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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一个中华儿女引为自豪。周恩来充分肯定古老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对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957 年11 月4 日，周恩来接见埃及
文化代表团时指出，古老民族一旦兴盛进步就极快，因为有底子。但是，周
恩来也一再提醒：古老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其缺点的一面。美国没有古东
西，工业发展起来就快。古老文化太多了，会把我们拖住，妨碍学习新的东
西。古老文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明显的拖累之一是破坏了森林资源。周恩
来说，古老文化损伤了大自然，中国有林的山只有1％，好多都是荒山，古
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
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
周恩来认为不仅中国独然，其它文明古国也有森林资源受到破坏的问
题。1959 年9 月5 日，周恩来接见阿富汗首相纳伊姆时说，我在贵国住过几
天，看到你们山多，你们和我们一样，因为文化古老，历史悠久，树砍得多
了一些，你们也极需水利，这点给我以很深的印象。1963 年11 月，阿富汗
王国内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来访，周恩来旧话重提：我们共同的问题是，
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
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来对外宾说，文化越古，不知保护，树本越少，我
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片都如此。1957 年12
月8 日，周恩来在报告我国建设远景时曾冷静地指出：我国的木材资源不够
丰富。我发现越是文化古老的国家，树砍得越多。
周恩来认为，文化发展较晚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原因之一，而森林资源丰
富是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利条件。1958 年4 月2 日，周恩来接见罗马尼亚政府
代表团时说，你们的森林多。我们只10％的土地上有森林。你们在飞机上可
以看到西北大都是荒山。我们的文化古老，但是树都被砍掉了，北方最古，
砍得也最多。1960 年5 月，周恩来出访越南，同范文同会谈时说，你们森林
的覆盖面积占全部土地1/3，而中国只有1/10。周恩来认为森林多是经济建
设的一个好条件。1964 年6 月21 日，周恩来说，西北欧文化开始晚些，但
保住了较多的森林，有好处。美国发展最晚，森林最多。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代都有反对滥伐林木、呼吁保护森林资源的有识之
士。仅先秦古籍上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
虽美，禁发必有时”。《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村木不可胜用也”。
《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斩伐养长不失其
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他们都主张在不影响森林资源永续存在
的基础上去采伐利用。但是，几千年来林木一直是人们住、行、用的主要资
源，伐林多于育林，森林覆盖面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不断呈下降趋势。过
去的学者都未能揭出古老文化与森林资源减少的关系，周恩来则用简洁明了
的语言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知酒懂酒保护名酒——茅台卫冕与保护水源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饮酒有量，其实周恩来对中国的酒文化也颇有研究。
贵州茅台是国宴用酒，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国宴上用茅台酒是周恩来亲自
决定的。茅台酒虽然早在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已获得了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金奖，名扬四海，但在国内却反响乎平，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茅台酒
还曾获此殊荣。50 年代，每瓶茅台酒不过2 元多，与汾酒、竹叶青等属同一
等级。
1950 年国庆前夕，举国上下都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的
到来忙碌着。开国总理周恩来更是毫不例外。在国庆节盛大的宴会上用什么
样的酒来招待中外来宾呢？当时意见不一。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确定用贵州茅
台酒。
可是偌大个北京却连一瓶茅台酒也没有。由此可见当时茅台的知名度极
其有限。但是，周恩来却深知茅台是中国第一佳酿。他亲自电告贵州省委书
记迅速调运一批茅台酒进京。这一年国庆节的盛大宴会上，茅台酒堂而皇之
地摆上了宴会桌。
此后，茅台酒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全国第一次评酒时，茅台酒登上了
“酒皇”的宝座。
然而在1963 年全国第二次评酒时，五粮液跃居第一，茅台从冠军宝座上
栽了下来——茅台未能卫冕。
这时，周恩来刚出访归来。他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第二次评酒名
次的消息后，便调来样品，亲自品尝。周恩来断定样品是新酒，绝非老窖，
不能代表茅台参加评比。他说，只有老窖经过勾兑检验合格的茅台酒才称得
上是标准的茅台酒。
周恩来喜欢茅台酒，有时宴会上有冰淇淋，周恩来就在冰淇淋上滴几滴
茅台酒再吃。有人见了也学着周恩来的样子在冰淇淋上滴几滴茅台酒再吃，
果然味道不错。
周恩来还相信茅台酒能治伤风感冒。寒冷的冬季稍不留意，就会有点伤
凤感冒，鼻子不通。每到这时，周恩来就常常叫卫士拿点茅台酒来，喝上一
小杯，过不了多久，鼻子就通了，伤风也好多了。
1954 年5 月的一天，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
湖滨旅馆大厅放映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招待各国记者。招待会上还备有茅台酒，供大家品尝。记者们被剧情和优美
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了。时近午夜，记者们还边品尝茅台酒边议论着影片，对
影片和茅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回国后见到袁雪芬时高兴他说：“雪
芬啊，向你恭喜！我们‘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
很受称赞呀！”周恩来对茅台酒的钟爱可见一斑。
在一次招待日本乒坛朋友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两瓶茅台酒送给了日本乒
坛名将松崎君代，亲切他说：“听说你父亲酿过几十年的酒。请你把这两瓶
酒带给他，让他尝尝我们中国的茅台酒。这酒度数虽然高一些，但不伤人，
味道很不错。”松崎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另一位日本乒坛名将获村见状忙说：“周总理，您上次送我的那瓶茅台，
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喝。一次朋友们来我家聚会，听说这是中国总理送的酒，
