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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是什么样。”
他把从我身上剥下来的皮肤胡乱扔在我身上，从架子下拖出一个桶，从里面倒出了一些呛人的液体。
那是煤油。
他把煤油浇在我身上。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没有了皮肤，煤油浇上来时却感不到什么。也许，神经末梢大多分布在真皮层里，现在那些地方我已经露出了脂肪，因此没有了感觉。
“你知道点天灯么？太平天国有这种刑法，那是把一个人用毛毡包起来，浇上白蜡，倒着绑在一根柱子上，然后从脚上点起，死者在初受刑时会没命地叫唤，当烧到胸口时才不会叫。那些天国领袖就用这种手段排除异己，以至于最后连自己也死得很惨。只是可惜，那是要一块很大的地方的，所以只好委屈你了。”
他摸出了一个打火机，对我说：“最后，你还要说什么？”
我没理他。
他点着了火。火舌舐着我没有皮肤的身体，并不难受，只是有点喘不过气来。火燃烧要消耗大量氧气，这是必然现象。在火光中，捆住我的绳子一根根被烧断了，可是我已经无法再站起身。我没有了手，也没有了脚，连皮肤也没有了。
在火光中，我看见他被烟呛得咳嗽，有点后悔的样子。但我知道，他后悔的，只是太早让我解脱。他的后悔，只是让他的脸变得更狰狞。
※※※
我已经屏住了呼吸，她的脸色煞白。我们都不会想到，听到的居然会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干笑着说：“你哪儿看来这么一个恶心的故事？”
他笑了，不答，摸出两根烟来，递给我一支。她忽然用手捂住嘴，向车上的卫生间跑去。我不由笑道：“你把她吓惨了，今晚上准睡不着。”
他笑出声来，说：“也是。好了，天快黑了，我有点困，你不休息么？”
“我还睡不着，再坐一会吧。”
我没有说，他的故事让我极不舒服，我只想早点忘掉那个阴郁疯狂的故事。好在等天亮我就到了，可以下车，我干脆不睡了。看着他回到车厢，我坐在窗前，一支支地抽烟。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摸着已经只剩一支烟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得象深不可测的深渊。在黎明前那一刻，总是最黑暗的。我摇摇头，那种不快还是象一只鸱鹄般盘旋在我的头顶。那个女孩子倒睡着了？年轻，到底可以忘掉很多。我想着，点着了最后一支烟。
我刚抽了半根烟，忽然在那一头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个女孩子跌跌撞地跑出来，叫着：“杀人了！杀人了！”
乘警已经赶来了。等我过去看时，那间软卧间门口已经挤了很多人。我探起头看了看。
床上的帘子拉开了，那人躺在床上，张开了嘴，脸上是一种混合着恐惧和内疚的铁青色。在那人的脖子上，一只断手象长在他身上一样直立着，五指分开，已经深深地没入他脖子里。这只手已经烂得露出了里面的骨头，五根手指上，指甲也长长的，掐破他的皮肤，使得他的脖子红红的。
在这只恍如天外飞来的断手已经腐烂的皮肤上，有着一个焦黑的印子，依稀还可以看见，那是一个箭穿双心的图案。
※※※
（这是个变态故事，绝对是少儿不宜，但这里讲的放美女风筝的变态事不是我捏造，民国人胡国甫的《竹枝》第二十一首中有云：东门更有伤心事，忍把风筝放女娃。便是咏此事。而故事里所说的那些酷刑，都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大多古已有之。当一个人不把知识用在正途上时，那知识就成了作恶的工具。）
宛如约
十七岁。
那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而狂妄无知的年纪，每一个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以为世上唯我独尊，我也不例外，何况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是六七年，我还是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的宣传干事。那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逾演逾烈，触及的也渐渐由灵魂而至皮肉。在三中的红卫兵组织“驱虎豹”战斗队因为和向阳中学一贯有矛盾，所以两校的红卫兵组织时常进行辩论，虽然还没到武斗的程度，但一方贴出的大字报，很快就被另一方覆盖。而覆盖以后，便是双方的宣传队（都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引经据典地对骂。我由于能背下《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几大雄文，嗓门也不算小，所以在对骂中脱颖而出，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的司令员把我提拔为宣传干事。干事云者，就是要干事干到死。不过对于一个红卫兵组织来说，也不过是写写大字报，用学校里的油印机印点传单。反正停课闹革命，时间有得是。
