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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等等。不过，昔日皇帝第一次面对人人敬仰的周恩来，仍显得很拘谨，谈
话中间常常引以自咎，说自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傀
儡，一再检讨。周恩来笑了笑温和地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做
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于是，溥仪
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遂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抚顺撰写《我的前半生》
回忆资料的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在第一次接见过后1 月零12 天的
那个下午，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再次接见溥仪并宴请他和他的七叔载涛、四弟
溥任及6 个妹妹。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同溥仪交谈了如何巩固思想改造的成
果问题，还面商了工作安排问题。周恩来对他说：”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
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刚刚跨进新生活的
溥仪，及时得到了周恩来的教育和引导。
周恩来还当面了解溥仪的知识基础、身体状况、兴趣和爱好等，力图给
他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工作。周恩来征询溥仪：“你想搞哪种工作？”“想搞
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溥仪答。周恩来说：“我看找找各部的研究所，
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自然科学。”后在周恩来
的过问下，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研究热带植物。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溥仪的二弟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妻子嵯峨浩
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他
特别反对弟媳回国。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
法解开的疙瘩。最终还是周恩来出面促进他们家族和睦，并喜搭鹊桥，使溥
杰夫妇得以团圆。溥仪分配到植物园时，完全不道知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
安排。而他也并不想再要求什么照顾。他曾经得到过大清帝国，却还不曾认
真感觉几回，就过眼烟云似地去了；他也曾得到“满洲帝国”的虚假宝座，
却在自己的人生层面上留下了一片耻辱；现在他又得到了一座绿色王国，这
里有纯洁而清新的空气，有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他满足了，甚至陶醉了。
但，周恩来仍在操心着，为这些公民的前程安排和设计更理想的方案。
1960 年1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国务院的小轿车把溥仪和溥杰又一次接
到中南海用恩来家中。
“欢迎你们皇家二兄弟光临！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周恩来热情的问
候。
“谢谢总理关心，问总理和邓大姐好！”溥仪似乎对这里一切都熟悉了，
也回答得自如。
周恩来在详细听取了溥杰关于工作安排的心愿之后，又问溥仪在植物园
半年多有什么体会？溥仪十分满意地表示，他喜欢那里的生活，熟悉了劳动
者，学到了知识，每天都觉得有意义。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表扬他进步了。
这时，周恩来关于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总体方案已经形成，消息也逐步透露
出来了：劳动以一年为期，然后就转入文史资料的撰写、整理、研究和编辑
等业务工作中去。
1961 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留京的两批特赦人员。李维
汉部长、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长以及国务院童小鹏副秘书长都参加了宴会。就
在这次宴会上，徐冰副部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当场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
人在全园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名单里，第一位就是溥仪。这
些人的待遇也由劳动期间每月发生活费60 元提高为每月工资100 元。溥仪听
了宣布，无比激动，即席发言说：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给予我
们令人满意的安排和高于国家17 级干部的优厚待遇，这是完全出乎所料的，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周恩来对溥仪的再婚也很关心。溥仪的“福贵人”已于1957 年与他正式
离婚。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及其家属那天，曾风趣地向溥仪建议：“你还得结
婚啊！这事你七叔得给张罗张罗吧！”载涛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对着周恩来
也对着大家十分高兴地说：“这一回就让他婚姻自由吧！”
后来，周恩来曾再三敦促溥仪的再婚事，还不无幽默地说：“你是皇上，
不能没有皇娘哟！”不久，由文史资料专员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
的热心撮合，溥仪认识了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的女护士李淑贤。经过4 个
月甜蜜的热恋之后，1962 年4 月30 日，他们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
举行了世人瞩目的婚礼，又是七叔载涛任主婚人，200 多位宾客出席。如果
不是为了“五一”节活动的特别繁忙，周恩来一定会在这个场合露面的。他
虽然没有来，却派了一位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在次日下午亲往溥仪家中祝贺。
周恩来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很重视。他虽顾不上仔细阅读全部
书稿，但当他翻阅一半的时候，就认定了它的价值。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悉
心指导下，溥仪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浩大而艰难的修改，终于在1964
年3 月公开出版了。
《我的前半生》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一位外国人说：
“如果溥仪不是处在北京政权下，他的著作也许永不会出现，因为一个中国
皇帝来写他自己的历史是没有先例的。”另一位外国学者说：“本书是难能
可贵的文献，它是第一部中国君主的自传；这位君主的一生，始自爱新觉罗
的封建王朝，迄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中，无人
有过像他这样变化多端的经历”。
最后几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患了肾癌。为了治好他的病，周恩来做了许
多工作。尽管没能阻挡死神的降临，毕竟让溥仪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
1967 年10 月17 日，溥仪停止了呼吸，因为那时正是翻天覆地的所谓“文
化大革命”，不可能给他一个全面而公允的结论，却是4 年之后，周恩来在
