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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相貌平常，体重曾达两百磅（约九十公斤）；是她受过什么主持人的专
业训练吗？她仅在大学上了两年戏剧专业，尚未毕业就开始了工作。我反复
看了她的节目，觉得她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与观众真诚的感情
交流，既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在一次关于美国
少女被强奸一题讨论时，她竟全盘托出自己十五岁时被摧残的亲身经历。这
样坦率和真诚怎能不打动观众的心呢？她曾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两个
字：“分享”。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主修国际传媒专业。
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量不可谓不丰，我却没有查
找出一本有关所谓主持人理论方面的书籍。有关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传记
外，只有一本名为《采访的艺术》的书带有一些理论色彩。作为一个电视大
国和主持人这个词的发源地，出现这种现象一开始让我很诧异，问及指导老
师，他反问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记得过去在国内曾看过不少主持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也曾被有意
著书的人士采访，谈过电视主持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艺术”的概念堂而
皇之地出现于电视评论界，也成为不少有志于做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的理想
追求。
而现在，我却第一次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主持有艺术吗？
如果说没有，那么怎么解释诸如镜头感、语言的分寸感、现场气氛的调
节，个人情绪的把握等等对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么解释世界范围内一位位
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没有艺术可言，电视主持人这一职业岂不显得立
足不稳？
慢。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电视主持人——这个眼下时髦的职业，有严格
的定义吗？换句话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明确的职业吗？
让我们先到美国看一看那里的电视主持人是如何产生的吧。四五十年
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默罗为
代表的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默罗不仅因为二战时在
伦敦大轰炸中的现场报道而成为战时英雄，而且因为敢于面对面地与麦卡锡
辩论及在感恩节时深入揭露外籍劳工在美国农场中的非人待遇等等成为正义
的象征。第二类主持人被称为“Host”，负责的是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
他们几乎全是喜剧演员出身。一些好莱坞、百老汇明星也时常在这些节目中
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兴盛一时，主持人以公正的
形象出现，他们多是拥有良好社会形象和一定知识修养的中年演员。六十年
代，谈话节目出现，具有亲和力的新闻记者，谈吐幽默的演员成为这类节目
的红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电视节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来源、层次，
在节目中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一些王牌节目，如《六十分钟》、《二十、
二十》等依然采用资深老记者，但他们往往只负责重头新闻报道，如总统竞
选，两党年会等。其他外景报道由年轻些的记者负责，串联词也往往由编辑
写好，送到手上。电视上大量的新闻快讯则由相貌出众的“年轻”播音员承
担。而“年轻”的概念也是指年纪在三十岁以上。名人专访类节目，突出主
持人的明星效应。他们面对政界艺坛的风云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针锋相对，
专门提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有时不惜吵个天翻地覆。他们的文稿虽然事
先由创作集体拟定，但因为现场采访，不容迟疑，所以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
辨及语言功底都不同凡响。至于娱乐节目，脱口秀一类，则一般由电视台向
私人制作公司购得。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门，难以概述，很多人根本离
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可以说，在美国并不存在定义严格的“主持人”
这一职业，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
国内电视主持人的称呼当从赵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学生智力竞
赛开始，沈力女士又成为第一个拥有固定栏目——《为您服务》的主持人。
现在，除新闻播音员外，几乎所有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以节目主人身分出
现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称号。
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电视承担着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职责，或许也因为我们
首先想到在“圈内”寻找有经验的人选，反正一大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播音
员出身。但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评奖往往把新闻播音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
虽然字正腔圆，音亮质纯，且传达准确，但只是念稿而已。为此，不少播音
员并不服气：“大多数所谓‘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吗？难道因为他们多加了
些‘那么’、‘嗯呀’之类的小零碎儿，或故意把标准普通话说得像南方化
国语，就高人一等了？”
我认为播音员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仅仅把严谨的书面语言“翻译”成
大白话，或把严肃的面孔换成一副笑脸，并不代表什么水平的差别；在主持
过程中即兴来两句俏皮话，鼓励观众拍拍手之类，也与“艺术”大有差距。
近五六年来，电视主持人的另一大来源是大学生。他们年轻活泼，没有
太多的条条框框，且青春亮丽，口齿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欢。我们不难发
现这样的规律，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到乡镇厂矿的电视台，女性主持人普遍
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主持人最为活跃。而那些年过三
十的女主持人，几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轻时髦里打扮，她们最大的苦恼就是
面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年轻同行的挑战。这些是不是告诉我们：从电视台
到观众，都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甚至有人说：“女演员
年纪大了还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过了四十，还有什么好看？”据我所知，
一旦入了这行，找到了镜头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花在节目
上的时间多。
再来看看国内常见的一些评价主持人的惯用词汇吧：“高雅大方”、“端
庄秀丽”、“亲切温柔”、“朴实无华”等等，几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气质的。
更难怪各种对主持人的采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认为主持人与演员
有什么不同？”提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与演员区别不
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饭的。
我个人认为即使主持人与演员之间的模糊界线得以澄清，单就电视主持
本身而言，仍无法被冠以“艺术”之美誉。这是由其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
多数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节目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多少节目以
主持人为中心，而大多数现任主持人的资历与业务素质也还不足以承担节目
主导的任务。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编导提供的脚本的基础上，把台
词化为自己的语言，以观众比较喜爱的方式说出来而已。随着电视节奏的不
断加快，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时间之短，容量
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
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
时下，有不少所谓“主持人训练班”，所教授的内容包括播音化妆、即
兴讲演、采访等等。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电视节目”是依靠
一种播出的媒介——电视来划定范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又因
为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然没有简单划一的“电视艺
术”，也就谈不上所谓“主持人艺术”。就像你不能把一位电视剧导演与一
位新闻专题节目导演横向比较一样，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几乎完全不能与一
位新闻主播相提并论。电视只是一种载体，与内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
于报纸、杂志，而不是电影。谁听过有人说“报纸艺术”或“杂志记者艺术”
吗？
“主持艺术”的概念含糊在于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没有多少联系的门
类。比如新闻主持人的艺术往往可以被归纳成采访的艺术；综艺类节目或游
戏节目的主持人也许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训练，特别是喜剧表演的训练，因为
活跃气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语言、表情的戏剧化，要求幽默诙谐的气质；体育
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知识是其“艺术”的主要内容；儿童节目主持人则必须具
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基本修养等等。
如果说，不同节目的成功与主持人之间尚有规律可寻的话，我想，那就
是人格的魅力了。赵忠祥老师如果只是掌握了关于旅游和动、植物的大量知
识，而没有一颗热爱大自然，善于感悟生命的心灵，那么他主持的《正大综
艺》、《人与自然》等栏目，充其量只能成为世界知识或生物课的讲堂而已，
