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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不是购买者，而是你这个制造者。他至少还享受了过程的乐趣，他的痛苦只在最后真相澄清时的刹那。而你的痛苦却贯穿始终，从一开始，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廉价，虽然你以看似高昂的价格出手，但是，透支的和当掉的，远比这个价格要巨大得多！而且，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信任或者说你值得别人去信任的呢？没有了。赝品即使在从前具备精品的品质，但当它一定要冠以一个虽高大但虚伪的名称的时候，它就注定了会有假象中的昂贵和真相中的轻薄。落差是你在制造它的时候就必然存在的——在这个落差中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赝品。
——不要说开始你不知情。
我现在咀嚼这些曾经就是为了不再因为不堪和难堪而再去拒绝这些曾经。让自己从清醒的糊涂中提炼出永远都明晰的一些东西，比如客观，比如客观之上的无情，比如无情之中的宽容。
我在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所只做了半年。那是我最有职业状态的半年。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我以陈述我那半年的履历为荣。
那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在单位，就肯定是在去单位的路上、或者在为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奔波；工作不是我的负担，而是可以呆在单位的借口。
那时候的每周我都是那么轻易而情愿地在单位里装满100多个小时的生命，痴迷着每天拥挤在单位的走廊上互相碰撞肩膀的感觉，沉醉于每天从早饭、午饭、晚饭甚至夜宵都在和一种想象的成就感在一起分享的感觉。单位里没有真的假的感情霸占着我不成熟的心，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污染眼睛，我说那里是惟一适合生命缓慢、自然、健康生长的乐园。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那些同事是我的对手，他们本不和我在一个社会经济阶层里较量，因为他们总痛苦着为什么自己的全部存款总是那么骨感苗条；但我把他们当成是一起逃离社会的难友，单位是透明的雕牌香皂，洗掉一天十几个清醒的小时，也洗掉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社会小人物的痛苦——谁都有各种压力和痛苦一大把，相互理解就像理解自己一般的容易。
那半年的时间；我变得不再害怕天黑。我开始害怕假日。每一个节假日，我一如没有吸过血的苍白的行尸走肉，飘荡在癫狂的人群周围，坐着、站着、想着、看着，找不到一个让自己心情舒服的姿势。生活的复杂不如单位的简单，生命的沉重不如工作的轻松。长久一点的假期，对我而言就好比监狱生活一般，我天天在门口等待释放回上班的日子。
我对单位的依恋当然和单位里的某一个人有关。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从事商务律师的工作，帮助一些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大型外资机构做好各类法律文件，协助他们在中国开拓市场；同时，也帮助一些有实力的机构来打一些维权、反倾销一类的商业官司。我们的首席律师亚历山大·周是个外籍华人，是那种在国外混了很多年、赶早回来中国成功抢滩的超级海归；也就是那种被外国人还当做是中国人、但中国已经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周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也最勤奋的人，把他放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以他的智商和情商，他都绝对是那种人精和人尖一类的人物。他天生就属于那种要抖落出来，你也必然要为他喝彩的人物。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看来，周的身上，到处长满了让你赞誉的理由。
亚历山大·周是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律师界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他的收费标准高得惊人。我记得我在他那里工作的时候他的标底是一小时收费250美金，时至今日，据说已经冲破500美金一小时了。对他来说，沉默是金的道理肯定行不通，他只要不沉默，他就有得金子赚。即便如此，来聘请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他的名气和名声成为我们所有为他工作过的人的骄傲。这种后遗症一直延续到我到澳洲来。我到澳洲的第一个housemate是个学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我听她说她从中国惟一带出来的一本工具书就是亚历山大·周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法典，那简直就是她的护身符。我告诉她说我和这个周先生很熟，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那个housemate从此对我就特别恭敬，好像因为我熟识了亚历山大·周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个他那个层次上的人物一样。我的housemate说，要是有那么一次机会她能够和亚历山大·周同志一起吃顿饭、能听听他对她亲口讲讲话，她会睡着了也笑醒了。我说是吗，你对他那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的景仰之情我一定如实转达。我那个懒得出奇的housemate当下就应允说，那我今天下厨给你做饭去。