那是个初秋，我第一次遇上她。
※※※
在小镇子的南边有一个火车站，是中国一条铁路大动脉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小站，站台上还留着日本人留下的两个碉堡。这两个碉堡本来已成为铁路上放杂物的仓库，但已被我们与驱虎豹战斗队分别占领了。碉堡就在站台两边，贴在碉堡上的大字报，人们在火车上就能一眼看到，因此，那算是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绝好阵地。
为了防止对方的破坏，我们两派组织每天都有人在那儿值班。那一天是我值班，公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我正在灯下偷偷看一本抄来的小说，有人敲了敲碉堡上挡着枪眼的木板。我拉开木板，一个人正在外面向里张望着。那是猴子，三中的宣传干事。
尽管两个组织的头头好象不共戴天，但我和猴子都保持了很久的友谊。我们小学里本是同桌，后来上中学分开了。现在值班我们也都有个默契，互相选在同一天，这样都可以放心些。
我站起身拉开铁门，他钻了进来，道：“这天真他妈的冷，立秋过了没几天哪。来根利群吧。”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来。那是利群，七分钱一盒，比雄狮稍好一点。小时候打弹子，用烟盒纸当筹码，约定俗成地雄狮不值钱，利群值一千。另外还有前门值五千，上海值一万，这些烟我只见过烟纸，没抽过，没钱。
我拿过一根，点着了，两个人在一块儿吞云吐雾。我是在和父亲划清界限那阵学会抽烟的，如果五·一六大字报贴出来以前，我们抽烟大概要受处分，但现在停课闹革命，打倒师道尊严，没人会来指责我们说不可以抽烟。
猴子抽了半根，忽然道：“保禄，你今天不回去吧？”
我的教名叫保禄。由于我父亲以前是信教的，因此我一出生就受了洗，这教名也成了我的小名了。现在我早与父亲划清界限，这名字谁也不知道，别人只叫我的大名韩振宇。猴子和我是从小玩到大的，他叫叫不要紧。
“我不走。反正回家也就我奶奶在。”
“那我要走了，你好好呆着吧。”
他伸手把半包香烟扔给我，转身出去。出门前，他没回头，只是说：“你可别害怕，今天可是农历七月半。”
“七月半怎么啦？”
他已经走出了碉堡。在外面，他小声地说：“七月半，鬼乱窜。”
※※※
站上没有人。这是个小站，特快都不停的，晚上只有几班车经过，难得有上车下车的人。现在大约是半夜十一点多，这一站又是不停的，车站里的职工也在值班室里。我看了一会书，眼有点酸痛，便扔下书走出出去。
天暗淡无光，黑暗得象沉在渊底。我靠在碉堡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利群，点着了。这时，一列火车正在进站，一声汽笛，几乎把我耳朵都要震聋。
火车驶过我身边。这是快车，在这一站不停的。这种蒸汽机车噪声很大，进站时黑烟滚滚，落得我满身都是。那些细微的烟尘使得我泪水直流，好象有什么伤心事一样。
当我拭去了眼角的泪水，火车已消失在远处。在暗淡的天空下，两条铁轨发出幽暗的光，好象在极远处并成了一条，但我知道那只是我的错觉，那两条线永远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永远都不会有交会的时候的。
这时，我听到了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问道：“对不起，请问，你认识一个叫文良的人么？”
我转过身。
那是个女子，正站在碉堡另一侧。她惊慌失措地看着我，好象看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很奇怪，在大多数人都穿着蓝布衣服或草绿色军装的年代，她居然穿着一件做工相当考究的女式外套——尽管那已有些破旧了。
我扔掉手里的烟，道：“这儿没这个人。”
她慌张地看着我：“那我该怎么办，他告诉我只要在站台上问问就成了，有人会接我的。”
我有点诧异地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两行泪痕，恐怕是哭过了。我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说：“他是这么跟你说的么？”
她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张纸条，道：“喏，这是他写给我的。晚上八点三十四火车出发，怎么时间都过了还没人？”
