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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38页。
彭真被“清洗”，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吗？不是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8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作者注）。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2～1234页。
另外，据李雪峰撰写的《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一文记载，1966年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毛泽东仍在杭州，所以没有参加会议，而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以及日程安排，是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在会前，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5月11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次会议，对《五·一六通知》草稿一字未改，全体举手通过。
《五·一六通知》的内容，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1～322页。
上述情况说明，对彭真做处理进行专案审查，不是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
彭真因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吗（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这句话有很大分量。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隐藏的含义，当然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对吴晗进行大批判。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因此，指示北京的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将姚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出版。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被迫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
时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虽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按照彭真的意见编发的按语，特别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还有意安排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以笔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撰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不仅如此，彭真还不同意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上述彭真的表现，使毛泽东非常恼怒，严厉批评说：“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30年。”见《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5月1日，北京举办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时，彭真没有公开露面，其情况怎样呢？红旗出版社于198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
批判吴晗的新浪潮迅速地波及到北京地区的整个党组织；据报道，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但到6月初才正式宣布撤他的职。〔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93页。
彭真是在1966年4月被捕入狱的吗？此说是有误的。1966年，李雪峰曾参加中央的会议，并接替彭真的工作。他回忆说：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23～324页。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12日下午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其中写道：
（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
上述情况说明，1966年5月11日，彭真还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坐在会场的第一排。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做出决定撤销他的职，被捕入狱怎能是4月呢？
毛泽东写了几张“大字报”（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对此，R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0页。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50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3页。
然而，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是啊，在中南海贴出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对此，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解释说：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8月8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食堂、游泳池这些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是非，实行了白色恐怖呢？
大字报接下去写道：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得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页。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这段记述证实，当年在中南海院内贴出的毛泽东的大字报，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更不是毛泽东所贴，只不过是别人的抄件而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何时？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60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1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初吗？此说有悖于史实。
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一文。此文的“导语”中写道：
如果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这个人就是顾洪章，有人这样告诉记者。1954年，他就进入当时的内务部移民局，涉足处于萌芽状态的上山下乡问题。此后，他一直在国家主管上山下乡的部门工作——不管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即便在“文革”期间，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断过，尽管那时候，红卫兵甚至没有放过他所在机构的档案。
直到1994年，他才离开解决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相关部门，那一年，他68岁。
幸运的是，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堪称上山下乡的“活档案”的当事人，他说这是他首次向传媒公开内情。见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
那么，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顾洪章对记者说，他于1954年就到内务部移民局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但轰轰烈烈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1955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
1955年4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195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3868万亩的号召，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5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8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60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30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后，又有16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边疆、荒岛、荒原。
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104篇按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9页。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便从中选择了两篇编入书中。其中一份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郏县李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经验总结，欣然提笔写道：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795页。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40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