都争着要尝一尝，不小心把酒瓶打碎了。为此我难过了好几天。巧的是当时
半瓶酒洒在了我的乒乓球拍上。以后每当我比赛处于劣势时，只要闻一闻球
拍上的酒香，就会信心倍增，常常反败为胜。”
周恩来听了荻村的一番话，忍不住笑着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不然，我就会把茅台酒洒在中国小将们的球拍上了。荻村先生，看来你不但
球打得好，而且还是位了不起的外交家呢。我给你和长谷川先生（日本乒乓
球领队）每人也准备了一瓶茅台酒。”在座的人都被周恩来的话逗笑了。
为了确保茅台酒的质量，周恩来对茅台酒的水质十分关心，他常说，茅
台之美，不仅在于它的工艺独特，气候、水质更是不可替代的条件。他多次
指示要保护好茅台酒厂一带的自然环境，以确保水质的自然成分不受污染。
1972 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上强调指出，为确保茅台酒的
质量，维护国家民族的荣誉，茅台酒厂水源上游数十里不准建化工厂，不准
污染水源。今天的茅台酒能够继续保持其良好的质量是与周恩来的关怀分不
开的。
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尊重一个中学生对芭蕾舞的意见
周恩来对别人提的意见向来很尊重，即便是一个中学生的意见也不例
外。
1964 年国庆15 周年前夕的北京文艺舞台十分繁忙，为了选出一批优秀
节目向国庆节献礼，许多节目要在这时进行彩排。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彩排那天，周恩来来到了
剧场。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妻子和正上中学的
女儿也来到剧场和总理一起观看《红色娘子军》的彩排。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描写了十年内战时期，海南岛一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色娘子军连，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带领下，遵照毛
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的过程。舞剧通过对洪常青、贫农女儿吴清华形象的
塑造，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如火如茶的伟大斗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请剧组编导、主要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一起开座
谈会，征求大家对舞剧能否公演的意见。
雷英夫见在座的都是专家，便起身准备携夫人、女儿离开。周恩来叫住
了他。周恩来笑着说：“雷英夫，你别走呀，你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嘛。”
雷英夫觉得此剧已经过周恩来多次指导修改了，在座的又大多是文艺界
的行家，自己是门外汉，能提什么意见呢。于是就随口说：“舞剧很好，舞
蹈也不错，我看可以上演了。”
这时，雷英大的女儿突然说：“周爷爷，我想提个意见，可以吗？”
周恩来把视线移向这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鼓励地说：“当然可以。”
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小姑娘的胆子大了起来，说：“有的地方，演员老
在舞台上转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吴清华从恶霸地主南霸天阴森的地牢里
逃出来后，一大群南霸天的狗腿子在后面如狼似虎地追她，她不赶快跑，却
在原地转圈圈，这是为什么？”
雷英夫一听女儿的话，很生气，心想，当着总理和这么多行家，一个小
孩子提什么意见。他嗅怪地训斥女儿：“你小孩子家懂什么，竟敢在总理、
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小姑娘委屈地呶呶嘴。
周恩来见此情形，就对雷英夫说：“哎，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你怎
么能随便阻止孩子说话呢？”
雷英夫解释道：“今天是听您的指示和专家们的意见，小孩子不懂规矩，
胡乱插话，太不礼貌了。小孩子懂什么芭蕾舞。”
周恩来认真地说：“孩子说她看不懂，自有她的道理。她有她的代表性，
人类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难道我们的芭蕾舞出去后，不跟他们见面，不让他
们看？”
是呀，人分老中少，少者占其一。周恩来能够这样尊重一个中学生提的
意见，使雷英夫深受教育。
大力发展稳步前进——处理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周恩来在主张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屡屡强调教育发展要重视质量，反
对不顾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他认为，衡量教育发展不应单纯地看数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要看质量。
与经济建设一样，建国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
量、红与专的关系上常常失衡，导致教育质量频频出现问题。
1953 年，根据我国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高等院校进
行了一次院系调整。调整中，出现了一些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冒进的现象。有
些院校不顾实际师资和力量，一味扩大建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度出现了全
面铺开、齐头并进的现象。这样，虽然在学校以及学生数量上较以前都有提
高，但在质量上实际是有所下降。1953 年5 月29 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80
次会议上批评了院系调整中这种“好大喜功，不求质量”的做法，他强调“要
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12 月21 日，他
署名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又指出：“为了适应国
家建设的需要，今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同时，也必须注意巩固，
提高质量。”他还说：“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不积极发挥潜力，不努力创
造条件克服困难以力求发展的保守思想是不对的；单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
虑可能条件，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盲目冒进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1955 年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速度一再加
快，出现了盲目冒进的急躁情绪。教育部门也受到影响。1956 年9 月16 日，
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数量和
质量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们有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这是必须
纠正的。从教育部门说，应该积极地发挥力量，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
可能地增加学生的数量。从用人部门说，应该考虑到真正需要和实际可能，
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以免由于盲目地增加数量而降低学生质量。”1958
