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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８“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6）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二制造屠杀血案
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在疯狂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满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还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杀人罪。下面仅列举较大规模的案件，揭露关东军的罪行。
１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众多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夜，该义勇军分三路攻打抚顺，担任主攻的中路自卫军1200余人，在梁锡福的指挥下，从抚顺东南的千金寨，经平顶山向市中心进攻，沿途在杨柏堡杀死采矿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捣毁了煤矿的机械厂、变电所和老虎台事务所、汽车库等，打死了敌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日本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引起日伪当局极大震动。加上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一部哗变，日伪当局认为在守备森严的矿区居然被袭击，“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遂决定实施一次大屠杀，以杀一儆百，镇压抗日斗争。
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人为首，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9月16日晨，关东军驻抚顺的几个头目在小川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伪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回忆，日军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报告的，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初步商定了实施办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89页。两个小时后，又在抚顺煤矿会议室召开了所谓“机关首脑”会议，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参事官山下满男，以及伪政权方面的伪县长夏宜、抚顺警务局长佟世勋等日伪首脑人物。会议在川上的主持下，决定对平顶山周围村屯实行“严惩”。屠杀任务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地点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同时将全村烧毁。会后敌宪警伪各自分头准备。为保证顺利实施屠杀，汉奸王长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采纳，守备队出动了大部分兵力6个小队（共8个小队）约190人，宪兵队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亲自驱车前往平顶山附近指挥。
16日中午12时左右，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200多人乘车开进平顶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时按原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便衣特务进村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照相”。但这一办法收效甚微，许多群众并不愿意出来“照相”。于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装进村，用刺刀逼，枪托打，强行把全村人赶向东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望去，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场！”《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7）
人们拥挤着被赶到了东山坡洼地，这里西面是断崖陡壁，高约二、三丈，北面是养牛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划屠杀阴谋时，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决定把这块既便于把守，又便于屠杀的坡地作为屠场。
这时，人们南面站着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日本兵，东面山坡上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带支架的东西，许多人都误以为是照相机，其中有的机警的群众发现有些不对头，欲逃离现场，这时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了，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机关枪和步枪雨点般射向群众，刹那间，人如墙倒，血肉横飞，尚活着的人们高喊着：“冲出去，快逃命啊！”拼命往外冲。可是东、西、北三面是绝路，只有南面一个缺口，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冲出去的幸存者甚少。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刽子手停止射击准备撤走时，突然发现尸体中有呻吟声和人体蠕动，于是又重新开进屠场，挨个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将婴儿挑起抛向空中，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场屠杀直到当日傍晚，历时3个多小时，夺去近3000名无辜居民的生命。
日军为掩盖屠杀暴行，于次日派人用钩子将尸体拖到山崖下堆积起来，当时尚有受重伤不能行动者，也同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尸体，销毁罪证痕迹，后来又在烧毁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图掩人耳目。《档案资料选编》（8），第10页。
从此，往日热闹的自然村屯变成了人骨堆积的荒山，一个由人群流动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消灭掉了。后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石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日寇在平顶山施以大屠杀之后，又对其周围的村屯进行了屠杀和烧劫，这也构成了平顶山惨案的一部分。
