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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所得的上述表达方式，周恩来是很欣赏的。双方较快地取得了一致。但
接下去谈到美确认从台湾逐步减少甚至全部撤走美军的一段，用词颇费周
折，最后的表述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
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为我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造
成了有利的条件，为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原则基础。但为了照顾美
方国内的政治困难，我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
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而是先确定全部撤军的目标，
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
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周恩来正是
根据上述策略思想，促使美方同意了公报的内容，我方的预想基本上实现了。
公报列举了双方的共同点，包括：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
权；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际争端不应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准备在相互关系中实行上述原则
等。把上述共同点写入公报，既照顾到美方的需要，也对美方具有约束力。
双方在公报中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即不是
针对第三国的；任何一方不拟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等等。这些表明了我光明
磊落的立场，对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是有益的。
公报也写入了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联系等内容，
这对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会谈中所表现的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说理的谈话方式，使尼克
松和基辛格十分钦佩。他们在回忆录中称道，周恩来有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但讲话彬彬有礼，入情入理，对形势和谈判对象了若指掌，对问题反应敏捷。
中国人说话算数，这是周恩来给他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正如基辛格所说，
“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是“信守协议的”。基辛格还说，周恩
来“对哲学的论证，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运用自如”，
“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尼克松也说，周
恩来留给他的鲜明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倡导和推行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远见卓识，明确提出，外
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对象是国家，外交工作就是通过国家关系的
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有民族主义国
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
来”，但这不应该影响我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我
国同世界各国能够友好合作，平等相处，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保障地区
和世界和平，“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
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他提出了处理国家和国家之间
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巧妙地运用到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
实践中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周恩来从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出发，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
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
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
侵犯。”“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
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
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
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
度和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着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潮
流，这同世界上那种“弱肉强食”的行径和侵略扩张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也是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1953 年12 月中印两国开始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
时，为了建立中印这两个亚洲最大的邻国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
代表团的谈话中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则，并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
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 年6 月下旬，
周恩来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正
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关系的
基础，并且认为这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在1955 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会议的补充发言中着重阐述的“求同存异”
思想，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
上找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最主要地表现在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经历过殖民主
义的灾难和痛苦；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
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就存在着互
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和互相支持的可能性。他指出：“在亚非国家
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和团
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
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为实现国与国之间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亚非会议所取得的圆满成果，
会议通过的对五项原则加以引申和发展的十项原则，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
心血。
在解决中国同邻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周恩来着眼于中
国同邻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应
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互谅互让，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这种通过谈判解
决国际争端的做法，已为当前国际社会所公认，并日益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
采用。
为了使外国了解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以其坦
荡的胸怀，多次阐明我国对别国不进行颠覆活动，不搞革命输出的严正立场。
如果中国将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起
来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正是在上述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在亚非会议后，中国
同一系列周边国家建立了十分友好的睦邻关系，先后同缅甸等大多数邻国解
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同印尼达成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
的协议，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对
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周恩来同样表示愿意在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
自1956 年底到1964 年初，周恩来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规
模较大的友好访问，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为加强中国间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周恩来不但主张同亚非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而且也愿意在同一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对于当时敌
视中国的美国，他在1954 年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和平共处”，但美国必
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在参加亚非会议时，他发表声明，宣布中国
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
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就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在中美关
系的对抗时期，周恩来就是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武装侵占台及制造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图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恩来开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主要是着眼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之间的关系。1956 年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也有
忽视平等原则、干预别国内政的大国主义现象。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
