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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落的红颜 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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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应十八年(公元1813)秋,嘉庆帝按惯例离开北京城,开始了他木兰秋狩的行程。临走时他只带了几个年轻漂亮的新宠,而入宫多年已有名号的妃嫔大多都留在了紫禁城里,其中也包括了六宫之主钮祜禄氏皇后。可知皇帝是想要好好快活一下的。然而嘉庆帝的秋狩一点也不愉快。首先是天不作美,阴雨连绵不断,围场上溪水暴涨,泥沼遍布。扫兴的嘉庆帝便下令提前回京。就在回京的路上,嘉庆帝接到了直隶总督温承惠的奏章。温总督在奏章中向皇帝报告了一个消息,说天理教徒于九月初七有河南滑县造反。三千余教徒不但攻下了滑县县城,还杀了安司巡检刘斌和知县强克捷。这里所说的“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也叫荣华会、八卦教等等,与如今日本神道系统的“天理教”可不是一回事,历史与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白莲教起源于南宋高宗时期,创始者是苏州僧人茅子元,此教在民间流传久远,其主脉与支派都多次发起并参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白莲教从乾隆年间就开始频繁起义,而其分支荣华会的首领宋进耀则在嘉庆十三年被抓入狱,教首换了林清,教名也正式改为“真理教”。嘉庆自登基以来就一直在和白莲教真理教搅不清楚,接到直隶总督的奏报后,他虽然心情不佳,却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嘉庆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真理教起义与从前大不一样。此时的真理教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教徒行业五花八门,实力不可小觑。
  嘉庆十七年正月,真理教主林清就已经开始策划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按照原定方案,林清本人率直隶教众攻打北京皇宫杀掉皇帝皇子;助手李文成与冯克善则分别在豫东与鲁西起兵攻打当地官府。三地同时起兵的日子是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由于李文成一支在河南打造兵器不慎走漏风声,李文成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捉住,河南的教众只得提前造反。曹县、定陶等地的白莲教众也闻讯暴动。正当河南打成一片,嘉庆皇帝正在半路上着急上火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林清又按原计划时间起兵了。这就是紫禁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癸酉之变”。
  九月十四日这天,林清派约二百名教徒,装扮成商贩模样进入北京城。十五日中午,众人在太监刘得财、刘金、张泰、高广幅等人的接应下,由东华门及西华门两个方向攻入紫禁城。在一番混乱之后,大约有四五十名真理教徒直入隆宗门,甚至直达养心殿。然而嘉庆帝不在宫中,起义者未能顺利完成杀死皇帝的计划。尽管如此,他们离后妃所居的宫室也已经很近了。
  有人攻进皇城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后妃们耳中,喊叫和打杀声原已足够惊得这些养尊处优的女人们面无人色了,另一个消息更吓得她们瑟瑟发抖——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竟在闻听天理教攻入的消息之后,身先士卒地带队逃跑了。幸好钮祜禄氏皇后的脑子没有完全吓糊涂,她派人找来了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皇孙们。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皇次子绵宁(喜塔腊皇后之子,后来的道光皇帝)。总算他还没有被吓湖涂,总算他还知道自己的身份,没有闻风而逃。不但自己带着鸟枪在养心殿前守卫,还指挥随后赶来的各路官兵与天理教众展开战斗。混战进行到傍晚时分,在健锐营、火器营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官兵齐心协力的围攻下,真理教众终于抵挡不住,攻东华门的一路四十余人撤回了黄村宋家庄,进入皇城的几十人则被全歼于武英殿一带。林清本人也在两天后被捕。真理教攻打皇宫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回京路上的嘉庆帝耳里。皇帝在目瞪口呆之余,也不禁为儿子的英勇折服。当即下令封绵宁为“智亲王”,加给岁俸一万二千两,他当时使用的那支鸟枪也起名“威烈”。
