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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巨方商检局党组走正式报批的指示。93年8月15日姬逸夫再次至电甲西先生，敦促其尽速访问巨方市。传真云：经了解，报批国外投资需向审批单位提供与境外公司所签合同原件及境外公司银行资信证明。由此看来，我们与银月公司所签协议已成一纸空文。我们急需得到贵司的合作及支持，使我们在匈交流之意向能早日实现。等等。
甲西接到传真，脸上露出惬意的微笑。——“欲擒故纵”，这招应验了。
8月28日，甲西携夫人取道北京，来到巨方。
郝局长和郭局长按最高礼遇把她们安置在巨方大酒店。晚上又在酒店的中餐厅高档包间内为甲西夫妇正式举行接风宴会。接下的几天，掉着地方请甲西品尝巨方的特产佳肴。还领着她们游历黄土高坡的民间风情、名胜古迹。甲西被西北秋季的金黄色地域震撼了，更被西北人的浑厚、质朴人性蛰伏。尽管商场的利益追逐和尔虞我诈常使他失去原我，但这次造访遇到的礼遇和巨方这方水土又使他想起插队时的宁夏、似乎找回了原来的自己。这是多好的一方宝地呵！他遇到的是多实在的一帮人呵！他心里说，我一定好好和巨方合作，抓住这次机会，争取长远。
因为早有准备，甲西到达的第二天就签定了正式合同。根据局党组的意见，合同的基调主要是为国内审批创造条件，所以主题仍然是以境外办餐馆为题。规定中方投资总额为4万美金，其中2万美金以中餐馆餐具和炊具作为投资；甲西的舜帝公司投资6万美金，并负责前期的配合工作。甲西又把匈牙利银行的一张18万美金证明交给姬逸夫，算做资信。合同落款为：甲方，匈牙利舜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乙方，巨方商检局商检公司；丙方，巨方旅游服务公司。
甲西的访问为时很短。分手时大家言定：中方尽快报批，争取10月出行。并言定中方届时组织、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由双方共同销售，以为姬逸夫等人抵匈后，奠定基础。
且说月余后的十月一日，姬逸夫作为商检局的代表，参加了巨方市国际经济洽谈会咨询组。洽谈会期间，姬逸夫向同组工作的巨方外汇管理局的黄道，了解境外投资有关情况，才知道鉴于境外投资的混乱局面，国家已于九月下达文件，进行整顿。据说主管审批的外经办从九月三十日起，已暂停审批工作。黄道说：“你要办，得抓紧。我不知省外经办是不是还能批。我们倒是可以配合你先搞个外汇局的批文，不过你得抓紧上报，提供合资合同，匈牙利投资政策参考文件，可行性报告，外方银行资信证明等。待拿到我们的批文，再全都报到省外经办。试试吧。说不定还行。”
姬逸夫一听，脑袋就大了。要真停批就娄子了。咳，按官事，甚么都不好办——慢——层层“负责”，层层不管。表面为国家把关，实际各有各的打算。大家首先想的是怎么摆脱自己的风险责任。要是私人办，早注册公司了。说不定货都发出去了。
姬逸夫和弓复利加快准备文件。
同时走访外汇管理局主管外企的李处长。李处长跟他们有点打官腔，又说可行性不太可靠、匈牙利的有关投资文件不充分啦，又是国家暂时停止审批啦。有人说，你们不出点血哪成？象征性、表示礼貌也得出！姬逸夫和弓复利忙不咧地抽天晚上去看望李处长，买了两条万宝路、两瓶五粮液，还有杂七杂八的些许吃食。果然，恭敬面前其实难负，李处长口风松动许多，说：“可行性其实还可以，投资规模不大，风险自然就小，只是我们批了，恐怕外经办也批不下来。”姬逸夫则说：“外经办我们自己去跑。只要您这儿批了，我们手续就全了。外经办何时批只是时间问题，就不影响我们下一步操作了。否则，走不动啦。希您多多关照。”这样，姬逸夫第二天才领到有关表格，填好、报上去，7天后，得到省外管局的批文。紧接着，姬逸夫他们又把外管局的批文和有关手续、文件，送到省外经办；外经办说现在暂停批复了，得等解冻再说。
事情就撂到这儿了。
但毛局长认为，从手续上讲，总算交代得了上级，并同意采取实际步骤，尽快使姬逸夫成行。93年底，因为国家已三令五申不准党政机关从事企业经营，毛局长和郭局长采纳姬逸夫的意见，同意以劳动服务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给姬逸夫下文，作为技术处理，以遮上级耳目。并同意保持姬逸夫在编名额不变——否则，姬逸夫也不去。
