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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政治学原理，国家政治应该是一元化政治，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方针、政策应该是统一的协调一致的。因此作为国家权力的统一，应实行政府一元化领导。军队应是政府的工具应服从政府的领导。这就是所谓“兵权从政主义”。与此相匹配，就要实行“差别主义”。所谓“差别主义”，就是在履行宪法和所规定的权利和责任方面，军人与普通公民有所差别。要求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应采取中立主义。这一点在明治宪法、选举法、陆海军刑法等法律中都有规定。但另一方面法律也规定了“帷幄上奏权”和“武官专任权”。所以法律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在政治实践中，权力的转移和消长，并不完全依赖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所确定的差别主义原则，在实际上由于缺乏文官控制的必要条件，可行性基础薄弱。差别主义在根本上无法抑制军部的“独立”，相反军部倒是利用“介入主义”，不断增强自身地位和实力，控制了国家政治权力。
所以说，军部政治化就是突破差别主义，干预国家政治，实行军人专权，军部左右政府的过程。而“帷幄上奏权”和“武官专任权”则是军部政治化的两把利剑。军部政治化的范围包括内政、外交两大方面，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是第一个时期，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第三个时期。各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
明治前期是近代天皇制藩阀政治时期，执政者多是长州、萨摩等藩出身的维新功臣。他们既是藩阀、又兼有军阀、官僚的性质，因此军阀（军部）与藩阀是浑然一体的。军部势力依附于藩阀，尚未显现出独立的政治势力。毋宁说统治阶级所担心的是防止“军部政党化的危险”《明治军制史论》下，第505页。。军部势力处于孕育阶段，还谈不上政治化的展开。
明治后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军部政治化已开始崭露头角。这主要表现在对外关系特别是殖民地政策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中国台湾变为其殖民地，设立了台湾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总督由武官担任，掌管军政、民政大权甚至还有立法权。这样军部政治化首先在殖民地打响了第一炮，“军队把台湾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日本军国主义》（三）第64页。。这种总督制成了日本进行殖民地统治的模式。后来日本在朝鲜、关东州（旅大租借地）进行的殖民统治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军人总督勾结军部中央，越过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军部通过总督统治的殖民地，已经掌握了日本对外政策主动权的一大半。
进入20世纪，随着“武官专任制”的确立，军部干预国家政治更加有恃无恐。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是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这个方针及相关文件属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方针政策；远远超出了“军令”的权限。但是在“方针”确定之前，军部既不与内阁协商，也不向议会报告，而利用“帷幄上奏权”单独上奏天皇后，再由天皇下旨给内阁总理，作为国家的意志和方针确定下来。日本学者井上清对此评论道：“国家存亡攸关的最高政治方针——国防方针，只由军部来策划，首相只能就天皇下达的方案发表意见，这就等于首相只能承认陆海军的决定。”《日本军国主义》（三）第72页。这样，军部将其权力置于政府之上，擅自决定国家大事，露骨地干预国家政务。因此可以说军部是“政府之上的政府”。
此外，像军部利用“武官专任制”倒阁事件也不胜枚举。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相上原勇作单独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对华政策，军部介入国际政治的趋势日益增强。
第一部分：前言军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4）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增强及其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日本在乡军人会的成立。前面提到军部政治化不只是统治上层的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包括对社会基层的政治控制，通过在乡军人会自下而上地推动军部政治权力的强化，是军部政治化的重要途径。早在甲午战争后军部就产生了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想法，日俄战争后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对统治基础的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国民思想的恶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军部提出了“良民良兵主义”（即以良民来保证良兵），于1910年建立了在乡军人会。这个组织既是军国主义的战争后备力量，也是军部政治化的基层力量，在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国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军部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的形成，在乡军人会成了军部政治化的极端形式——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工具。
但是，军部政治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势力代表人民的呼声，反对军部干预国家政治。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为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因此军部政治化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也表现出退缩和妥协。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20年代末，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此起彼伏。日本社会政治处于一种变动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军部政治化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退缩。如1913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扩大到预备役军官，1919年殖民地官制改革中军政与民政的分离，以及20年代的两次裁军，都是军部退缩和妥协的表现。还有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更使军部威信扫地。但是这种退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军部的政治地位。同时军部势力加紧与民间法西斯势力勾结，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种历史的冲击，给军部政治化创造了条件。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引发的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开始，军部法西斯展开了全面的反扑。特别是1931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把日本的国家政治引上了战争的轨道，军部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大为提高。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的“权力核”正在癌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推进军部政治化，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特点和表现形式。同时，军部法西斯在国内制造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暴力恐怖事件，牵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向法西斯化转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变，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军部垄断了国家权力，内阁和议会成了军部的附庸，从而标志着军部政治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期。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
对外政策或称外交政策，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在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就是强权政治外交。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首要的任务就是克服半殖民地危机，实现近代民族独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又仿效西方列强对周边亚洲国家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侵略和掠夺。近代日本的对外发展，实行的是一条从属与侵略的双重路线；而军国主义侵略则是近代日本对外发展的主线。
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行的是“脱亚入欧”的发展模式，即摒弃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伍。这种模式既有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反动的一面。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是这种模式中反动一面的反映。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就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作为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和《御宸翰》（天皇御笔亲书的文件），规定日本对外发展的总方针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是说要以武力把天皇的“肇国”神威普及到全世界；表明日本确定了一条侵略扩张的对外发展路线。