  回京之后,嘉庆帝对真理教攻打皇宫之事进行了详细调查,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糟糕的是:给林清提供皇宫私密的竟是皇帝的近臣太监,更糟糕的是:林清的计划早已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直拖到事发之后。林清身边有个叫祝现的教徒,他的族兄祝海庆是豫王府的差役,早已经将林清攻打皇城的所有路线时间都弄得明明白白。然而当祝海庆在初九日向豫王告密的时候,豫王竟回答:“还差着好几天呢,急什么,等皇帝回来再说。”卢沟桥巡检也在事发前发现了辖区内情形与平日不同,与宛平县令一起向步军统领吉纶报告,要求捉拿林清。谁知吉纶竟大怒,认为这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将县令臭骂了一顿。
  事实摆在眼前。痛心疾首的嘉庆帝也只能发道诏书,自责“汉唐宋明未有之变”竟发生在如今大清朝,“较之明梃击一案,何啻倍蓰!”然而,无论嘉庆帝怎么嘉奖儿子,怎么下诏痛责,都无法掩盖官吏因循、军纪涣散的实情,无法掩盖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丧之势。
    
四、谁是继承人
  “癸酉之变”的发生,非常清楚地表明:清王朝自乾隆晚期就开始显露端倪的败落之象一直都在无可挽回地发展,而嘉庆帝也不是一个能够挽回颓势的人材。他虽然一直想要做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并且确实勤政,然而他的才干和运气都差了那么些,就连当一个守成之君都不够格。不过嘉庆帝的身体一直很好,他自己也颇以此为傲。虽然称帝已经二十多年,但想到父亲的高寿,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满是希望,认为总有峰回路转,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时间和机会。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嘉庆皇帝就带着这样满满的自信,再一次离开北京城,踏上了秋狩之路。然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留在宫中的钮祜禄皇后、随行或不随行的官员皇族,谁都没有想到,皇帝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大约是鞍马劳顿加水土气候变化,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旅途中的嘉庆帝感觉有些轻微中暑,但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晨果然精神大有好转。嘉庆帝一高兴,还在旅途的最后一段下了轿,策马驰骋广仁岭,赢得了近臣亲信们一片叫好声。花甲之年本就不愿服老的嘉庆帝于是兴头更足,到达热河后也未立即休息,更没有派人代表,而是亲自连着去了城隍庙和永佑寺拈香行礼。一通热闹忙乱之后,嘉庆帝终于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入住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虽然是避暑山庄,但是这几天的承德气候并不凉爽,空气异常沉闷。这对于小病未愈就过度劳累兴奋的嘉庆帝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就在当天晚上,嘉庆帝突然全身发冷胸闷,虽经医治调理,二十五日上午他已经无法自己起身了,拖到傍晚更是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最后,夜幕降临了。沉闷的天气也终于等到了最后的爆发。一场大雷雨降临了承德。七月二十五日夜晚,就在电闪雷鸣和众人惊恐的表情中,六十一岁的嘉庆帝离开了人世。医案说他是中暑而死,野史说他是给雷电击死。无论如何,嘉庆时代结束了。
  正当众人为皇帝猝然弃世惊慌失措之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惊慌:皇位继承人到底是谁,老皇帝没有任何交代!于是,众人唯一的指望,全落在了“鐍匣”里的传位诏书上。鐍匣传位诏,是雍正皇帝吸取自己兄弟为储位相争相残的教训而发明的创举。此后乾隆帝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按照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做法,传位诏书放在一个密封的匣内,此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头。军机大臣们都知道,嘉庆皇帝早就照着父祖的方式写下了传位诏书。只是他没有把鐍匣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这倒不是说他不想放在那里,而是由于宫中二十几年来小偷刺客造反火灾风波不断,他压根就对挂那块匾的院子的安全一千个一万个不放心,宁可把匣子走到哪带到哪。然而问题是:皇帝带来山庄的行李千件万件,谁也不知道嘉庆帝把那个匣子、把那份传位诏书放在了哪里!
