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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为贯彻新的治安方针，于6月重申了《关东军讨匪手段概要》《大讨伐》第5～6页。；指出“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讨伐是军队恢复治安的惟一手段”。在武力讨伐基础上，施以招抚和政治工作。并对讨伐的方法，招抚的条件和处理等做了明确规定。
为建立新的治安体制，关东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伪军的建设。在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的指导下，伪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裁减和整备，到1933年8月，总兵力为11万余人，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33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下发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现代史资料》（7）；第590页。；规定“满洲国陆军平日处于驻满帝国陆军（即关东军）指挥官实际领导下，承担该国内治安之任务”。根据这一要纲，关东军主要通过大量派遣退役将校充任伪军官的途径来控制和指挥伪军，充当讨伐的帮凶。
第二，加强治安行政机构建设。关东军为贯彻所谓“军官民一致”的治安方针，于1933年6月10日，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目的在于：“统制有关维持治安的关东军、满洲国及其他有关各机构间的联络和计划。”《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1页。其组织构成：基本设中央、省、县三级委员会，若干地区设地区委员会。在中央，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关东军，伪满各有关机构人员组成，并设干事长，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长担任。在地方，委员长由关东军各地区部队的参谋长或守备队长担任。各级治安委员均听从关东军的旨意。这一点与此前以伪军政部为核心组成的清乡委员会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正式形成了关东军指挥下的“日满一体化”治安体制。治安维持会既是有关治安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负责有关治安的咨询、立法和审议。
第三，建立保甲制度，日伪为使“匪民脱离”，用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于1933年12月伪满颁布了《暂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颁布了《暂时保甲法施行法》和《关于实行保甲法须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保甲制度。保甲法由保甲制组织、适用连坐法和自卫团组织三部分组成，保甲组织以10户为1牌，以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内的牌编成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组成保。保、甲设正副保、甲长，牌设牌长。统由警察署长指挥监督。牌内住民如违反法规，除处罚本人外，牌内各家长负连带责任，一并受罚。保甲内由18～40岁的当地居民组成自卫团，逐渐从原来有薪（职业性）常备制改编整理为义务轮换制。自卫团负责人团总、团长等受警察署长、保长、甲长的指挥和监督。
从1935年起，伪满采取重点主义，实施“保甲特别工作”，计划三年内完成163个县保甲特别工作。第一年指定伪首都警察厅和哈尔滨警察厅所辖的50个县为特别工作重点县，第2年又有52个县被指定为重点县，第三年又进行了其余61个县的保甲特别工作。伪满宣称：“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维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绩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伪满洲国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中文本）第218页。
以上表明，自1933年以后，以关东军为首的日伪治安肃正工作有了新的变化。由单纯依靠武力围剿向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并举转变；由以关东军为主导力量向“日满合作”转变；由以军警等武装力量为主体向“军官民一体化”转变。整个治安工作开始走向体制化和多样化。按照关东军的说法，治安工作分为“治标”和“治本”（后又加上思想工作，统称政治工作）两项工作。《满洲国史·分论》；第50页。所谓“治本”指武力讨伐以外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等各种手段。从1933年开始，关东军采取“治标”与“治本”二者并用的方针，以达到完成治安肃正的目的。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4）
三日伪1933年夏至1934年秋的讨伐
关东军及伪军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期间，主要在以下地区展开讨伐。
东边道地区，关东军主要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王凤阁在日伪两次讨伐东边道之后，率部退入临江、通化、辑安三县交界的山林中，依山筑寨，与敌斗争。1933年7月上旬，日伪军警在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的指挥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动讨伐。其中约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躲开敌人主力，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敌未捕捉到王凤阁踪迹，败兴收兵。10月，汉奸纪大作出任通化县伪警察署长，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王凤阁，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纪大作侥幸逃走。
杨靖宇领导的独立师成立后，活跃于磐石一带。10～12月，敌以日军第10师团为主力，纠合吉黑伪军，总计约1万余人，连续发动讨伐。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在金川县旱龙湾战斗中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同志不幸牺牲。独立师主力在旱龙湾战斗后向三源浦转移。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而后转进大小荒沟一带的山林中。