年后，我国教育质量的下降显得更为突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大跃进”的影响。1958 年2 月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
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
进”的口号，“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样，各种学校一哄而起，在
建校规模和招生数量上也搞“大跃进”。这样一种不顾实际的片面追求数量
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有些学校缺乏师资和起码的教学设备，有名无实。
第二个原因是1958 年，我国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
方针本是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实践的弊端而提出的，强调学校
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但是，由于在理解和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
现了“左”的偏差，片面强调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把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简单地理解为学生参加一般的工农生产。这样，老师和学生过多
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针对上述两种现象，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提出过批评。1959 年5 月28
日，他在天津大学给师生们作报告时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
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不
清主导就没有方向。他还针对天津大学在招生数量上的“大跃进”指出，天
津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现在将近有1 万学生。万人大学在世界上能有几
个？我劝你们要控制，不要老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学生人数再增加就不好办
了。当然，我们的大学生还要增加，但那主要是增加学校的问题。一个学校
的人数有它一定的限度，你们达到一万就不少了。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
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
质量，那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
1961 年4 月3 日，周恩来在一次人大会议上又指出，这几年的教育发展
是相当快的。问题是要提高，要从数量的大跃进转向质量的大跃进。
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上，受极左政治的影响，片面强调政治上的，“红”，
不要学习上的专，强调教学质量被诬为“白专道路”，遭受批判。对教育界
的这样一种极左思潮，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65 年3 月，他在一次谈
话中就指出：“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
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出国留学的，
酋先要学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学好专业，才能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不然，
就加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1970
年11 月20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对
那种硬性规定每天练习外语只能一个小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学外
语要天天练。夭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
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
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
他鼓励在场的老师，一定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抱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否则，
会误人子弟的。
办好共大科技兴农——支持和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建国后，一向重视农业的周恩来非常关注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他
自始至终支持和关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就是一例。
“共大”创办于1958 年8 月，校址在江西，是一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农林
职业院校。学校没有农学、林学、园林、畜牧、兽医等专业，侧重学习中等
农业技术，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
“共大”创办初始，就得到周恩来的关怀、鼓励和支持。1959 年夏天，
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抽空把江西省的省
长邵式平找去，详细地询问了共大创办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说：“我
国科学文化落后，农村更加落后，文盲还很多。我们的青年农民应该掌握一
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仅现在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将来还能够运用更
新的技术，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问题。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农村
培养科技人才，很好也很重要，一定要办好啊！”谈话结束时，周恩来亲笔
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
还是在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一天傍晚，周恩来吃过晚饭，出来散步，遇
见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俊秀。周恩来立即迎上前去，说：“俊秀同志，邵大哥
（指邵式平）说你兼任共大总校校长，这很好嘛！我给共大题了校名，共产
主义劳动大学，把共产主义和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
来，为农业培养一支科学技术队伍，这件事很重要啊！”
刘俊秀汇报说：“我省将近20 万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按两个农业科技
人员计算，就得有40 万人的一支大队伍啊，这么多的科技人员，光靠农学院
培养跟不上需要，还是靠共大来得快。”
“对！农学院和共大总校培养农业科技的骨干队伍，共大分校培养一般
的农业技术人员，这样人数多，也来得快。”
刘俊秀又说：“总理，共大刚创办不久，经验还不够。而且，还有人反
对，说共大是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