。我看它上面的列宁头像和黄亚光现在画的差不多，字体也相似。”
毛泽民眉毛一扬，大胆设想：“能不能利用这块铜版，剪制实贴凑合成我们需要的铜版？”他在上海当过多年印刷厂老板，这方面有经验。
陈祥生和杨其鑫都是老印刷工人，一听，连说：“行，行！我们试试看！”
俩人亲自动手，拼制铜版。毛泽民也连续几天蹲在印刷厂。符合设计要求的铜版，终于制成了。
红军攻打漳州时，邓子恢通过厦门地下党，又购了一批油墨。国家银行的纸币，终于开机印刷。
1932年6月2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十四号命令，颁布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办法，宣布：
“在国家银行各地兑换处未普遍设立以前，各级政府各部队的经理机关要代理兑换国家银行发行之各种钞票，并须挂起‘国家银行钞票代兑处’的招牌，指定专人负责。”
“对持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同时要向持票人宣传，以提高他们对国家银行之钞票之认识和信仰。”
“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其他杂币概不收受。”
……
1932年7月，国家银行各种面额的纸币，在全中央苏区正式发行、流通。
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票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统一了苏区的货币，更是工农劳苦大众掌握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毛泽民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除了发行纸币，国家银行还办起中央造币厂，铸造银圆。
不久，红军在闽西武平攻克敌钟绍奎匪巢，果真缴获了一台铸币机和钢模。这台机器很快运回到造币厂，安装起来，实现了毛泽民用机器铸币的愿望。后来，红军又攻克福建沙县，又缴获了台铸币机。中央造币厂规模迅速得到扩大，发展到170余人，每天能生产银圆5000多块。
“大头洋”“小头洋”在不停地铸造出来，银行金库又得到充实。可是没想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天， 中央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和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匆匆来到毛泽民的卧室。
毛泽民躺在床上。他的胃病又发作了。1924年冬他患阑尾炎在长沙开刀时，留下了后遗症，常常胃痛。苏区生活困难，吃的是草包子饭，不仅肉蛋荤腥很少沾边，就是青菜也缺油少盐。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工作使毛泽民的身体严重亏空，“收支不平衡”。此刻，他正胃痛，头上直冒虚汗。看到吴亮平和钱之光进房来，他支撑着从床上坐起，忙问：“有事吗？”
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吴亮平和钱之光欲言又止。
“说吧，我还可以……”毛泽民示意他俩坐下。
“是这样的，赣州商人最近不收我们造币厂生产的现洋，江口外贸分局对白区的贸易锐减……”
中央国民经济部是1933年2月成立的，原先由邓子恢兼任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5月，林伯渠到了苏区，专任国民经济部长。不久后林伯渠改任财政部长，吴亮平接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外贸总局属国民经济部领导，专门负责苏区对白区的进出口贸易，其下设立了好几个外贸分局。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有100多名工作人员、4个采办处和3个仓库。分局局长叫姚名焜，兴国县人。
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深知发展对外贸易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保障战争和人民生活供给，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他倾全力支持外贸总局的工作，对江口外贸分局更是特别关照，凡外贸所需现洋，尽量给予解决。他还给姚名焜出了许多好主意。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建议赣州的地下党，组织一些群众将棺材改成双层底，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然后装成送葬的队伍，哭哭啼啼，吹吹打打，混过敌人岗哨，将盐送到苏区，还建议将食盐用铁桶装好密封，吊在船底下，混过敌人的封锁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和毛泽民行长的建议，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姚名焜和全体工作人员经过艰苦努力，将江口圩建成了赤白交界区域的一个小“特区”，不仅赣州的大批商人被吸引到江口来与苏区互通贸易，连驻守赣南的国民党粤军一些中下级军官们及他们的代理人，也同苏区做起了生意。赣州的一些大商号和江口外贸分局的业务越做越大，每月出口的粮食、钨砂、木材等商品都在60万元以上；进口的食盐、布匹、药材等，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
不料，近来赣州商人发现江口外贸分局支付的“大头洋”“小头洋”，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白区难以流通。他们只喜欢“老鹰头”。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老鹰头”。
听说江口外贸局业务受到影响，毛泽民急了。他忍着胃病，朝中央造币厂奔去。
造币厂厂长已经换成了杨其鑫。杨厂长告诉他，厂里还没有造“老鹰头”的铸币机和钢模。这种机器只能在上海才能买到。
毛泽民找到钱之光，要江口外贸分局通过赣州商人，不惜代价，尽快从上海买回一台铸币机和一批制造钢模的马金钢。
过不多久，果然有一条载着铸币机和几大箱马金钢的商船，在江口的石角塘悄悄地靠了岸。姚名焜局长连夜派人将机器送到了瑞金。
一块块雪白的“老鹰头”银圆，流水似地从铸币机中跳出……
毛泽民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点石成“金”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银行家，都十分重视实业投资，将金融与实业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实业厚集资本，获得巨利。可是，极少有银行家像毛泽民那样，自己亲自在实业界任职，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亲自抓“石头”换现钱。
