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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十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拥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三万多满人，看似下场悲惨，不过，如果读过《扬州十日纪》的人，可能会对他们的遭遇有另外一种感受。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12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己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己，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3）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埋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世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待就待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32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于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28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仅派林凤祥、李开芳率一支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41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4）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做，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5）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金陵纪事》较为详实。二位作者都身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其笔下所记大都属实，皆为耳闻目睹，亲身经历。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唯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己，因驱妇女赴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拜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入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6）
（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唯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并非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至十二月，统计南（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庆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二千七百人，金陵不及九万人。此外陆续新虏者，统计男馆与国州黄州约万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约四千人。女馆自镇扬虏者共一万二千人。
（评曰：同六月间人数相比，人员减少得很厉害，多属“非正常死亡”。）
贼逼男女拜上帝，以黄纸作誓语，拜毕焚之，谓之悔罪。其赞美语南贼（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