却说孔蜀，自遭牛利暗算，尽管嘴上说想得开，但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感到屈辱。牛利他们的挑唆，让院领导摸不着北。孔蜀原想跟姬逸夫他们干，可姬逸夫他们，一是一直进展太慢，二是一直没露口锋，叫他看不到希望；想回学院吧，毕竟自己已然五十又五，而且时过境迁，人走茶凉，没了交椅。再说，心已野了，根本坐不住，只想东山再起。好在他有一棵梧桐树——外贸学院国际贸易系的教授——还怕招不来凤凰？就在这时，河东区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叫相国印的，通过关系找到他，说想在匈牙利发展，请他出山挂帅。一下子孔蜀还了阳。带着相老板的人，又参加巨方市国际经济洽谈会，又南下闵、粤，组织货源，并积极联系匈牙利使馆的同学诸葛先生、办理护照签证，准备卷土重去。他说：“我又不为挣钱，只是帮相老板，为自己挣口气！”
姬逸夫和弓复利为他高兴。11月中旬，孔老师又来到姬逸夫办公室，还带来一个人，介绍说：“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金川经理，市陶瓷批发公司的，现在是相老板境外合伙人。我、金经理还有一个小姑娘晋婧准备11月26日去匈牙利。相老板说要大干，先投入2百万，陆续再派人过去。我们连匈牙利公司的名儿都取好了，叫英神特，就是英文ANCIENT（远古的意思）的译音。你们进展怎么样？”
姬逸夫听了，真是心焦，羡慕地说：“我们？还得等。明年五一节能过去就不错。”同时，还悄悄提醒孔老师留神点儿：别净瞎作好人，小心前车之鉴。
但孔老师已然忘乎所以，说和相老板的人相处很好，对他十分尊重。又炫耀地说：“小姬，匈牙利那边来信儿啦，以后匈牙利不给绿皮护照多次往返签章了，所以我们这次全拿私人护照过去。你们将来也得拿私人护照。甲西没告你们？”姬逸夫不知道，摇摇头。心想，事越来越麻烦！
姬逸夫在街对过的一家小饭店请他们用餐，权当戋行。金川身高体大，浓眉大眼，长方脸，忠厚相；操一口浓重的巨方口音，说话慢条斯理，——活象北朝鲜人，说很愿意将来跟姬逸夫在匈牙利合作。
送走他们，姬逸夫心里更急了，寻思：这私营企业办事，效率就是他妈的快。
第六章 思忖再三勉就家夫事业梦 顾虑反复难为人子双全名
不断的思绪象开闸的水，从姬逸夫心里汩汩往外流淌。
就在那年7月份讨论商检公司业务发展工作的局党组扩大会上，因王瑗的去留问题，招致王禾与姬逸夫的短兵相接。王禾力主留用，说王瑗英语还可以，工作勤奋、麻利利索等等；姬逸夫则竭力反对，说她英语根本就不会，而且工作不谨慎，外面闲话很多，不宜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工作，并且又提到从薛翠和小张处听来的那些故事。
郭发局长却反诘姬逸夫道：“光听说不行，有没有证据？”
姬逸夫明显地觉得他在偏袒王禾和王瑗，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辩论，最后，毛局长绕圈支持了姬逸夫的主张，说：“老王，我看王瑗的合同已经过期，就让她走算了，你说呢？否则拖下去更不好走，你能给人家转正？反正我不能。你看，打字员小郑干了4年都没办法转，到现在成了糊糊事……”
王禾不知道姬逸夫已经汇报在先，原以为只要摆平郭局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毛局长的一边倒表态，犹如重重的一记当头棒喝，打得他脑袋嗡嗡作响，半晌缓不过劲儿来。从此，耿耿于怀。
8月份，王经理陪毛百民局长去了香港，将原来带姬逸夫去的许诺搁置不提；姬逸夫则认为不提带他去香港，是王禾对他的报复。之后，王禾跟姬逸夫谈话时，多次旁敲侧击，暗示姬逸夫“不要背后捅人”——他分析：肯定小姬跟毛局长说过什么。而姬逸夫则愈加觉得王经理品德不好，为个人利益，不实事求是，予人“小鞋”，没有原则。也曾反唇相讥说：“我按组织渠道如实、逐级汇报，并且，反映的又不是你的问题，怎么能算‘捅人’”？
从此，俩人关系日窘。并由此引发出阻挡姬逸夫入党的事。
鉴于王瑗的故事和加强、发展商检公司业务力量，那次会议还决定从局里选派两名素质较高的人员，补充公司：一个是魏坷，一个是李大可。魏坷和李大可都三十来岁，都刚来巨方商检局工作没两年。魏坷来自省北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参军，又被选送入巨方市武警教官学校学习，然后留校作教师，前年复转来到巨方商检局；李大可是毛百民的安徽老乡，89年考入巨方财经大学，两年后留校任教，但不安于一生作个老师，才托人引荐，几经周折，调入巨方商检局的。据说此二人走得都是毛百民局长的门子——各单位的人事都掌控在一把手手里的。原来李大可在办公室、魏坷在商检二处工作，后来两人都打探到商检公司地界好，一是身子活泛，二是有企业色彩、有油水，就都尽力活动。李大可还跑姬逸夫家好几次，要姬逸夫帮忙，向毛局长要他；魏坷则直接专攻毛局长，从上头找人活动。最后，二人双双如愿。
除去在人员和业务上加强巨方报验公司的力量，局党组还在商检公司组成以李大可任组长、王禾和魏坷为组员的党小组，加强党的力量。