1934年2月，在独立师的领导下，于临江县三岔子18支抗日军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余抗日队伍编成8个支队。随后独立师分兵北自磐石、桦甸；南至临江、通化地区，联合各抗日军，在较短的时间中粉碎了日伪军12万人的围攻，开辟出8个县的新游击区。人数发展到370余名。
在辽宁三角地带，在日伪1933年春季的讨伐中，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和李子荣各部损失均重。但经过一段恢复，6、7月间又活跃起来。于是日伪发动了第3次大讨伐。从7月中旬至11月初，历时3个多月。敌采取步步为营，分兵进剿的战术，以凤城、岫岩两县城为据点，企图将义勇军分而击之。义勇军则采取游击战术，忽而集中兵力攻打村镇，忽而化整为零转入山林。在这次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中，可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地区。
南部战场以龙王庙和红旗街等地为中心展开，义勇军以李春润部为主战斗较为激烈。终因敌众我寡，李命各部转移至汤山城、高丽门和哨子河左岸及沙里寨等地。
8月在与敌抢夺军火的激战中，李春润身负重伤，于9月上旬转至山东烟台治疗；14日施行手术后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33岁。在其临终前遗嘱中，仍鼓励大家继续抗日，“以期最后成功”。《李春润抗日殉国纪实》第77页。
在北部战场，刘景文部除将一部派往大洋河两岸配合李春润部作战外，刘率一部在北至黄花甸南到哨子河一带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邓铁梅部主力则集中在尖山窑根据地。8月上旬邓派出部队连续袭击了凤城车站等地。有力打击了敌人讨伐部署。
至9月底；敌人的讨伐告一段落。至11月初日军逐渐撤出三角地区，伪军也调整了防地，第3次讨伐结束。李春润、李子荣部损失较大。李子荣在李春润殉国后留在了关内，所部只有敖喜山、阎生堂等坚持斗争。刘景文在艰苦环境中失去抗日信心，化装入关，所部由任福祥、曹国仕等指挥。只有邓铁梅部较为完整，仍有千余人在凤、岫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
1934年1月下旬，日伪又发动了第4次讨伐。主要攻击邓铁梅部。敌人在义勇军活动的地区，实行集村并屯，建立保甲，进行经济封锁，使义勇军陷于极为艰苦的困境，邓铁梅为保存实力，将部队编成30～50人的小部队，分散隐蔽活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日伪为达到彻底扑灭义勇军的目的，公开悬赏捕捉义勇军领导人，宣称：有能捕获或密报者，“赏给大洋壹万元”《盛京时报》1933年8月14日。，同时进行策反工作。曾任邓铁梅卫队长的沈廷辅经不住诱惑，投降了敌人。1934年5月底，邓铁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属岫岩县大营子乡）养病时，被沈廷辅带领敌人捕去。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于沈阳，时年43岁。
邓铁梅殉国使义勇军遭到极大损失，其后队伍在苗可秀、刘壮飞、阎生堂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在东满（间岛）地区，由党领导的汪清、和龙、珲春、延吉各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10月达到700人。并联合山林队，开辟了东满抗日游击区。11月，日伪发动了“第1期讨伐”动用了第10师团和大批伪军，以及各地的伪自卫团。敌采取“设点封锁”，“骑兵游动搜索”，以及跟踪追击等战术，进行疯狂围剿。初期抗日军战术不灵活，多采取打“硬仗”的办法，死守根据地，结果在强敌面前反而使根据地损失不小。但也有的游击队采取伏击和迂回战术，对日伪军打击很大。抗日军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改变了局面，到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发展到900人。
1934年1月，日伪又集结6000余兵力发动了“第2期讨伐”，重点进攻汪清、延吉游击根据地。在延吉县，延吉游击队在王德泰的指挥下，采取伏击和突袭的战术，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在3月底八道沟伏击战中，击毙日本警察巡察部长大武等数人。
在汪清县，汪清游击队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联合其他抗日军，顽强抗击敌人。3月敌集重兵在十里坪追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领导的机关和群众，在突围战斗中，童长荣不幸身受重伤，光荣牺牲。
在敌人进攻汪清、延吉时，和龙、珲春游击队多次出击，配合了汪清、延吉两县的反讨伐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期讨伐”。此后，在东满特委领导下，各县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并向安图开辟新游击区，于7月攻占安图重镇大甸子，同十余支抗日队伍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8月中旬，联合军猛攻安图县城，对敌震动很大。
据日伪供称：1934年4～10月间，抗日武装出没次数103次，人数3537名。《满洲评论》第8卷、第7号。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5）
在吉林省，由日军第10师团担任“治安维持”。在这里自卫军和救国军余部还有相当数量；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逐渐发展起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治安比起其他地区极为逊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4页。。于是，关东军决定进行“吉林省秋季讨伐”。10月，关东军调集第14师团一部和1个骑兵旅团，以及大量伪军，并要求在珲春的朝鲜军协力讨伐。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有原救国军李延禄部、周保中部和吴义成部等。
日伪军于10月中旬开始进攻以后，孔宪荣（于1933年9月潜回东北）、吴义成指挥各部退守汪清大甸子一带，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伤亡、溃散严重，各部大多独自行动。年底大甸子失守后，吴义成所部仅剩百余人，转入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林。