我接过那纸条。那纸条上写了几个繁体字，还是竖着写的，有几个我还不认识。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道：“你没记错吧，是今天么？”
“没错。”她拿过纸条，“我再去问问站台上的小姐吧。”
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夜色中，她的背影纤弱得让人怜惜。我猜得到，如果她去问那个站台上由于雄性荷尔蒙过剩而长了一圈胡子的无产阶级售票“小姐”的话，只怕马上会被那革命警惕性过高的小姐报告工纠队，当成是台湾特务吧。尽管猜不到她的来历，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她有这么个下场。我小声说：“等等，你从哪儿来？”
她回过头看着我，在黑暗中，她的脸象一朵雪白的梨花：“怎么了？”
“你……你是台湾来的么？”
她笑了：“我就是要去台湾。文良说了，坐火车去码头。”
阶级敌人猖狂到这种程度么？我几乎有点震惊地看着她说这些话时那种平静的表情。
看着她的微笑，我只是说：“你不害怕？”
“有点怕。”她还在微笑，“可文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
她转过身走了。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火车驶过后，天空反倒更加清新，繁星闪烁，碉堡看上去，也高可入云。
随她去吧。
我听着她的足音渐渐弱了，消失。马上，会是那个无产阶级小姐尖叫一声，然后会喋喋不休地引经据典，说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吧。也许是我的立场不够坚定，我只觉得心头有点疼。
我猛地回过头，喊着：“喂……”
站台上没人。售票窗口的灯还亮着，那个长小胡子的女人正打着瞌睡，周围却静得死一样。本来，晚上有两班慢车要停在这站上的，不过一班停过了，另一班还早，她也可以睡会儿觉。
可是她呢？
我走到窗口，敲了敲窗玻璃，那位胡子小姐一下惊醒了，擦了擦口水，冷冷地问道：“哪里去？”
“刚才有个女的来问过么？”
她这时才看清是我。本来，站台上的职工对我们也不太看得惯，因为我们两个战斗队总是把废纸扔得满地都是，还不肯收拾。她瞪了我一眼，说：“小赤佬，搞啥格花头，想女人也不是格种想法。”骂完，又伏在桌上睡了。
我在站台上走了一圈，什么也没看见。铁轨在月光里，白晃晃的两条线，直伸到远处，仿佛没有尽头。她仿佛是从我的梦中走出一样，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
七月十三日。一九六八年。
从十七岁踏入十八岁，我并没有什么激动。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年龄也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挤在台下的人群里，我有点忧郁地想着。
“我们要进行一次革命行动，”司令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扩音器坏了，所以只能用嗓子来吼。“我们发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打好这一仗！大家有决心吗？”
十分可笑地，台下发出一声低低压抑着的吼叫：“有！”
“这次革命行动，我们要抢在驱虎豹那些人前面，所以，我们要当机立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目标是统战部的一位官员，叫蒋文良。他是奉化人，听说和蒋介石还是同宗，本来是个国民党里的参谋官，四九年算阵前起义，年纪也不是太大，现在不过五十二三岁。这次抄家的理由是有人揭发他家里藏有电台，揭发的人是住在他家对面的一个工人。根据揭发人的成份，再根据他的背景，毫无疑问，他是个特务了。我们还是头一次抄他家，也算革命得比较及时的。
对于这些事，也不算什么新鲜事。本来还只是破破四旧、抓抓流氓阿飞，抄家也只抄一些过去的商人，统战部原来有镇党委保着，说是要搞统战，不能冲击。驱虎豹在冲击镇委夺权的战斗中，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赶到镇委时只有几间空空的办公室了。还好司令的脑子快，这回抢在他们前头了。
只是，这个目标的名字让我觉得很古怪。说不出来，只是好象我认识这个人。也许，在广播里听说过他的名字吧？
一队人跟着司令出发了。我们连司令一共有十三个人。这个不吉利的数字让我有点心慌。谁是耶稣，谁又是犹大？当然，这只是我心底的一点不可告人的想法。
在这个年代，《圣经》也是不可告人的反动书籍。
※※※