《没人知道我爱你》六（3）
说真的，我运气挺好的，总是能够认识一些精英类的旗帜人物，比如亚历山大·周，比如裴俊，比如童超，比如韩飒。就连那个配合了我的早恋的韩飒后来也成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只能说虽然我本人平庸，但我有不平庸的分辨力，总能在人群中找出一些个日后能迅速升值的原始股，然后先期把握在手，或者还参与一些前期炒作一类的工作。但是，我的幸运
有限，我总是在等不到他们飙升到最好的行情的时候，就提前失却了他们。
在那家律师事务所里，最开始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不断更新的政策法规检索出来，把每天发生和正在进展的一些诉讼案件的进展整理出来，并做一些简单的归纳工作，以备其他律师检索。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么既包罗万象又系统专业，我做的这些看似原始的剪刀工作在这个前沿的律师机构里还是很必须的。我不是亚历山大·周的个人秘书，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由于我在法学方面的无知，我做这项看上去很简单的工作时很有些吃力。周律师都能感觉到我的勉为其难。
我上班一周后，周律师以大老板的身份亲自和我谈了一次。按照他当时250美金的时薪计算，他和我的这次谈话要超过一千美金了。
他当然没有叫我付费，最后的结果是他还请我吃了顿我喜欢的海鲜。
我不记得当时周律师和我怎么谈工作的，总之，说着说着，工作就不是我们的话题了。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从哪个岔口上开始跑题的。
我是一个可以焕发别人倾诉欲的人吗？
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的这张脸上除了年轻和好看以外，还有值得被信任和欣赏，至少我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
周律师给我讲起了他的童年。
他说，小时候，他们家很穷。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他们要用旧报纸来糊墙。他爸爸是村长，所以他们家能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就可以用有些颜色和图案的招贴画来糊墙。在他们家的墙上，有一幅画——一个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向着国旗敬礼——他特别喜欢这幅画。这画里面，有他的许多的梦想——他想去北京。他希望自己能像画中的小学生一样有那么一身光鲜漂亮的新衣服。后来，他参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高考，如愿以偿地上了P大学，18岁的时候打着背包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被公派出国留学，……直到今天，他最偏爱的服装颜色依然是白色和蓝色，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天安门广场敬礼的画中的男生和那个在画前面做梦的小小的乡下男生。
他说，以前，他很努力，他就是想把自己做成他们家族的骄傲。到现在，他忙忙碌碌的，就是惯性了。
他说：“我知道没有了我，地球照样转。但是到现在，我还知道，要是没有了我，一些人肯定过得没有现在好。我希望依赖我的人多一些，这样在我离开他们的时候，记得我的人也就多一些。”
我很耐心地听着，就像当年我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那样耐心地听每一个听众的电话一样。裴俊说过，我不说话的时候很迷人。我相信他没有骗我。我还相信他的话能代表很多认识我的男人的看法。
周律师用了几个小时和我这么无边无际地聊。他愿意说，我也愿意听。每个人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心，何况是像周律师这么成功又这么神秘的人呢？何况周律师还是我的老板呢？
吃完晚饭，周律师说他叫司机来先送我回家。周自己是不开车的，他有司机。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开车。
周律师一惊，说，小丫头很神气，自己有车呀。
我说，也没什么了，一个月薪3000块钱人民币的女孩子，开的肯定不是她自己买的车。
周律师看了我一眼，问：“你怎么这么坦白？”
我说：“您都跟我坦白一个下午了，我说一句实话还不行呀？”
周律师说：“我看你不适合当秘书。你倒是像我老板。”
我很自然地条件反射问道：“怎么了？您要炒我鱿鱼了吗？”