  皇子龙孙和王公重臣们就在嘉庆帝的尸身旁边闹了起来。内务府大臣禧恩首先站了出来,认为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此非常时期,应该尽快立定新君。他随后提议,皇次子绵宁不但年长,还是嘉庆帝的元配皇后所生,在几个皇子中更是最出色的,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此言一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军机大臣戴均元、托津。他们认为这做法有违祖制,只怕会惹出乱子。僵持不下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人又想出了一个圆滑的法子:一面在山庄中寻找,一面派人向远在北京城的嘉庆帝皇后钮祜禄氏报信,看她的主张。主意一出,立即得到了响应。就在当天深夜,钮祜禄皇后的亲哥哥、内务府大臣和士泰带着两名首领太监启程,连夜赶回北京皇宫。
  嘉庆帝死时,他的儿子还有四个:最大的是元配喜塔腊皇后所生的皇次子绵宁,最小的是如皇贵妃所生的皇五子绵愉,除此之外就是钮祜禄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二十五岁的皇三子惇郡王绵恺,一个是十五岁的皇四子瑞亲王绵忻。现在,皇位究竟传给谁,选择权摆在了钮祜禄皇后的面前。钮祜禄皇后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给自己带来的竟是丈夫的噩耗,更没有想到由于皇宫多年来安全屡出意外,竟使得传位诏书不知去向,使这样一个关系大清王朝传承的微妙选择摆在了自己面前。
  当然,这也是她的一次机遇。一切就看她的决定了。决定很快就做了出来。钮祜禄皇后的选择,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丈夫与元配妻子所生的绵宁。随后,钮祜禄氏第一次以皇太后身份发布了一道懿旨。这道旨意迅速于七月二十七日送至承德,送到了皇次子绵宁的手里:“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事实证明,钮祜禄太后的这一项选择,不但理智,而且明智。因为就正当她在北京城里写下这道懿旨之时,避暑山庄中的人们也终于找到了鐍匣。——准确的说,那不是人们早已经熟悉的鐍匣,而是一个太监携带的没有任何特色的小金盒。然而里面装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传位诏书。这份诏书写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四月初十清晨卯时(5…7时),嘉庆帝在那一刻选定的继承人正是皇次子绵宁并且一直没有再更改过。算起来那时候的绵宁才只有十六七岁。
  当然,假如传位诏真的找不到,那么皇太后的决定就是不可违背的了。而钮祜禄太后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与嘉庆帝传位诏书上的继承人完全一致。不得不使人佩服她的见识眼光远非一般女子可比。她没有在这个时候抱着侥幸心理册立自己的儿子搅浑水,而是循公办事,不但使皇室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也使自己的家族和儿女们逃过了一劫,更重要的是她以此真正在新皇帝绵宁(旻宁)的心目中树立了她做为母亲的形象地位。可以说,在亡父和继母双重的支持下,喜塔腊皇后的独子旻宁登上了清王朝皇帝的宝座。从此以后,旻宁(道光帝)对这位仅比自己大六岁的继母由衷尊敬,对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千方百计地周全,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愿望,都竭尽全力地满足。
  相比之下,在传位诏没有找到、在皇太后态度不明确之前,对旻宁继承帝位的权力不表态甚至质疑的朝臣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道光帝正式登基并将众事理出头绪之后,就立刻开始和他们算帐。九月初七,道光帝就以“拟遗诏错误”为由,令托津和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文孚、卢廕溥留用。四人一起交刑部严议。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最终只有文孚一人平平安安地在军机处干到了自愿退休为止。就在朝臣们胆战心惊纷纷倒霉的同时,钮祜禄氏却平安舒服地过起了皇太后的日子。她于当年十一月移居寿康宫,十二月得到了“恭慈”的徽号,继续主宰着整个后宫。
    
五、追封的发妻
  道光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公元1782年9月16日),等到继承帝位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八岁,在那时已经算是个中年人了。那就是说,道光帝在即帝位之时,早已经娶妻生子了。道光帝旻宁(绵宁)的元配妻子姓钮祜禄氏。——这个显赫的满洲姓氏在本文中已经是第二度正式出现。再往后它还要出现若干次。由于从前的女子只称姓氏而不留闺名,而清皇族多数又与这些大族联姻,因此后宫中这些雷同的姓氏更使人难以应付,这些女人们若是结结实实地攀上了龙,有了封号,死后又有谥号的话,倒也还可以各归各,否则的话就恐怕只能在姓氏后面加编号了。