蒋文良的住宅在镇子的西头，闹中取静，原本是一个四九年逃到台湾的大商人田贵安的住宅。这个小镇子一直盛产丝绸，所有过去有不少贩卖丝绸致富的商人。听说那个商人原本也是个在祥云观卖梨膏糖的小贩，抗战时囤了点生丝，在重庆发了大财，又马上换成炒小黄鱼，在四五年几次投机买卖里大发特发。这宅子最早是前清另一个大商人卜世文的，卜家的子孙一个比一个会花钱，也一个比一个不会赚钱，家很快败了下来，连这宅子也只好出卖了。田贵安别的都算得准，就是这一笔生意没看准，吃下来重修了一番，一看局势吃紧，走投无路，只好卷了点东西去了台湾。有趣的是，田贵安小时在卜家做使唤小厮，而卜家的后人后来成为赤贫阶级，就住在这老宅对面的两间平房里。所以老太太们总说：“沈万三家事，瘌痢丫头做主。”这些宿命论在老年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
我们来到蒋文良那宅子的大门口，司令狠狠地砸了几下门，半天，里面有个老太太颤颤地说：“谁呀？”
“我们是向阳中学造反先锋队，快开门。”
又过了半天，门打开了。司令摸出红宝书，说：“大娘，我们来进行一次革命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大娘，请你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
老太太斜了他一眼：“又要请蒋先生去讲古？半夜三更的……”
她的话没说完，里面灯亮了，一个男人在里面说：“刘妈，是谁啊？”
司令挥了挥手里的红宝书，喝道：“打倒特务、反革命份子蒋文良！”登时，我们象一群巨大的鹦鹉一样吼道：“打倒特务、反革命份子蒋文良！”
一个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卧室门口。他披着一件白色的对襟衬衣，道：“是红卫兵小将们啊，一定有点误会……”
司令打断了他，吼道：“反革命份子蒋文良，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一切早就在革命群众眼里，快把电台交出来！”
蒋文良也许也不知道所以然，正要说什么，司令不再说话，一把推开他，说：“搜！”
我们冲进了卧室。
卧室里还铺着木地板，踩上去空空地响，很惹人遐思，里面藏十台电台都够了，只是他要用怎么拿出来，至然我们不必考虑的。两个同学操起早准备好的铁镐，在地板上凿了起来。那张大床上，一个女人胆战心惊地坐起来说：“啊，你们是谁？”
司令冷眼看着她，道：“你是谁？”
蒋文良走过来，道：“是我妻子。小兰，别怕，小将们有点误会。”
司令不再用正眼看她，只是说：“穿好衣服，在一边坐着。如果你们不想尝尝人民专政的铁拳，那就把电台交出来。”
我看着卧室里。里面倒很朴素，并没有什么很华丽的东西，只是一些旧家具，最让我亲切的就是一台宠大的落地式收音机。这是德国三二年出品，以前我家里也有一台，后来抄家时砸了。
蒋文良的妻子披着衣服站在一边，司令挥挥手，对我说：“你去向他们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告诉他们，不要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
从司令嘴里说出“上帝”一词，实在可笑。我把他们带到厨房里，听着卧室里翻天覆地地响，开始念那篇有名的《促杜聿明投降书》。
过了一个多小时，司令筋疲力尽地走了出来，后面两人捧了一台宠大的收音机。我道：“找到电台了么？”
其实我知道那是台德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司令也未必不知道。
他挥挥手，说：“蒋文良，你要老实反省，不许乱说乱动。你要知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蒋文良点头哈腰，说：“是，是。”
我们一行人走出了蒋文良的宅子，两个人抬着那一台宠大的收音机，让我很不祥地联想到出殡。死气沉沉地走着，足音也象是一些煤灰一样四溅。
天空中，月亮很亮，我忽然想到，今天恐怕是农历十五了。
在一年以前，在那火车站台上，我碰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
等队伍解散了，我一个人跑到了站台上。
火车已经过了，铁轨在月光下亮得晃眼。我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摸出一支烟，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
也就是这时，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蒋文良的名字熟悉了。那个女子说的，不正是“文良”么？也许，就是说他吧。不过，蒋文良已经快六十了，她不过二十三四岁。她准备和蒋文良逃到台湾去么？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有一阵痛楚。象有什么在心底啮咬着，只是，那种痛楚却是甜蜜而温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