谈什么魅力呢？克朗凯特如果没有勇气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敢承担说真话
的责任，又怎么会在越战的关键时刻，不推诿、不避让，鲜明地表白自己的
反战立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素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当属“功
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实并不存在的大一统式的”主持艺术”，只
能导致电视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种万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练，只能把本来
具备成功素质的年轻人引向歧途。
况且，电视屏幕带来的虚假的“成功”和“权威”是多么容易让人沾沾
自喜呀！这往往使主持人产生盲目的自大。
随着中国电视的日臻成熟，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专业化。那种
凭借少量训练便可获得的“镜头感”不再神秘，对主持人的评价标准会更多
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养素质与节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会直
接起用记者作主持人（现在不少电视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社会类的节目
会把一些擅长表达的专家请进演播室，主持人队伍本身的年龄会趋于成熟
化，性别分配将更为均衡。我们将很难再信任一个过于年轻的面孔分析中东
局势，也很难再容忍一个空虚的头脑煞有介事地教训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上
镜。
我认为，一位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
张声势的骄傲，也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
风格。
纽约，纽约
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
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
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
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
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
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
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
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
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
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
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
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
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
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
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
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我推着行李车，
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
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的。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
我，当然不是地狱。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
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
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
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谊。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
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
切。
刚才还在波音747
上俯视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
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上我们跳跃的情绪。
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聚在车的
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了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那就
是曼哈顿了。
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北京人在纽
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
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
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得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场
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
些小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
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
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不安起
来。
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
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
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个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
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
“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层。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
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子合用也够了——我
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
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租都在每月
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么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
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赵伟迟疑了一下，说：
“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八个人？”“对
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个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
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
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有像她想的那么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
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为怕她这么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
紧说：“不，不，这样挺好。”
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
还有一张书桌。就这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
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间。这么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
我心想：“这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
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
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
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
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
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
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
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就是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
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
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
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
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
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
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
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
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
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
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
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
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
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
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
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
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