9月，巨方商检局根据中组部《关于试行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行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通知》和国家、省商检局的有关文件，决定对巨方商检局的处级以上干部进行考核。考核分两步进行：本人述职报告；向群众征求意见、群众评议。其中群众评议要背靠背进行。主要对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考察。王禾经理作完述职报告后，按规定曾主动征求姬逸夫的意见。姬逸夫早就对王禾打击报复胸怀不满，就拣直说道：“王经理，您看，去年年底，您主动跟我说明年8月组团赴香港考察时带我去，可因王瑗的留用问题咱两发生争执后，上个月您们去香港时连提都没提。我就想了：您这不是给我穿‘小鞋’吗？”王禾听后，十分恼火。心说好哇！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干上了，在关键时刻给我备黑点！好，咱们走着瞧！同时，心里一怔：没想到当时自己没当会事、只是应付应付的一句话，叫他当真了！心里不由得觉得冤枉，无法接受。
机会最终来了。
90年初，姬逸夫入党的事列入商检公司党小组的议事日程。在党小组讨论会上，王禾发狠地向姬逸夫开了三炮：一曰，89年业绩不如88年；二曰，骄敖自满；三曰，说“姬逸夫说不带他去香港是给他穿小鞋”自己感情上过不去，得请他先讲清楚。”
讨论会一完，魏坷就跟姬逸夫透露了王经理的表现，并说我是同意你入党的；李大可在回家路上也偷偷向姬逸夫透消息，还说要不你找王经理谈谈？你看，他是经理，他不同意我们也不好办。姬逸夫的强劲儿上来了。跟李大可说：“谈什么？我又没错。是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当面给他提的。怎么？搞秋后算帐来了？89年和88年能比吗？89年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紧缩，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都从百分之十跌到百分之七了？他知道不知道？局里对他的经济指标也从前年的40万减到10万了，他不知道？去年局里定的10万指标，我一个人就挣了6万多，我怎么就干的不如去年好？他怎么不是给我穿小鞋？他正给我穿的这双鞋比上一双更小！”停一下，又说，“他当处长的，在对他进行的审核期间请我给他提意见，他应当本着‘有则该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听取，谁给他权利来指责我的？就这个水平？跟他没什么可讲的。”
事情就这么僵持下来。
姬逸夫心里明白，王禾是等姬逸夫求饶告软，你不服软，我不撒话，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李大可和魏坷心里也有一本帐：现在局党组正选拔干部，准备为各处室配备副手，而李、魏二人都心知肚明，姬逸夫已然是商检公司业务部经理，比他们略胜一酬，如果再是党员，那公司副经理的宝座岂不非他莫属？而他们二人又都似乎“朝中有人”、是“藏龙卧虎”，所以，就势来个顺水推舟——拖吧，反正好赖有老王这堵挡风墙呢。
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半。
91年7月，商检局机关支部敦促商检公司党小组排解此事。党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前，李大可三番五次嘱咐姬逸夫，千万别激动，向老王好好解释解释，给他个台阶下。
姬逸夫会上讲：“王经理，您88年底的确当着俩三个人说过要带我去香港；可今年您又的确没带我去，而且也没有任何解释。在这期间咱们之间又的确因为王瑗的去留问题在党组扩大会上吵了。所以，我才有了那种推断：是不是就因为我反对留用王瑗，您就给我穿小鞋呀？如果您当初没提带我去，如果您当时有原因不能带我去，而且跟我又作了解释，我也就不会有这种看法了不是？我并不是肯定说您在报复我。我是说您的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这种疑惑。是不？”
老王当初许诺说带姬逸夫去香港，本是出于当时想稳住姬逸夫耍的小花招，或者说起码没太往心里去，现在施翻起来显得不太在理，搭着面对面说合，又加以李和魏在一旁敲边鼓，所以，尽管嘴上仍然不依不娆，也只好往台下出溜。就这样，姬逸夫总算在一年半之后取得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机会。
