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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扮虎，以虎喻人，这一则历史故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衙门中“坐山虎”与“过山虎” 之间在打秋风这一现象上的微妙关系，妙在故事里还有一个争食羊鹿的情节，颇合“羊毛出 在羊身上”的老话，反正都是往众人头上刮呗。
来时萧索去时丰（1）new
〔幺篇〕多亏承廉访司，乾生受御史台。倒惹 的百姓攀留，妻子埋冤，邻里疑猜。假若是弄 不谐、这一排、大惊小怪，怎能勾安乐窝通轰 自在。
一看这曲牌，该知道这是官场戏的压轴了，州县衙门三年或四年一任，任满了就得办移 交走路， 此乃通例；间或有上司褒扬、御史奖誉或绅民挽留而多干几任的，迟早也要调离。惟“移 交”和“离任”之际，还有几出闹剧要唱，这是古近州县官员都躲不了的。《宋稗类钞》上 说，某人新任眉州知州，接印后，衙门里设宴庆贺，乐人唱道：“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 去福星来！”新老爷听着舒服，忙问歌词的作者是谁？乐人回答：“本州旧例，只用此一首。 ”可知这些戏文都是循环往复的。
“灾星”这名称的由来，缘于州县官员将去任时，多有最后一刮，其内容形形色色。比 如向来民间田地房屋等买卖过户，都应当去衙门中办手续，衙门给盖了章，再抽一笔税，这 笔交易就算取得了官府认可，这份契约也就有了法律依据。但许多当事人都嫌和衙门打交 道 会吃亏，因此更愿做私下交易，先瞒着衙门；更有一班刁滑之徒、强梁之辈，名曰交易，其 实都是欺诈瞒骗，一旦送进衙门里来办手续，少不了被瞧出破绽，又被敲上一笔。于是这些 人都先把契约写好放着，等到衙门里老爷将卸印时，照例会有大爷、二爷、三小子们放出风 来，所有契税，一律减价。那一刻的心态，是能收多少算多少，“只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 。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清稗类钞·度支类》）。同样方式， 倘若将离任时，正值田赋开征，为求得赶快从中捞一笔钱走，也有打八折打七折的。与此同 时，拖延不决的讼案、更改户籍的请求、申请开业的呈书，等等，只要肯再花上一笔钱， 全能在这时获得迅速的解决。老爷临走前文案房里最通见的景象，就是印章木戳盖个不停， 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吧。甚至连那位从不与钱粮、刑名事务打交道的账房师爷，这会儿也 有一笔开路费可以赚，因为他手里有一本记载着衙役工食银标准的账册行将移交，比如某轿 夫原先的工食银是二两七钱，这会儿偷偷孝敬他老人家一些，他就给你改成三两二钱了。不 用说，这一系列看在孔方兄情面上的活计，会留下无数后遗症，等新官上任之后，田赋的折 扣也罢，乱结的讼案也罢，照例又有不少翻案重来的文章可做。古代司法史上，向有“缠讼 ”一说，即换一任县官翻一回官司，弊病大多就出在这新旧交替时的“结费”或“税契”上 ，搞到后来，最终是老百姓倒霉，往往是一只羊身上剥两张皮下来。
胆子再大些的老爷，最后一刮中还包括把脏手伸向衙门公产，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里 ，就专门收有一篇《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斥为“公然白昼钾攫，如取如携”，这是宋 代时的情景。明朝景帝时，皇帝专门转发过一位御史的建议，“今后大小衙门官员私衙什物 ，俱令公同籍记，去任之时，照数交付，不许似前科办扰民。仍乞移文各处，通行禁约” （《典故纪闻》卷12）。可知明代时这种风气也不弱。《广笑府》里收有一 则《新官赴任问例 》：“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 混。’”倘此为通例的话，那么这最后的一个月，确实是混账透顶了。同一本书内，还收有 一篇明朝时老百姓为某官离任时的情景所编的歌谣——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这又可以看成是大多数州县衙门老爷离任前最后一刮的写照。