周律师说：“你都知道我那么多陈年旧事了，我要是现在炒了你，你跑到外面把我滥说一气怎么办？”
我说：“您是律师呀，要是我造谣生事您可以起诉我呀。”
周律师笑笑说：“你那么敬业，今天还加了班，我干嘛要炒你？”
我马上说：“谢谢您的夸奖。原来这样也算加班啊。我想可能大家都愿意加这样的班。是不是还有加班费啊？”
周说：“不是才请你吃饭了吗？”
我赶紧说：“那我可以要求送您一程吗？”
——我和周律师之间，就这么毕恭毕敬地超越了一个下属对老板的敬畏。
周律师住在京郊的某一个花园别墅里。
北京出城的夜路有些黑，隔很远很远才有一盏路灯。
坐在裴俊送我的那辆Honda车上，我专注地驾着车，周律师坐在我旁边。
我把手放在车档上。
后来，周的手覆盖着我的手。
我不敢动。
换档的时候，我的手微微地用一点力，就能感到一种很真实的温度从他指间传过来。
《没人知道我爱你》六（4）
我的右手就这么必然地被他握住了。
我怀念被他的掌心包围的那种温暖。这种方式，没有其他的人给过我。
后来，我到了澳洲。澳洲是右方向盘驾驶，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用左手换档。我知道，没有人会再像亚历山大·周那样危险地握住我要随时换档的手了。我知道，即便是有，也
不会再有人握住我的右手了。
右手是留给我回忆他用的——尽管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他，什么也不是。
我把周送到了家的时候，他又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开车走夜路回家，于是，他就又陪着我开车回了城里。这好像是现代版的十八相送，送来送去，除了送出些感觉来，让心累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还比较舒适。我不知道北京每天必然要堵塞的车流中有多少是这种温情的奔驰——这个城市可能不需要它们，但我们的贪婪，需要它们。
回来的路上，周把他的双手交叉着插在他的腋下，很端正地坐着，就像一个很本分的乘客，一点也不再影响我。
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许我们都是在等待对方先说一些什么一样。
偶尔，我用我的余光看他，我想看得确切些，想看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把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段路程弄得这样的暧昧。
车窗紧闭，我们彼此呼吸着对方的呼吸。不知道一种空气从一个人的胸腔里旋转之后再进入另一个人的胸腔，是不是也把她或者是他的胸腔里的一些东西给传递了过去，让他们血液里涌动的氧气中都是对方不曾启齿的声音？
快到我家的时候，他提前下了车。他很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规则，不给我带来任何潜在的麻烦。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周上车以后摇下车窗跟我招了招手，我隐约看见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夜太黑，我不能分辨他的嘴型到底是想和我说什么。但我猜测那些音节——它们一定和我们还不敢从容面对的爱情有关。
不然，他为什么坐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说？
不然，他为什么不敢大声地来说？
不然，他为什么这么谨小慎微、却也一定要说？
从那天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就开始了转变。我不再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了。我只对周律师个人工作。周律师身边已经有四个专业助手了，我的加入，明显有些多余和不伦不类。周分给我的新任务是，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刚成立3年的中国办事处整理一个历史备忘录和宣传图籍出来。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还有，这个工作是很适合我来做的。
周为我找到了新的定位。
我总是给老板做这种看上去很重要的闲差。
我相信他是懂我并且惜我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周律师依然保持着很正常的上司和雇员的关系。我们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也不创造独处的机会。就好像那天下午到夜晚发生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一样。律师绝对是保密的冠军。他们对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呢？
除了空闲时间他找我去他办公室，给我做一些关于这个事物所的情况介绍以外，我甚至都不一定可以每天上班见到他。有时候下班了，我们偶尔能在车库里遇见，这时他才会开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换个保时捷呢？”或者是：“要不，把你的车充公，我们每个月多付你一些工资就只当是租车的费用吧。”玩笑开过，大家也就点头说再见。他坐在司机给他开的车的后座上，拿出的就是老板的派头。
《没人知道我爱你》七（1）
