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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就没发现过有什么异常的敌情，但后来，便出现了反标。于是，一切便都与我挂上了号：家庭出身，海外关系，只专不红，思想复杂等等，还有，为什么一贯逍遥在家的他偏偏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校来？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2）
我意识到事件的严重，就尽力提出理据来解答造反派们的疑点。我说，那天我是与某某约好几点几分去学校的，我向他借一本书，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去问！
但解释似乎不起作用，成见是一早已经确定了的：这小子，即使反标事件与他无关，也决不会是咱们革命派的同路人！清查他，非但正确，而且很有必要！抄家队伍气势汹汹来到我家时，带头的便是那位脸膛酱红色的“长脚”体育老师。他穿一套军服一顶军帽一双军鞋，入屋前，还带领着一队人马站在我家门口，举着语录呼了一顿口号。
兆正也来了，拖在队伍的最后，当所有的人都从载送他们前来的黄鱼车上跳下来集中到我家门口去的时候，他仍坐在车的舷杆上，不动。那时的兆正，已是一个在全校甚至全学区范围都很出名了的造反队的笔杆子了，所有那些操场饭厅礼堂中的句辞精美语法严谨推理有信服力的大批判文章一概都出自于他的手笔。他愈写愈喜欢写，得心应手，思如泉涌，作家的理念，从那时开始，其实已在地平线的那端向他作出遥远的呼唤了。
他一直没动，甚至当他见到我从后门慌慌张张溜出去的时候。他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地将目光全情地投入到对街心的那片火灼灼的阳光的凝视中去。我轻轻地自他身边经过，他毫无动作也毫无反应，但我很有把握：他绝对明白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
一个十九岁的他与一个十九岁的我，在1968那个疯狂的年头。
后来，反标事件终于侦破。作案者是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学生，姓谢。当时，他和我关同一间教室，就两个人。每晚，我都眼睁睁地望着窗外有流星飞过的黯沉的天空，无法入眠。我的心情颓丧得几近绝望，想，这下可完了！我倒并不是害怕反标事件会硬栽赃到我的头上来，我担心的只是我那一大批被造反派们抄走的东西，其中有我多年的日记本，诗歌习作簿和自学外语的心得与笔记手册。内容虽然隐晦些，但假如一旦被上纲上线，其严重程度也并不亚于打倒××的反标。那年头，在街角处张贴的，让红笔给勾去了姓名的人的名单中，就有不少个是因写“反动日记”而定罪的。
我愈想愈紧张，愈想愈害怕，在硬棚棚的课桌之上来来回回煎饼似地翻身，汗湿了一片之后再换一片凉爽些的。谢似乎也睡不着，我经常听到他身子底下的课桌在“叽咔”作响。他坐起身来，同我聊天，他说，你这些问题算些啥问题啊，嗨——他仰天长叹一口之后又再次躺下。半夜里，他惊跳起来，用含糊不清的嗓音呼喊着：“不！不！不是，不是……”让那个还在望着星空无法入睡的我紧张的走下“课桌床”去，走到他的边上。见到他已气喘吁吁地稍复了清醒，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但没过几天，一大清早，就有几个穿军服戴袖章的人来到了我们隔离室外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再不一会儿，学校的操场上便开始人声鼎沸起来，我与谢一同被人前呼后拥着地押送去到了学校的饭堂里。还有几个嫌疑对象也从别处汇集来这里，全饭堂的革命师生一齐站起身来，呼口号，并将目光射向那几只反胆包天的落水狗的身上。
我们被安排就坐于正对主席台的第二排的中间座位上。假如今日里观看春节联欢表演，这是安排给首长们坐的位子；可见当时，我们这些人的主角地位了。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坐满了军服和红袖章，从饭堂的侧门望出去，能见到一辆草绿色车壳的吉普车停在操场的树荫里，几个穿蓝制服的公检法人员正摘下圆顶帽扇着凉风。
一切肯定会有大事发生。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当时的情绪状态了，我只记得谢就坐在我的边上，因为是长排连椅，所以我感觉到不断有椅背和椅座“格格”颤抖的震动波传来，我望了
他一眼，只见他的脸色与嘴唇都灰白得可怕。
台上在说些什么都千篇一律地在我的耳膜上震动为了一种“嗡嗡”之声，我只有一些那位酱红脸膛的革委会主任在领呼口号时的青筋突暴的模糊印象。突然之间，就有几只戴红袖章的胳膊一齐伸过来，在同一刻采取行动，将我身边坐着的谢从椅子之上一把提拎了起来。一条胳膊按头，两三条胳膊拗手，他，便像一只大蛤蟆一样地从我面前，从排与排的隙缝之间挤了过去。
我忘不了那最后的一瞥。这是当我与他，这两个仅同室了几天的难友的目光交错而过的刹那间。我望他的最后一眼也是他朝我望了的最后一眼——这是一种不聚焦的目光，恐惧已涣散了他的全部眼神。