会见日本客人时给予他以公正的评价：“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
“你们读过他写的这本《我的前半生》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不到60
岁就死了。如果不是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
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巨擘相争缓颊而安——建国后两次保护梁漱溟
1953 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两人发生了争执。
这一争执对于新政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要
事件。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已久，当毛泽东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职员
时，梁漱溟已经显露出大学者的傲气。到了1946 年，蒋介石策划召开伪国大，
民盟中的梁漱溟、罗隆基等人竟违反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
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人民的“折衷方案”，送给孙科和马
歇尔。此事遭到住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周恩来的痛斥，他当面斥责粱漱溟是想
在共产党背后捅一刀子！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于民主建国的大计，
摒弃前嫌，邀请他们加入了政协和政府。这次梁漱溟顶撞了毛泽东，毛泽东
可不留情了，他在1953 年9 月1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批判梁漱溟是“反动透顶”、“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的“杀人犯”。
问题已经上纲上线了，这使张澜、李济深、何香凝、陈铭枢等民主党派
领导人着急了，他们想大事化小，保梁漱溟过关，并且找毛泽东和周恩来谈
了梁漱溟的问题。对于梁漱溟的问题，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从统一战
线的大局出发，决定缓颊保梁。但是梁漱溟却固执已见，坚持不改变自己的
观点，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空气如同要爆炸一般异常紧张，无人敢为
缓颊。怎么办呢？周恩来见事急迫，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给上海打电话，
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一同规劝梁漱溟勉
为自我检讨，以搭个梯子，缓解僵局，使梁漱溟能过关。周恩来这个办法一
用，果然扭转了僵局，梁漱溟认错以后，毛洋东也就不再追究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梁漱溟一直“闭门思过”，故未惹出大麻烦。
但到了1970 年，在政协直属组“宪法草案”讨论会上，梁漱溟又不甘沉默，
开始讲话了。他针对林彪、江青飞扬跋扈时制订的“宪法草案”说：“我有
两点意见，供当局参考，其一，现代宪法产生于欧洲，目的是限制封建国王
个人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后，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
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可今天我们的宪法不仅写上了个人的名字，而且
连林彪为接班人也写在‘序言’里，我不赞成。其二，一个国家，不能没有
元首，不知为什么在宪法草案中偏偏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
这两点意见如同两道电光，个个在场的委员们被吓得瞠目结舌，立即就
有人喊：“这是恶毒攻击！”“必须批判！”讨论会上，火约味越来越浓。
眼见粱漱溟直言相告要大祸临头，主持人当场宣布，将此情况向上级反映，
听候处理。
可是不久，上级的处理意见下达，与人们预想的不同，上级意见大意是：
因为是征求“宪法草案”意见的讨论会，所以提意见都是可以的，即便个别
人借机放毒也不要纠缠。这样，粱漱溟又一次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漱溟虽然逃过了此灾，似仍心有余悸。他当时猜不透那个大胆保护自
己屡屡犯上言行的上级究竟是谁？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知，是周恩
来通过办公室下达了这个指示，有意放梁漱溟过关。周恩来继1953 年之后，
在重大纷争中再次保护了梁漱溟。
举贤任能打破常规——1957 年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给导弹专家钱学森破格授衔，成为50 年代核武器
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刚成立，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即在想方设法回归祖国，他就是
钱学森。为了寻找回国的借口，钱学森大步踏进美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
尔的办公室，激动地对他说：“次长先生，我准备动身回国！”金波尔猛地
一怔，惊异地睁大眼睛问道：“这是为什么？”钱学森回答说：“我的上司，
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的无理迫害，他们甚至吊销了我接触机密的证书，
联邦调查局正在罗织我所谓‘间谍’的罪名，有鉴于此，我决定回祖国去。”
没等金波尔回答，他已经愤然离开了办公室。
金波尔气得双手打颤，他拿起电话，向移民局通报了这个重要情况，最
后，他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
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
五个师。”于是，1950 年8 月的一个子夜，著名的“卡门一钱学森公式”的
创造者之一钱学森，连同他的妻小和800 公斤书籍准备从洛杉矾乘加拿大航
班飞机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将他逮捕，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
留所中。。
到了1954 年4 月，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印支国际会议前，嘱咐代表
团秘书长王炳南务必向美方代表提出钱学森回国问题，但是接触了10 多次
后，仍被美国代表约翰逊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发布的文件为借口，一点不
松口。就在周恩来非常着急的时候，钱学森通过陈叔通于1955 年6 月转来一
封信，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并说那个文件美国在1955 年4 月已经取消，
但有关当局仍然扣着不放他走。
周恩来获悉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方代
表的谎言。”他立即叫外交部信使把钱学森的信转交给王炳南，不久，下令
在七月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
1955 年9 月17 日，钱学森和他的妻子蒋英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
号”轮船，漂泊情思，踏上了祖国的海岸。。为此，他的导师冯·卡门曾痛
哭了一场，是他和钱学森、马林纳等门生一起使加州理工学院成为美国第一
所正式研究火箭技术的大学，创建了世界第一流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
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了非凡的业绩，情感之深，可以想见。
对于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在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时说：“我们要回了钱学森，
单就这件事也值得庆贺。”