周保中部则以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4年2月中旬，周率部返回宁安，联络各抗日军，成立“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1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简称“反日同盟军办事处”）；3月初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同盟军以周保中部救国军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干，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部，组成了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队伍。5月宁安县委又组成宁安游击队，增强了同盟军的力量。不久，敌就发起进攻，在同盟军密营——平日坡、团山子、八道河子等地发生战斗，各有伤亡。为保存实力，同盟军决定分兵活动。由周保中率领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等组成东满派遣队，赴绥芬大甸子协同2军独立师作战；由胡仁、李荆璞率一部向石头河子等地西征；由孟泽清率少部分人留宁安活动。
在哈东地区，自卫军大部队失败后，仍有10余支抗日山林队活动，其中孙朝阳率领的“朝阳队”较为著名。1933年6月孙朝阳率部进入宾县以南山区，队伍很快发展到近千人。中共派人到该部工作，其中赵尚志以其军事才能被提拔为参谋长。8月孙部攻占了宾县，日伪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大举围攻。孙部撤退时发生混乱，损失较大。孙率残部退入苇沙岭山林中。9月敌特诱骗孙朝阳入关，并鼓动除掉赵尚志，赵得知后率6人携枪出走。孙受骗到达哈尔滨时被敌逮捕遇害。队伍溃散。
赵尚志脱离孙朝阳部以后，在满洲省委和珠河县委的帮助下，于1933年10月创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地区和哈绥路沿线，展开活动。游击队在发展中注意团结其他抗日武装。1934年3月，在哈绥路北的秋皮囤，赵尚志根据县委的指示，联络10多支抗日军首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推赵尚志为总司令。4月联合军发展到近500人。5月下旬联合军攻打宾县，激战一昼夜，未能攻克。联合军的这一行动对敌震动很大。
敌人的军事进攻未能消灭抗日军，又采取暗杀手段，敌特周光亚混入我军内部，企图刺杀赵尚志未遂。为粉碎敌人的瓦解阴谋，巩固联合军，1934年6月底，对各抗日军进行改编，正式编成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梁佐术为参谋长，全军编成3个总队，9个大队，共450余人，其中9个中队180余人为党直接掌握的部队。
在三江地区，自卫军余部于1933年下半年陆续活跃起来，成立起各种名称的山林队，中共遂派党员进入各山林队开展工作。于8月上旬，联合各山林队成立了“东北民众反日义勇军”，青山为总指挥，高裕堂为参谋长，共产党员张文藻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3个大队，共550余人。中旬，联合军向汤原县城发动猛攻，虽未攻克，但鼓舞了抗日士气。不久各部在转移中失去联系，联合军实际解体。10月间，汤原、鹤立的日本宪兵队进行大搜捕，使汤原县委和各地党员损失很大。不久，夏云杰领导重建县委，并于11月末建立汤原游击队。
1934年2月，关东军为消灭吉东北及下江地区抗日武装，命第10师团（含第2独立守备队）、第14师团在各自的警备区域内展开讨伐，特别对下江地区要求两师团密切配合，“以期彻底剿匪”。面对敌人讨伐，汤原游击队避其锋芒，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2月讨伐”。7月，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夏云杰为政委，李仁根为参谋长，辖4个队，150余人。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2辑。暴动发生后，敌调集大批兵力，对暴动农民和当地群众疯狂报复、屠杀。从3月12日起，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在敌大兵压境下，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推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总指挥，辖5个大队，共1400余人。3月19日，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救国军阻击，日军死伤北川大尉以下74人。救国军伤亡约30人。此后，救国军以横岱山为屏障，与敌展开游击战，多次袭击日本移民团和矿山。在5月初攻打湖南营移民团的战斗中总指挥景振卿壮烈牺牲。不久谢文东率队东去虎林，在敌军的围剿和“政治工作”之下，部队离散严重，到7月底谢率部返回土龙山时，队伍仅剩300人。
在完达山区，自卫军将领陈东山收集余部，并联络救国军余部，组织起2000人的队伍，在密山一带活动，另一支自卫军高玉山部于3月初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吸收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个旅，约5000多人。5月下旬连克饶河、抚远，控制了三个县地区。中共组建的游击队也加入高部，编为特务营。
8月，敌松田联队率日伪军千余人讨伐高部，先占黑嘴子，再围虎林城，高部奋战未能抵住，8月23日虎林陷落。高部经过整顿，于 1月下旬反攻包围虎林，与敌激战，特务营3连几乎全体阵亡，高率残部于1月底退入苏境。此前陈东山部在密山一带亦受到敌人重兵压迫，由密山县南进入苏境。日伪军继续向北推进，于2月初和中旬占领了饶河和我国最东北角的抚远，至此，东北的县城全部陷落。
到1934年春，东北抗日武装的特点是，义勇军和绿林抗日武装日趋衰弱，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起来。整个抗日武装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不断提高。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6）
四日伪1934年秋冬季大讨伐
1934年2月的日伪讨伐以后，关东军认为：“反日满政治匪群几乎消灭，而且红匪的根据地大部覆灭……满洲的治安急速恢复，概已乐观。”佐佐木到一：《关于对满洲治安现状的悲观事态》东洋文库藏。于是关东军按既定方针，除在少数地区仍然分散配置外，从1934年3月开始，撤收分散配置，各兵团集中训练，转向对苏作战准备，治安任务则逐渐由伪军警等承担起来。伪满改称帝制后，计划将东北4省划分为10省，伪军的治安警备也根据这一变化，于7月撤销原警备司令部，改设军管区制（参见伪军一章）。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夏，日伪的重点讨伐主要指向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及锦热地区。
在治安措施方面，为与关东军的集团配置相配合，日伪认为治安维持会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在主体上应转到满洲国方面上来，日军处于指导和支援的地位”。《满洲国警察史》第292页。在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下，增设了地区治安维持会，县治安维持会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