谢的故事的后文，我倒是几十年之后再从湛玉那里听到的。后文的场景变成了刑场。
那年头，每逢节日必都有大规模的镇肃运动，以确保革命人民能有欢渡佳节的权利。而那时候的文件与指示的传达又特别多，最高指示之外，还有副统帅的，旗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市革委头头们的。这一年，就有某位通天的显赫人物在某次市革委内部动员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从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但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想作最后的反扑！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打击反革命份子，尤其是“现反”的力度一定不能小，决不能心慈手软了！为了庆祝象征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来临，我看，这次的人数就凑他个七十的总数吧……而谢，就被包括在了这一批人的名单中。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3）
湛玉说，应该就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元旦前夕吧。那时，我们这几届学生的毕配工作都已完成。湛玉去工厂干了半年后，就被上调到一家报社当见习通讯员。她后来的出版社的职务便是从那里转调过去的——不错，在那个年头，这种职务本不适合她那类出身的人去担任的；但无论在哪种年代，她都能证明自己是个例外的幸运者。
又是某回床笫之好后背靠着床头板半躺半坐的休息期。湛玉听我说完了我的那一次的惊险经历后，一脸的惊奇，“原来是他啊，”她说。
因为要写报道的缘故，所以他们这些传媒机构的工作人员站得距离行刑线最近。她是亲眼看着经过游街之后的犯人们如何一个个地被推下卡车来的，谢首当其冲。她马上认出了他来——之前一早，她已经得知有个东虹中学的学生。眼神？她说，她有点记不清楚了，或者正像我所说的那样，是涣散得无法聚焦的那一种。她只记得他穿一件土黄色的人造棉棉袄，有机玻璃的纽扣偶而在冬日的阳光之中一闪。他似乎已无法再朝前迈一步了，一推下车便双膝软软地跪倒在了地上。在刑警出手将他架空而去前，他死鱼般的目光迅速地扫过所有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脸，像是在作最后的一次恳求。最后，竟滞留在了她的脸上。可能曾经是同学，她对他有点儿脸熟的缘故？湛玉说，她只觉得在这刹那之间有一股寒气从她的脊梁骨的底部冒升起来……
我说，这人差一点就是我，而这目光，也差点是我的！我俩差点在那刽子手满布的刑场上相面对，而不是在这张温软的床上相拥！但幸好，不是。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人遭枪决。她永远无法想通的是：那束目光怎么顷刻间便消失了？随着“砰！”的一声脆响以及一缕淡淡的蓝烟，那束在几分钟之前还停留在她脸上的目光便永久在这世间消失了，难道？人们开始散去，该回报社去写报道的回报社去写报道，该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的回工厂去抓革命促生产，该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的回家去煮饭喝酒打牌聊天，但那颗灵魂呢？那颗可怜的，年青的，被恐怖吞噬着的活生生的灵魂呢？现在去了何处？她想不通这一切，她当然想不通的，这令她好几个星期都寝食不安。
再说回我自己。我的问题并不因反标事件有了个水落石出而告一段落。既已入了网的鱼，造反派们是不会甘心把它再次放归水乡的。批斗会交代会一个接连一个，对象们多半是老师，
唯我一个是学生。
那一次批斗会，兆正也来了。
口号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文有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发了言，唯他保持沉默。站在我一边的是教地理科的乐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他被众人从反右年代的反党罪行一直数落到资反路线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批斗惯了，他竟能熟练地弯腰出一种姿势来，一站数小时，就像在练习站桩功。这令我大开眼界。我用眼角的余光望过去，见他两眼半开半闭，花白稀薄的发缕之下竟然还隐隐地浮动着一丝笑容！这更叫我大吃一惊。再望过去便是一长排的课桌椅了，课桌的后面坐着革命师生们。我留意到兆正从他坐着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提着大包的什么去到在课桌长排的中央坐着的那位长脚主任的身边。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尽管隔有一段距离，但我能辨认出自己的那本草绿硬封皮的日记本。