国家银行成立不久，为发展生产解决资金问题，毛泽民身穿黑布棉衣，赶到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掘钨矿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500多工人，组成5个中队。1931年1月中旬，正式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蔡云飞任钨矿经理。这样，第一个公营钨矿就正式挂牌开业了。开业那天，毛泽民亲自剪彩。
接着，毛泽民由交通员领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仁凤山。这是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大山区，最高的山海拔1200米。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扶持矿商资本家，在这里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29年春，赣南特派员刘义顺、陈奇来这里面开展工运工作。1931年驻地红军离开后，8月30日，反动民团放火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化为灰烬，矿工被迫离矿。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离山的矿工才陆续回来搭棚挖砂。这次毛泽民冒着寒风而来，就是察看钨砂恢复生产的情况和矿工生活情况。
通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民对矿工的生产生活状况摸清了，在听取特支委委员、工会干部的汇报间，就矿山的任务作了六点指示：
一、 立即组织矿工恢复钨矿生产。
二、 像“扩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发动在矿工人向亲戚朋友写信，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要他们赶快回来。
三、 特支委和工会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四、 钨砂由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
五、 打算成立一个钨矿公司，领导苏区的钨砂生产。
六、 矿工反映的其他问题，回去向临时中央政府汇报。
此后，毛泽民又到上坪、庵前滩调查和解决实际问题，先后恢复了上坪、庵前滩、吴山、蜈蚣山的钨砂生产。并在会昌县白鹅墟成立“白鹅洗砂厂”，将公营矿山自产及收购民窿的钨砂，集中在这里淘洗，加工成钨精矿。
毛泽民兼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是抓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撤销了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华太章的职务，并放在分队里劳动改造，对公营铁山垅钨矿的五个生产中队，由原来每中队仅有一名中队长，增配一名指导员，再发动工人选一名成分好、生产积极、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当工人长，中队形成“三股头用劲”，中队下设分队，分队长一人。
第二件事是抓生活。铁山垅是个有名的摆子（疟疾）区，群众全赖封建迷信和采用“水斗”、“火斗”、“走摆子”、生吞癞蛤蟆等办法“医治”，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毛泽民知道后，和总务科长商量好，分头请郎中，找房子，办医院。
再是组织消费合作社。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更毒辣的办法，企图“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红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使红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致使红军生活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奇缺，市场价格昂贵：一斤钨砂竟换不到一两盐、或一斤鸡、或一尺白土布。毛泽民号召挖砂工人自愿入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可以用钨砂折价入股，每股二斤，每人最多十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消费合作社所经营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由钨矿公司统一解决。参加了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凭“购买证”可以买到比市场价格低几倍的大米、油、盐和其他日用品。
第三件大事是抓扩大生产，奖励生产。毛泽民主张一手抓公营厂矿，一手抓生产合作社，公司与合作社签订产、销合同。1933年春节前，将仁凤山、上坪两个矿区的分散、个体挖砂民工组织两个合作社，并根据规模、地域情况，自愿组成合作组。共组织158个合作组。
开发新的矿区。毛泽民得到江西省第九分区的报告：泰和县小龙山沟里有钨矿。一个村都姓田，名叫过时村的群众，已开始淘洗，建议钨矿公司派人去组织开采。遇事深思熟虑，从不轻易行事的毛泽民，认为眼见为实，决不能凭这短短的百把个字，就贸然拉出队伍，浩浩荡荡几百里，说不定劳民伤财。因而，他派银行一位叫曹根全的干部和有挖钨砂技术、经验丰富的工人丁冬根一道去考察。一星期后，考察的同志回来了，他们说，除河沟见到露头块钨，附近的石山上还有好几条矿苗。按丁冬根的话说，是“很有开采价值的”。
毛泽民高兴极了，立即将铁山垅钨矿的第四中队成建制调往小龙，并从仁凤山征集了300多名有开窿技术的民工，去开办公营小龙钨矿。任命李相生为经理，设立第二中队和第六中队两个建制，当年上马，当年就生产钨砂47吨。开采到1934年中秋节后，国民党的军队打来了，才被迫解散。
为了奖励生产，193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毛泽民刚刚躺下睡着，一中队有两个下班的工人在外面敲窗户。毛泽民惊醒后把他们请进来。原来，他们是来提建议的，说现在采钨工人都是“打单锤”，用左手握着尺把长的钢钎，“哼哟”一锤、“哼哟”一锤地打个小圆孔，孔内填满乌硝，插根引线点燃爆破，累得胳膊酸痛，一天还只能锤几寸深。“如果有12斤重的铁锤就好，一个人专门握钢钎，另一个双手抡锤，进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得多。”
毛泽民听后，立即打好了绑腿，顺手在枕头下摸出手枪插在腰间，说一声“走”，就迈出了房门。警卫员小郭紧紧地跟着，来到七里外的畔田桥陈铁匠家里。说明来意后，陈铁匠立刻引着炉火，拉响风箱，师徒俩“叮叮当当”的当晚就打好一个长钢钎和大铁锤。第二天早晨，按好锤把，送给一中队试用，结果，一个班打眼深度一尺四寸，两个人完成了三个半人的工作量。