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我是学文学的，我深知在无论中西的文学传统中，女人大抵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这样的一个整体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玩物，另一类为妖物。第一类专供感官享受，
随时可予取予求。这类女人在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具典型。除了性特征外，她们大都面目轮廓不清，禀性一贯娇弱顺从。后一类是祸水式的造物，就像中国神话中的狐狸精及西方神话中的美杜萨、潘多拉，她们一向狡诈而不忠。用这个来做参照，我是哪一类的女人呢，我也不知道。也许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更喜欢那种玩物式的女人加妖物式的女人的合成体，要把妖精当成自己的玩物，大约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吧。
那么，最抢手的玩物应该是海伦那样的女人吧，这个出生在一只鹅蛋里的永恒美女，她炙手可热，让那么多的神仙为她疯狂，纵然牺牲家园、亲人、国家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先是斯巴达王墨涅拉厄斯占其为妻，后来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借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乘机将她拐走，从而引发特洛伊战争，烽火连天，一打就是十年，成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轴。帕里斯战死之后，海伦又嫁给帕里斯的兄弟。特洛伊城被攻陷后，她又重投前夫墨涅拉厄斯的怀抱。海伦一向处于台风眼之中，风雨不沾身，冷眼旁观诸神为了争夺她拼得死去活来。她似乎跟谁走嫁给谁都无所谓，她跟帕里斯私奔只是随缘，最后回到墨涅拉厄斯的怀抱也没有重逢的激动。多年后，硝烟散尽，墨涅拉厄斯酸溜溜地回忆起当年希腊人藏在大木马里进入特洛伊城后，海伦竟帮助敌人特洛伊人、假装希腊战士们的妻子的声音呼唤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幸亏希腊人未中计，在木马里默不作声，因而未被发现，不然真会因为海伦的背叛坏了大事，那样“特洛伊木马”在历史上不会成为战争的范例，反倒是希腊人的笑柄了。就在墨涅拉厄斯感慨万千地向她讲述这些往事时，海伦听得无动于衷。诚然，海伦无需对特洛伊战争负多少个人责任。她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荣誉争夺赛上高悬的奖品而已。
我不想自己做成海伦这样的女人。
很快就过新年了。元旦的时候，我们整个办事处放假两天，到京郊的一个度假村去开派对，要求大家带上家属，晚上还可以在那里过夜。
热热闹闹的，我们都见识到了同事们的另一半。周律师也带了，带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瘦俏女人，一个不漂亮、不年轻、不高贵的女人，一个让人无法去产生嫉妒但又不得不嫉妒的女人。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太太。我们都知道周有个洋太太，太太带着他们的“合资”孩子住在国外。周律师带来的那个女人和我们一起玩扑克，一起唱卡拉OK，一起到室内恒温泳池里游泳，看上去很贪玩的样子。除此之外，我们从她身上看不出老板娘或者是替补老板娘的迹象。关于她的确切身份，大家也悄悄地在猜着，不过没有人敢找当事人追问。
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没有自带的陪同，便有很多的人自愿来陪同，以示他们都多么怜香惜玉一样。我在想，要不是因为有他们的家属在场，可能他们的表演还要更加炙烈一些，男人嘛。
周律师也主动过来邀我和他一起跳舞。
他问我：“你为什么一个人？”
我回答说不为什么，我没有家属。
他笑着说：“那送你车的人是谁？”——这么直接地提问，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要是个很羞赧的人，一定会很别扭的，但是，周那么绅士的笑容让他的提问一点也不鄙俗，而我也一点不觉得难堪。
我说：“哦，他呀，我是他的家属。从属关系不能弄错了。只有我陪他抛头露面的时候。”
他于是问：“你是他的情人吗？”依然是那么直接，而且让我不能回避。
我摇摇头，纠正他说：“不是情人，是恋人。”
他问，有什么分别吗？
我说：“有啊，太重要了，他没有家室呀，我是他惟一的女人啊。”
他笑着说，可能应该说你是他现在惟一的一个在明处的女人。
我很坦然地说：“地下活动从来很猖獗的，看不见就当是没有了。如果看到了，肯定要围追堵截的。”
他问：“就像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蟑螂那样吗？”
我想了想，说：“是啊，你的比喻很贴切啊。”
哈哈，关于我的背景情况周已经调查完毕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于是，我就很自然地用一种提问的语气说了一句陈述句，我问周：“今天你带了你的家属啊？”
周说：“哪里呀，一个朋友。今天刚巧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