然而，事犹未尽。
总觉着心中恶气未消的王总，在看完姬逸夫的入党申请后，跟姬逸夫说：“小姬，你看，你通篇谈得都是大道理，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像生活、工作什么的，说说缺点，然后我们介绍人也好给你提优缺点不是……”姬逸夫的申请，是在征求很多已入党、有经验的同事、朋友或自己妻子、领导后才填写、并得到他们认可的，所以，听后不以为然，说：“王经理，我觉得入党申请书主要应当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来谈对党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应当去说什么生活、工作缺点，要那样，不成工作总结或生活检讨书啦。”
得，这下又搁车了。一来一往，折腾了一个月。最后，姬逸夫在李大可他们的劝导下，又在一片纸条上依据党员的八项义务谈了谈自己的不足，贴在申请书上，交了上去。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数月过后，已是91年12月中旬。这天，姬逸夫从位于河东的商检局开完会出来，在门口遇到机关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义厚。义厚忙招呼他：“喂喂，小姬，你那个志愿书是咋回事啦？咋连个介绍人的签字都莫（没）啦？前几天，哦（我）遇见王经理嗡（问）他，他说叫哦行（我找）李大可咯。给李大可打电话，说是王经理不签，他也不敢签。这是闹甚咧？这一放就是半年。眼看着今年的入党指标又完了。谁也不往回拿。”
姬逸夫一听，觉得脑袋有点轰。于是，气愤地将前因后果跟义厚叨叨一遍。原想回河西公司的他，一气之下调头直奔三楼，在机关支部办公室找到安副书记、要回那份入党申请书。看来安书记对他们的情况有所耳闻，边笑边劝道：“别生气啦！回去跟老王低低头，给他个子……”姬逸夫说：“既然人家不愿当我的介绍人，那能不能换换？又不是没有别人。”“哎呀，恐怕按规定只能从你们公司那个党小组里挑！”
回到自己办公室后，姬逸夫掏出那份“旅游”半年复回的申请书，不胜感慨。书中字里行间出自内心对党的真诚热爱和那空空如也的第一第二介绍人空匡匡，形成强烈对照。那两个空匡匡，像两只讥讽的眼睛，冲着他笑。姬逸夫心中的炽热火焰，被王、李两位浇了冷水，只剩下了缕缕青烟。姬逸夫觉得自己写得并不赖：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爸爸饱受三座大山的压榨，身受日本人和法国鬼子的拳脚相加；解放后中国人才翻身做了主，才能挺直腰板做人，成了国家主人；还有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可老王偏不买帐，非要再添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否则你就甭过关。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再想想88年底王经理主动劝自己入党的嘴脸，就觉得恶心——虚伪而卑劣！这能说明甚么？只能说明你老王不是立党为公？如果我姬逸夫对一切缄口不言，不是一切都没事了吗？
姬逸夫向后一靠，背靠椅背儿，两手交臂，闭目凝神。
真有意思：魏坷和李大可背着老王口口声声都说同意我入党，可当着他的面儿又都不能仗义执言；一个党小组有三个党员，却不能形成一个表决意见（虽然我多次向李大可建议过，他说无此先例）；对王经理反对我入党的意见，从支部到小组，从支委到党员，无人澄清其正确于否，却上上下下唱起一片劝我“低头”、“给面子”、“下台阶”的“合泥曲”；对介绍人不填意见这种不合组织程序的申请书，组长就楞报，上面就楞收，然后，发现问题后，上面就楞不下转，下面也就楞不取，一拖就半年；王经理在党小组内不过是个普通成员，却可一手遮天盖地——经理的行政职位在党内同样举足轻重！如果大家对这种现象都这样听之任之，那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安在？民主集中制安在？基层细胞活力安在？党的战斗力、斗争性安在？当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一定就那么具有案例性。可如果大家都把理论束之高阁，都把生活排在门外，那一切不都成了两张皮？难道是非、爱情、正义，虚伪、自私、卑劣，这些人类的美和丑只存在于文学或电影作品中？
那天姬逸夫心里总是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