我见到那张酱红脸膛抬起来迟疑地望着他。我眼角的余光望不见他的表情，只有他脸的侧面和他的动作和他的手势。总共也不过三个：指指物件，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我清晰地记忆了它们三十年，就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而它们竟成了我与他之间在视觉交往上的绝响。
这次之后的没几天，我便被释放了。再以后，勉强内定了个“反动学生嫌疑，不予分配”的含糊结论，退回街道了事。
我后来才听说，是兆正向校革会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作了担保。他说，从我家抄去的那些东西他都很认真地看了，没什么，小资情调而已。这账就是要算也要算在万恶的资反路线的身上！他说得言之凿凿又义愤填膺的样子，让人听了半信半疑但又不得不信。那时候，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与评断，他有一种发言上的权威性。
我逃脱了。没有公检法，没有吉普车，没有壮汉的胳膊和手铐。当那张险恶的大网正企图收拢时，我及时滑脱了。这是一只自己向自己不知重复讲了多少回的惊险故事，每次，只要当我的记忆的触须触及到其中的任何一条细节时，故事便会一丝不漏地再重新放映一遍。人生之途险哪，每一个人都在漆黑之中用脚探摸着前进，差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但因为你跨出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另一步而令你因此拥有了可以再活多几十年的生存权。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4）
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连贯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之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天色已经黑透了。三十多年之后的那个傍晚，我步抵上司徒拔道与山顶道的转接口上。山势已经相当地陡高了，远远望去，被灯火燃烧着的香港全岛与九龙半岛隔着黝黑黝黑的海面互相对峙着。我转了个大弯，决心顶着迎面吹来的强劲的山风继续向山顶的最高位置攀登。我呼吸着的这股带潮腥和叶绿素味的空气就是三十年之后流动在香港半山区的空气吗？我突然感到连自己的存在都有些不真实起来了。
十八 ．
财富的背面
雨萍说，我们不要太多的钱——我们干吗要很多很多，多得可能一生一世都用不完的钱呢？钱的数额以及用处仅仅是用来过活的——在这条标准线之下，钱的作用是正面的。再超过，钱就会逐渐变质；它会变成一个掠夺者，钱将本应属于人的很多东西都一一掠夺走了：理想、时光、情趣、宁静的心情，还有良心良知的原始美。
夜色愈来愈深浓起来的时候，雨萍还是一个人坐在大客厅里，她没有去把灯打开，她呆在黑暗中。
权将它当作是我从酒柜上取了串钥匙，换了对鞋，然后轻轻带上了大门，沿着大坑道一路走去的那同一个黄昏。这样，也许会更方便故事的叙述和增加它逻辑上的连续性。其实，如此情景几乎可以剪接进雨萍的香港生活的很多章回的上下文中去。可能，压根儿这个夜晚与那个夜晚就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时段，但在回忆中，它们贴近得几乎重叠。当然，最终她还是会去将客厅中的大吊灯打开，让它放出一屋的光明；她也会跑到露台上去张望点什么，然后又跑回客厅中来忙碌些什么，坐下来打个电话或接听一个电话之类，但在此一刻，她什么也没去干，她只是坐着。
客厅很大，她就一个人坐在它的一个角落里，感觉着暮霭如何从露台的那边渗透进来，然后将客厅中的陈设一点一滴全部吞噬干净。她经常这样来渡过时光，慢慢地习惯成了自然，而自然又演变成了一种癖好。事实上，雨萍也喜欢这种情趣，她从来就是个安静得心下来的女人。这从她当姑娘的时代已经开始。她有一种随遇而安，不太会让烦恼上心的个性。而来到香港这么些年，她完全像是个被抛入了一片沙漠里的孤独的旅人，周围的一切对她都是绝缘的；而渐渐地，她也把自己向周围的一切关闭了起来。人们说，香港是这人世间最充满了诱惑力的一块地方，但当她从铜锣湾花花绿绿的街景中经过时，她感觉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物质与欲望的海面，而她人性的小舟在其中载浮载沉。
这儿与她童年时代上海的记忆太不同了。那个时代的上海虽然贫困，虽然脏穷，虽然还时常会有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地，在这社会的表象之下，总少不了还会有一些生命情趣的绿色在那里萌动、抽芽。就好比一声遥远的叹息，一旦叹息出来了，其中倒也包涵了一种抒发一种感慨一种释放了。或者说，那是一帧差不多已有点儿发黄了的黑白老照片，再差的影相设备，技术以及光线，都消灭不了相片上那些人物和景致的韵味。而今天，在香港，虽然天天都在出炉着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生活的海报，色泽艳丽，科技精湛，成本昂贵，材料优质，但却没有任何情趣可言，也缺乏景深度，她觉得这生活薄，薄得像张纸。