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在这期间，周恩来在他访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表的公报或
声明中都明确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这就表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
国家的相互关系。这是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大
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解决印支问题协议的达成，“万隆精
神”的诞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注入的和平共处思想的活力，以及周恩
来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等重大外交成就，标志着我国不畏强暴，坚持和平，
广交朋友，寻求友谊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
在国际社会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和平外交开拓
了广阔的良好前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自己虽置身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他以
惊人的毅力，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同林彪、“四人帮”破坏和平外交政策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并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
的弥补工作。他严肃批评外交部到处提抗议，几乎破坏了原来所有的外交关
系：他还耐心地向有关国家做解释工作，甚至一再向他们表示道歉。经过艰
苦的努力，最终才把我国的外交拉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此期间，周恩来本着
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立场，为中苏、中美关系从对抗走
向对话，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践反复证明：周恩来倡导和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当代国际关
系的重大贡献，如果各国都能格守这些原则，它就能净化国际政治气候，化
疑虑为信任，化恐惧为安全，化对抗为对话，化于戈为玉帛。
谈吐幽默回答巧妙——在外交场合处理疑难和诘难
周恩来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语言大师。他常常以其精辟、准确、幽默而又
富有思辨性和战斗力的语言，使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使紧张的气氛得到和
缓；他常常在谈笑间使对方的诘难尴尬难堪。
50 年代中期，一次招待外宾的国宴上，服务员端上了一道大菜，这道菜
由冬笋、蘑菇，红菜组成，形成一种图案。
这道菜上席后，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大家一看：竟是一个“卍”形
图案！友人们一看，吓了一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卍”形图案是什么道理。
原来二战期间，“卍”形图案成了法西斯的象征；这时，周恩来手疾眼快，
神态自若，他一边劝酒一边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
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
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算是法
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客人哈哈
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进攻”，很快，这
幅“法西斯图案”就被全部消灭了。
1963 年12 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非洲摩洛哥王国。哈桑国王在接待周
恩来时，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
等传统名菜国宴。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
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一
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周恩来也照样回敬。宴罢，哈桑邀周恩来。陈毅到会客室饮茶。宾主边饮边
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蓦然，哈桑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
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
怎么样？”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
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
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
员会的委员长嘛！”说毕，三人皆哈哈大笑。哈桑的问题提得十分巧妙，而
周恩来和陈毅回答得也十分巧妙。
1960 年4 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
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
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
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 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 来年都
被认为是时间短的活，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 多年的历史，是不是
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周恩来通过700 年与100 年的数
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这时，坐在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
情不白禁地钦佩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1959 年3 月，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
民。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因为
他们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
伪反动的滥调：“西藏，包括昌部、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
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 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在西
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
子，就有110 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
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 多万要求和赞
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
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一切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友，是
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
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周恩
来通过120 万比2 万的数字，说明同情和支持西藏广大要求和赞成改革的人
才是正义的。
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中国
现在有没有妓女？”
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活，周恩来坦然自若，两眼盯着这位记者正色答
道：“有！”这一问一答，顿使气氛紧张，引起全场的骚动。周恩来接着说：
“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片声。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周恩来时说：“没有什么比对外谈判
更能真正考验他的本领。”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在猝不及防的诘难下，在
别有用心的挑衅前，面临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时，总是以其博深的知识、丰
富的经验、清晰的思路、敏捷的反应、准确的言词，自如地应付各种意外情
况。
处世篇
处变不惊沉着冷静——1928 年在大连遇险脱险
周恩来一生多次深入龙潭虎穴，多次遇险脱险。他既胆略过人，敢于挑
大梁，又机智过人，善于处变不惊。
1928 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中国的环
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所以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
颖超列席会议，两人于5 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
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由于买许
多报纸，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轮般停靠大连码头，两人正准备上岸时，
面前出现了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人，挡住去路，对周恩来、邓颖超进行盘
问。“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警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首先问周恩来。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尽管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
古玩也没有，但自幼受家庭熏陶，懂得不少古玩，完全可以和对方周旋下去。
“你们做古玩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另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
问。
“我们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们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盘问了这些以后，这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要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
警察厅。
这时邓颖超不放心周恩来一个人去，对周恩来说：“我跟你一起去。”
周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怒声、这神态顺乎自然地向
日本人表明了符合当时中国习俗的夫妻关系——妻子必须服从丈人。同时，
也给邓颖超一种暗示，暂时分开更有利于应付敌人。
周恩来对邓颖超发完火之后，转过脸来对那个警官说：“我可以跟你们
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到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周恩来的话语、动作、神态，自然、沉着、利索、镇定，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敌人的怀疑，但却使他们松了一些劲、泄了一些气。
等邓颖超找到旅馆住下后，周恩来跟几个警察去了水上警察厅。他们又
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坦然而答，对方找不到
一丝一毫的破绽。
“你舅舅姓什么？”一个警察冷不防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