1956 年2 月，钱学森博士向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
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描绘了一个实施蓝图。对此，周恩来主持了一次军委
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报告和建议。周恩来还当即决定筹建我国第一个导弹研
究院——国防部五院，由钱任院长。1956 年6 月，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向
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提议：发展核科学和导弹事业。之后，1958 年6 月21
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
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于是，在这次
会议之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行文做出了研制两弹（原子弹、导弹）
的决策。
1957 年7 月，聂荣臻按周恩来的指示，向苏联驻华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
希波夫，提出了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想法。阿尔
希波夫表现热情，愉快地表示：“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
复。”7 月20 日，阿尔希波夫受权向我方宣布，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
支持，并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将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后，
周恩来于8 月1 日致函布尔加宁，正式提出我拟派谈判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
商谈有关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并随即着手与苏谈判的一切准备工
作。
但是，先遣人员带过对方的口信：他们的火箭，他们的原子弹设备，必
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有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面对这一口信，不难明
白其中的针对性，然而谁都觉得这个决定无懈可击。
时间很紧迫，周恩来和聂荣臻睡不着觉了。因为钱学森等一些科学家没
有军衔。怎么办？要么按苏方的要求去做，但科学家去不成，计划必然落空；
要么破格给科学家授衔！
授衔！周恩来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将军衔。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正在为火
箭所呼唤的祖国呼唤专家将军，突破暗设的障碍完成谈判与考察任务也需要
专家将军。在美国人看来，他抵得上5 个师，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家是国宝。
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便一直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
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工资是特一级，当
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归国后，
周恩来交待聂荣臻：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国的精英，他是科学家的一个
代表。
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非常幽默地决定了这件事情。当年，美国
政府派他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 火箭时，
只授予他上校军衔。而那时他已为美国空军的火箭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这次，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
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周恩来念了龚自珍写的一篇文
章，诙谐地说：美国人还是满有度量，40 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
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1957 年，中国许多有名望有贡献的大教授、大专家被打成了“右派”，
陷入了千古之冤的囹圄。而在当时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钱学森
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擎着，成为天之骄子。
聂荣臻告诉钱学森：这是总理的也是中央的决定。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
内始终有头脑清醒的巨人，这正是中国始终有希望的所在。
登门拜访委以重任——请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
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把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政治主
张传达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李四光见了周恩来以后，
情不自禁地对亲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
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1948 年出席伦敦第18 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周恩来始终盼望李四光回来参加
新中国的建设。1949 年9 月，身在国外的李四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0 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
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拒绝随蒋迁台的命
令，冒着被国民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决定返回祖国。
为保护李四光安全回国，1949 年11 月15 日，周恩来专门给吴文煮和王
稼祥大使写了一封亲笔信。嘱咐他们：“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
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
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会议，周
恩来指示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因李四光旅途困顿，一直等了好几个月。李
四光听说周总理早就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
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请几位与他回来的同志找材料，查情
况，找有关人员商议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一天下午5 点左右，他
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四光先生，有位中央
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一把摸住
了李四光的手高兴他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呀！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