毛泽民高兴极了。决定通令嘉奖一中队。他在一张大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革命竞赛，增加生产的新方法。”
写完以后，组织机关干部和各生产中队的中队长一起，送到一中队，贴在他们住房的厅堂墙上。
与此同时，毛泽民还从自己每月仅有的两元办公费中，买一斤生烟奖给陈铁匠；组织两位深夜提建议的工人，日夜操练后，巡回到各中队表演、带徒弟。
毛泽民认真执行临时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团结商人，利用国民党军内的“官贾”，使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显著变化。钨砂产量，1932年为648吨，1933年上升到1800吨，到1934年10月止，中央苏区共产钨砂4193吨，出口每百斤52银元。为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毛泽民无疑立了一功！①
①龙焕奇《毛泽民办中华钨矿公司》。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银行要有铁打的信誉
公元1933年的一天，毛泽民刚从铁山垅回到瑞金，还没落座，金库会计钱希钧就悄悄地将他拉回楼上自己的卧室，焦急地说：“泽民，近来老乡们纷纷要求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快要见底了，搞不好要出问题的，你得想个办法来！”
毛泽民一听，连忙来到楼下营业厅，果见柜台前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有人大声嚷嚷：“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只收现洋，我要换现洋！”
有人接话说：“现在纸币不值钱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拨开众人，跨出大厅，翻身骑上白马，朝瑞金县城驰去。他在大街小巷走了一趟，果真看见一些商贩的小摊上插着小纸牌，上面写着：“只收现洋。”
盐摊上的牌牌写的是：“每块现洋二元。”
凭着一年来银行工作的经验，毛泽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银行界最忌讳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到财政部，向邓子恢汇报。
财政部办公室也挤满了人，不过，他们不是要求兑换现洋，而是要求财政部长签字拨款，自1932年下半年以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提出的“左”倾“进攻路线”精神，决定取消红军原先担负的筹款任务，党政军民所有经费的开支，全部改为财政拨款解决。邓子恢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每天都被前来要求批款的人缠得不能脱身。同时他还兼任着中央土地部代部长，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还要领导苏区春耕生产的开展。
毛泽民将邓子恢从人群中叫出来，来到隔壁空空荡荡的土地部办公室，小声地谈了情况。
其实，邓子恢早已得知这些。他正急于等毛泽民回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民说：“我想，发生挤兑现象的原因，不外这么几条：第一，国民党加紧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我们的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第二，敌人造谣破坏，制造假币大量流入苏区，扰乱了我们的金融市场；第三，各级苏维埃政府对拥护和使用国币的宣传还不够。”
邓子恢完全同意这个分析：“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状况。”
“我想过了”，毛泽民说，“国币的信誉一定要保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停了停，他又说：“我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前线，紧急运回一批缴获的日用物资，充实各个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邓子恢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联系，请他们协助，坚决打击敌人制造假币的活动。同时，我与《红色中华》报社商量，组织人员写文章发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一天、 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
一位老大爷手持几张撕成碎片的一元券纸币，来到毛泽民面前，问：“毛行长，我这些破钱能不能兑换？”
毛泽民接过大爷手中的碎片，交给金库的同志：“只要能凑成整张，两端的号码数对得上，就给兑换！”
老大爷捧着换来的现洋，高兴地离去。
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的同志很担心。有的人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毛泽民回答：“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又过了两天。邓子恢来到银行，悄悄地问毛泽民：“能顶住吗？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
毛泽民摇摇头：“还没到时候。不过，我们从金库拿出些金、银，搞个‘金山’‘银山’展览，唱一曲‘空城计’倒可以。只要前线缴获物资运回来了，就有办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邓子恢表示赞同，“《红色中华》报要很快刊出一组宣传稳定金融的文章。财政部也已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加紧做好拥护国币的教育工作。”
第二天，一座“金山银山”，果真出现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那用一圈圈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圆、银锭起来的“金山银山”，金光灿灿。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都看见了它，啧啧地夸赞；“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歼灭敌人两个师，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