  总之,道光帝的元配福晋也是这么一个钮祜禄氏。与其它的宫廷钮祜禄氏一样,她也有显赫的出身:乃是户部尚书、一等子爵布颜达赉的女儿。这段姻缘缔结于嘉庆元年(公元1792)十一月,当时绵宁才刚刚十五岁。由于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所以当时绵宁提前当上了嫡长皇孙兼皇子。因为在嘉庆的儿子中,乾隆帝最看重绵宁,并且亲自为他指婚,于是他的婚礼选定在南三所撷芳殿举行,而且办得很是隆重。一般认为,乾隆帝嘉庆帝父子俩为绵宁选择皇宫内的撷芳殿举行婚礼,并让他婚后在此定居,是别有深意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绵宁其实就已经被选定做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了。不过,未来的灿烂前途,似乎对新婚的钮祜禄氏没有什么立等可见的正面影响。至少在生活水平和条件上是如此。
  道光帝的“节俭”,在历朝帝王中算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俭省作风,早在做皇子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据他自己称帝后回忆往事时说,他在做皇子时不但极少吃肉,甚至还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与妻钮祜禄氏就着茶水啃嚼就算是一餐。除此之外,他还奉行“七分饱”的原则,即使摆出菜吃饭,也严格要求每餐每人盛饭最多不得超过三碗。据史书说,钮祜禄氏与道光帝感情甚好。老公克勤克俭,她也有样学样,从来不在屋中放置什么精美的装饰摆设,有床有桌椅可用就足够了。只不过任何人在想象皇家生活的时候,都会认为那是奢侈富丽程度上不封顶的日子,钮祜禄氏做为尚书小姐,又是生在“重女”的满族人家,她在娘家的日子就算不奢华,恐怕也没与烧饼没打过交道,更别说把它当家常茶饭日日吃将起来的。她当初是怎样从极度的落差中回过神并适应这样的婚后生活的,史书却没有记载,只能让后人臆测猜想了。
  钮祜禄氏的婚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从生活节俭这方面说起来,她与绵宁也算是夫唱妇随,应该还是情投意后的。然而不知怎么搞的,两人的婚姻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钮祜禄氏竟从来没有怀上过身孕。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正月,年才二十七岁的钮祜禄氏病逝,结束了她显贵却拮据的皇家生涯,没有留下儿女。由于她死的时候绵宁还只是一个皇子,钮祜禄氏被安葬于王佐村(丰台区)。她在这里一躺就是十二年。十二年后,绵宁成了道光帝。于是本已经被人淡忘的钮祜禄氏忽然身后热闹起来。道光元年(公元1821)六月,道光帝派郑亲王乌尔恭阿、顺承郡王伦柱为正副册使,带着皇后册宝来到了王佐村,为自己的元配妻子追册追谥,使她在去世十二年后当上了“孝穆皇后”——这个谥号在往后的若干年间又被咸丰光绪陆续加码,最终全称为:“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追册皇后的礼仪完成之后,两位使节又将孝穆皇后钮祜禄氏的牌位接回了紫禁城,入祀太庙及奉先殿。钮祜禄氏既成了孝穆皇后,她的父亲布颜达赍也自然水涨船高,晋升为“三等承恩公”。追封追谥,是些热闹活人眼目的事体,棺材里面的“孝穆皇后”钮祜禄氏并不知道。但另一件事则不然,尽管她早已死去,这件事仍然与她直接发生了关系:改葬。
  按照历代封建皇朝的惯例,道光帝在即位以后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他委派庄亲王绵课为首,领着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还有风水师宋泗、穆克登额、牛坤等人,浩浩荡荡地奔赴东陵,在宝华峪选中了一块“吉壤”,决定兴建帝陵。工程于公元1821年十月初十卯时正式开工。据说在开工后,风水师宋泗认为地宫穴位应做变更。然而经办大臣们深知道光帝力求节俭,为选穴已经费了不少银子,若是重移改图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定会惹得皇帝不快。由于皇帝几乎将大臣们是否节俭视为最主要的才干度量衡,因此没有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请皇帝重选。最后众人只是将穴位往前移了五丈而已。在修建时果然发生渗水现象,英和仍然不予上报,而是为求省俭,又命工匠筑土拦水,只图表面光鲜,能蒙过皇帝验收就成。帝陵的修建花了六年时光,终于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九月二十二日告峻。道光帝非常高兴,专程前往宝华峪查勘。对于风水土质及建筑质量这些个东东,皇帝纯粹是个看热闹的门外汉,是很容易被监工大臣蒙混过关的。可想而知,他对于这项花费俭省的工程非常满意,对建陵众臣一一论功行赏,就连戴均元在继位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的表现都既往不咎了。陵墓建成的当月,道光帝便下令将“孝穆皇后”钮祜禄氏的棺木由原葬处迁往自己的帝陵地宫。迁葬仪式搞得也十分隆重,主祭的是道光帝的庶长子、也是当时道光帝唯一的儿子奕纬。虽然奕纬出生时钮祜禄氏早已去世,但在名份上,她仍然是奕纬的嫡母。隆重的仪式后,钮祜禄氏原本栖身的棺材变成了皇后规格的“梓宫”并被运往宝华峪帝陵。正式下葬前,道光帝念及一十二载夫妻情份,还专程亲至棺前奠酒,给“孝穆皇后”的葬礼更添了几分风光。
  不曾想,孝穆皇后入葬帝陵才刚一年,意外就发生了。道光八年(公元1828)九月,道光帝出京谒陵,顺路到自己的陵墓去“观光”,一观之后,道光帝大惊失色:本应该干爽的地宫一直都在渗水,短短一年功夫竟积成了一个水潭,深度将近两尺,已经漫过了“宝床”(放置棺木的石台)。一眼望去,“孝穆皇后”的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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