这种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封建社会，是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实行的是“武家政治”。武士阶级的政治信条，一是认为“日本为万国之本”的神国，天皇是君临天下的神君，神君以神威理所当然地统治天下。二是崇尚武力，认为“武力是立国之本”。他们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耀。到了幕府末期，在西力东渐，日本面临殖民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的思想发展成为“进取”的攘夷主义——“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有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佐藤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皇国（日本）乃天地间最早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号令、征服世界各国乃天理使然”。因此，要以武力“先吞并满洲……继而再将朝鲜，中国全部划入日本版图”。《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6页。吉田松阴也鼓吹，对于美、俄等国，“励行条约，敦厚信义”于此之损失则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养蓄国力，一旦强盛，就向北开拓虾夷（北海道），夺取堪察加，割取“满洲”；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进而君临印度《吉田松阴全集》，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二）第7页。。上述论调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模式和制定侵略扩张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也是近代天皇制国内政治发展的延续和外部表现。
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条件，所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点比起西方殖民侵略更为突出，更为凶残。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其中“富国强兵”是其核心。所谓“富国强兵”，其意是“强兵为富国之本”。按照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给天皇的上奏书《邻邦兵备略》中的解释：“兵强，则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3页。也就是说，国家要富裕，武力乃先行之道，侵略扩张是增强国力的先决条件。
第一部分：前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2）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对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在《外交政略论》及议会施政演说中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者，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也……而今介入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非充分，还必须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对于所谓“利益线”，山县指出：“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这种公然宣称将邻国纳入其利益范围的主张，表明日本已决心向大陆进行扩张，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山县的“二线说”集中体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业已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统治阶级总体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讲，国家的外交政策应由外交机关掌握，实行一元化外交，但是，由于军部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外交活动，主管外交事务的日本外务省有时无法确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各时期有所不同）必须听取军部的意见。而军部或者要求外务省接受其意见贯彻之；或者另行一套，独断专行。这样就形成了外交二元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务省不主张侵略扩张，而是说在侵略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为达到侵略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方针、实施方式、手段等方面，两者有所不同。从近代日本外交总的情形看，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有三大力量。一是以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为代表的政府（通过外务省体现）力量；二是军部势力；三是民间势力，其中民间右翼团体（如黑龙会等）在侵略扩张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主张以政治、外交、经济等相对温和的手段进行侵略扩张、故称其为“稳健派”，而军部和右翼团体强调以武力实现侵略目标，故称之为“激进派”或“强硬派”。但我们要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中，在不同时期亦有相当部分的“激进派”。
与上述政治力量相适应，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外交方式也可以分为“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的变化，既有受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影响的外部因素，也有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特别是军部政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
总的说，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外部表现，是由军事性封建性帝国主义这一近代天皇制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从侵略的方向和目标看，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以日本列岛为基点，向中国、朝鲜等邻近大陆国家和海洋地区辐射出去的侵略扩张，史学界通称为“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和阶段：第一步，向南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东北（“满蒙”地方）；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六步，欲图称霸世界。
第三，从侵略的方式看，有“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两种方式，总的看是以武力征服为主，辅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
第四，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侵略战争相伴随的。以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两次产业革命高潮的兴起。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孕育着新的战争。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0多年里，日本几乎是每隔10年左右就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是战争促发展，发展又促战争，最后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历史过程。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对大陆的侵略（1）
一侵台与征韩——军国主义初试锋芒
明治政府成立后就确定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路线。其首要目标便指向了中国台湾和朝鲜。1868年12月以木户孝允为首的日本领导层就提出了所谓“征韩论”。木户向政府建议说：“遣使朝鲜；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页。于是，日本遣使向朝鲜递交了国书，其中使用了“皇”、“敕”等字样，以上国自居，遭到朝鲜拒绝。日本视此为“无礼”，大肆叫嚣“征韩”，并制订了征韩计划。当时朝鲜与清朝有宗主关系；日本也担心征韩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于是日本采取迂回策略，于1871年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73年互换批准书）。该条约本身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其政治用意是，以中日平等来显示日本对朝鲜的“上国”地位，并试探中国对台湾和朝鲜的关心程度，以便准备向中国台湾出兵或征服朝鲜《日本军国主义》〔二〕第67页。。此后日本便加快了侵台、征韩的步伐。
1871年，琉球渔船在海上遇难，漂至台湾。一部分渔民遭当地土著居民杀害。余者由清政府送回琉球。当时，琉球是个独立国，明清以来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事件本已平息。但后来日本得知此事，便借口说琉球人是“日本人”，大肆鼓噪“征台”。1874年5月，日本派出以西乡从道为首的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大肆烧杀抢掠，并设立殖民机关“都督府”，企图霸占台湾。但是，在清军和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下，日军遭到惨败，于是，日本又将侵略图谋转到谈判桌上，9月日本派出外交代表来北京谈判，歪曲事实地提出台湾是“生番地”，妄图加以霸占。清政府对此予以驳斥。但是，在英美等国偏袒日本的“调停”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条件，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亦称《台湾专约》），默认了琉球人为日本人；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这为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便将琉球划入了日本的版图，于1879年4月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
侵台战争结束后，日本便把矛头指向朝鲜。1875年夏秋之际，日本多次派出军舰侵入朝鲜西海岸，烧杀抢夺。1876年初，日本派出黑羽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率领海军陆战队到朝鲜，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日本由此获得了贸易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成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开端。1882年7月，由朝鲜士兵起义引发成反对朝鲜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起义。起义者火烧日本公使馆，打死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公使狼狈逃窜，史称“壬午事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紧急动员，编成混成旅团，大兵压境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除索取赔款之外，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日军协助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成新政府，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驻朝清军应朝鲜方面的要求，立即兴兵击退了日军，闵妃集团重新掌权，史称“甲申政变”。但日本却借机于1885年1月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并于4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不仅使朝鲜主权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使日本攫取了在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