她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她的错觉或者偏见？她从来便不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她需要借助些什么来增强它。于是，她就将兆正表哥的作品拿出来再读一遍。这是她在苦闷孤单的香港生活中唯一可以汲取点什么的精神泉源。当她将作品一页一页地翻阅而过时，他们那代人共同经历的日子便又奇妙地复活了。在那个政治强迫人们必须将一切隐私的窗口都打开的时代，人们都不懂遮羞地生活在一个精神完全裸体的社会大群族中，资源共用，喜乐共享；没有隐私意味着不分你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的交流在那个时代充分得无法再分清彼此。从相隔了时空的今天来回首，那倒成了一种怀旧，带上些了苦涩的温馨的怀旧。
这种病态了的怀旧感后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也逐渐地弥漫、流行起来。只是雨萍要比一直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早了十几二十年。原因就在于她在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香港定居的缘故。
其实，当年雨萍申请来港并与我结合而共同生活纯粹是一种偶然机遇的撮合。我早她几年来港，她如今体念到的港式生活我早她几年就开始体念。上海存活在记忆里：既是恐怖又是温情。而当那温情的一半呈夸张型态地投影在了我的记忆屏幕上时，我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寻找出那个聚焦的中心来，她便是雨萍。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雨萍的来信，我迅速回信，语气真切而诚恳，我只想找回自己丢失在上海的那一半的梦。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5）
人的感情有时是可以寄生的。她将她对兆正的感情寄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则将自己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寄生在她的身上。我俩结合了，互相吸取着对方寄生体上的营养成份，成长为了一株另类感情植物。
如此说法，其实只是人在过了天命年后的一种回首与反思时的结论，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上或者还有点意义；对于身临其境者，充其量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活法罢了。如把人的感情比作是一条长河的话，它既有源头，也有出海口，如此而已，并不深奥。有一次，雨萍婉委地自我表述说，其实在当时，她是完全不知道我的家庭原来还是香港的一家有钱人家。她说此话时的神态显得羞涩而文静，还带上了一点小小的局促不安。我笑道：哪又有什么不同？她说，假如当时她就了解实情的话，她或者……她将话头在此打住，她生怕说出来会伤害了谁的什么感情。我说，当时？当时别说你，就连我自己也一无所知。你想，像我父亲这么一位守旧而传统的生意人，不到关键时刻，他能将他财产的实情随便透露给他的一个在红色大陆生活的儿子知道？这倒也是……她笑了，笑得有点苍白。
应该说，我与她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其中藏进了一份狡黠。她指的是她给我写信的那一次，而我却故意将时间再朝前推移多十年，我俩一块提着一张小板凳去街道办事处学习听报告的那会儿。
然而，大家终究都没有说穿。
雨萍将谈题偏出了一个小小的角度去。她说，她从小家境清贫，也清贫惯了。清贫有时不是件坏事，清贫之人清贫之家多了点生活的负担，却少了些生命的负担。她还想说，她从没将贫寒贫穷看作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和不光彩的事儿，其实人需要的是：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人与人之间仍要有一份真诚、体谅、关爱和互慰，这样的人间才有温暖。当然，那后半截话她并没有直接向我说出来：这是我站在一个作者的立场而非一个听话者的立场代她说出来的。
她不会说出口的话还包括如下一些她对于钱的感受：时至今时今日，她对钱产生的更有一种浅浅的厌恶感；她说不清太多的理论，但她感觉到在钱的花花绿绿的背后藏着点什么。
雨萍对钱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所悟觉的。但我始终惊讶于：在这钱之诱惑泛滥成灾的香港，她是如何能持平她的这种心态的？她从不过问我家的生意事；甚至当我的父母都老了，全盘的家族生意都由我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