栗家沟、千金寨（堡）是抗日义勇军经常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9月15日辽宁自卫军攻打抚顺时也经过了这两个地方。因此，日军在平顶山进行大屠杀之后，又血洗了栗家沟和千金寨。这些地区的居民得知平顶山屠杀事件后有所警惕，听说日军要来扫荡，纷纷出逃。于是日军便直接采取野蛮屠杀的方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这样栗家沟有130多人，千金寨有40多人惨遭杀害。千金寨1000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36页。曾经“日出千金”的繁华村庄，剩下一片瓦砾。此外，日军还计划烧平抚顺周围10公里以内的村屯，这个计划已部分实施，如抚顺南部的前孤家子村已被烧劫。有的村汽油已经运到，只待点火，后来日寇顾及到煤矿开采，才停止野蛮行动。
平顶山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的无数惨案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战后在平顶山挖出了累累白骨，抚顺市政府保存原样建起了纪念馆，用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2海兰江惨案
在吉林省延吉市以东35里，有个地方叫花莲里，海兰江和布尔哈通河在此汇合，是通龙井、走图们的必经之地和水陆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有12个自然屯，200多户人家。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成立了海兰区委，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敌人叫嚷：“剥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为扑灭抗日烽火和革命斗争，自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伪军警及自卫团（敌伪地方武装），对以花莲里为中心的延吉县海兰区进行了大小94次讨伐，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170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惨案。
1931年10月30日，驻龙井日本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在自卫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了花莲里各村落。凶残的敌人用刺刀刺死了7岁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了金学善怀孕的妻子和他的3个兄妹，杀害了金明浩等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
面对凶残的敌人，抗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1932年春，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花莲里人民发动“春荒斗争”，揪地主，斗恶霸，掀起了新的反日高潮。于是敌人开始了新的镇压。5月3日，延吉日本守备队50人突袭花莲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珠、中村的大夫金道济，以及过往行人共18人惨遭杀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12页。
敌人越凶残，抗日火焰越高涨。1932年7月，海兰区农民响应中共的号召，建立了海兰区游击队（又称花莲里游击队）经常袭扰敌人，给日伪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敌人更加气急败坏，叫嚷要铲平花莲里，并鼓动自卫团悬赏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
9月6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游击队干部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商议奇取敌铁路护路队武器的计划，不料，这次会议被叛徒原县委宣传委员白昌宪密告给敌人。于是，敌人调集日本守备队、河东自卫团等70多人，组成讨伐队，于八月初六夜包围了柳亭村，占据制高点，架起了机枪和迫击炮，初七凌晨敌人开始攻击，我游击队虽然被困在屋内，但奋力抵抗，一直坚持到上午9时，终因力量悬殊，遭受重大损失。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以及游击队员28人，村民20人光荣牺牲；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殉难，只有张时雨等30多名游击队员和一些老人突围出去。敌人闯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放火，无论男女老幼一个都不放过，柳亭村顿时变为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的这次讨伐，共屠杀了53人，烧毁了柳亭村，这就是震惊东满的“八·七”惨案。
此后，敌人的讨伐不断升级，从1932年9月到1933年2月，对花莲里地区的讨伐多达几十次。1933年1月7日（农历腊月十二），日本守备队，警察和自卫团再次讨伐花莲里，用残忍手段屠杀了百余名革命者和群众。有5名养病的革命者被敌抓住后，放在柴垛上活活烧死。朴元石被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金奎植被挖出双眼后乱棒打死；俞一男被刺刀刺死；他的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弄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4页。接着日寇又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群众。
这一笔笔血债，人民不会忘记。抗战胜利后，人们揪出了18名主犯，崔南顺等7名首恶分子当即被处决，其他判处有期徒刑，清算了一部分历史血债。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8）
3老黑沟惨案
老黑沟地处吉林省舒兰县东部，在呼兰河上游，又称呼兰川，现为舒兰县榆树沟乡。沟谷成东南西北走向，全长约40公里，两侧山峦起伏，树密林高，地势险要。30年代这里散居着300余户农民，“九·一八”事变后，在舒兰、五常一带山区活跃着一支抗日武装，就是以宋德林为首的反日山林队。老黑沟是这支队伍的根据地之一。宋德林部队利用这里的有利地理条件，养兵藏身，不时袭击日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3月，宋德林部第3支队，在队长邢文奎的率领下，混入敌营，将保护修筑铁路的日军58人击毙，拔掉了牛头山炮楼，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筑路资材和粮食物品。同年农历五月初十，义勇军１支队在上营东干沟埋伏，击毙日军12名，炸掉了碉堡。抗日义勇军神出鬼没，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日军调动兵力，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加紧围剿。但义勇军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时而突然出击，然后无影无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1934年，有48名日军讨伐队，到碾子沟扫荡，遇到一个老农，要其带路。老农将敌引进沟谷，然后以找水为由，不知去向。这时枪声大作，日军被围沟里，乱作一团，除1人逃走外，47名日军全部被歼灭。
日本侵略者屡次讨伐，屡次失败，对抗日义勇军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甚至贴出布告，以高额悬赏捉拿义勇军头领。同时派出奸细，深入山里，刺探我军情况。根据密探报告：“老黑沟没有好人，都是胡子。”于是日军决定对老黑沟进行疯狂围剿。1935年春，关东军从齐齐哈尔调第38联队（第38联队又称奈良联队）第3大队进驻舒兰和蛟河，专门执行讨伐任务。日军第3大队进驻蛟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