送“灾星”犹如送瘟神，也要有一番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忙碌，那就是所谓“德政碑”和 “万民伞”了。“德政碑”的本来意义，是古代时老百姓对一些确有劝农开垦、兴修水利或 平反冤狱等政绩之地方官员的颂扬和追思。对其源起时间，作者无确考，观《晋书·羊祜 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乡祭焉”， 略知魏晋之际已 有这等讲究。到唐代时，树德政碑的风气已比较流行了，《册府元龟》记唐初时贾敦颐在洛 州任地方官，“甚有惠政，百姓共为树碑”。稍后，其弟贾敦实又来洛州当官，“及敦实去 职，〔百姓〕复刻石，颂其德，立于兄碑之侧”。同样的记载，新旧《唐书》中还有不少。 作用和“德政碑”差不多的颂扬形式，还有所谓“生祠”，那风气更早在两汉时已 十分盛行，立祠的对象也不仅是老爷，如文翁为郡县小吏，朱邑是桐乡啬夫，于定国父 是县狱吏，但都因为在职任上做出了对老百姓有贡献的事，老百姓给他们盖起了“生祠”， 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来时萧索去时丰（2）new
但是到了两宋时，这些形式已经严重走样了，几乎成为官绅勾结把持县道或沽名钓誉骗 取上考的工具。一班行将离任而恋栈不舍者，或者有被参劾之虞又想负隅辈，都借这种方式 来达到目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有一篇署名“沧州”的纪实作品，自述在曹阳县按察吏 治时见到的一幕，“入邑境，便有寄官员、士人、上户范文、吴NB063等六十七人，纠 率乡民五 百余人，植朱杆长枪一条，揭白旗于其上”，“沧州”说他起先还当是朝廷派人在这儿招兵 ，后又以为老百姓有什么冤屈，在此拦轿告状。及停下来一问，“不过举扬知县政绩”，因 此大生感慨。他举例说，过去青州太守在任时，也发生过老百姓“迎拜道左，感戴恩德”的 事，可真到了去职时，大家都掷瓦器骂他，侮辱他，安知青州之事，不会重演于曹阳？其实 读者只须从这“寄官员、士人、上户”的称谓中，便可知道这班人就是所谓“乡绅”，根本 不能代表广大民众，他们玩这套把戏的目的，则又如“沧州”所揭露的，是“有无厌之求， 难塞之请”，要被颂扬者替他们当差；“且此等事知县自当禁戢，却乃纵之，使得阴以兵法 部勒人众，焉知无奸雄默蓄此意于其间哉？”这就点得更透彻了，那多半是衙门老爷拜托他 们干的。还有曾在南宋时久任地方的蔡杭，说得更干脆，“今日之举留（即举德政而 恳请地方官留任）者，即平日之把持县道者”，如果真有美政惠民，“则路上行人口 是碑，虽无碑无祠可也，否则，如行人口碑何？”
不过“沧州”也罢，蔡杭也罢，都只能在自己所辖的有限范围内稍示禁戢，而这种早已 变了味的举颂“德政”之风，终于演成为官场把戏的保留节目。及明清时，州县老爷们无论 是贪是廉，也无论是任满离去或被参革职，临走前大多要拜托唆买当地乡绅搞一回这玩意儿 。因为并非出自情愿，也实在无“德政”可记，因此这会儿石碑、生祠之类是很难再建树的 ，于是简化成“德政牌”，就是做几块木牌，油漆以后，胡乱写上几句，或干脆就涂上“德 政”两个大字，让老爷自己带着走；相似的“道具”，还有“万民伞”、“老爷靴”之类。 “万民伞”又叫“旗帐”，乃是一把大雨伞，表示满县百姓合赠留念，寓有大家都曾蒙受老 爷这把大伞庇护的涵义；“老爷靴”就是请即将去任的官员脱一只靴子下来给百姓做纪念品 。放在哪儿呢？放在衙门前一个高高悬起的木盒里。清人石成金撰《笑得好》中，说某地方 官解任，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官曰：“我在这地 方上，并无恩惠及民，何敢当此？”众曰：“这是旧例，不得不行”，看来已形成规矩 了。其实果真恨不得把地皮也刮一层带去的老爷，恐怕是舍不得留一只靴子下来的，所以后 来州县衙门前的那只木盒上，就画一只靴子作为象征，至于那盒里是否确有几只靴子在，就 管不了许多了。
民国时期，还通行墓志铭、行状、家谱等，尝见有人为述乃父乃祖辈在前清 仕宦，有德政惠民，曾见家中存有“德政牌”、“万民伞”若干云云，乍听之下，未免令人 肃然起敬。其实知道这原是明清官场通例的底蕴后，大可看其一文不值，焉知不是乃父乃祖 自己掏腰包拜托乡绅代为定做的？那时节，官员离任时，一边是满县百姓围聚衙前笑骂掷瓦 ，一边是几个胥吏借两套秀才行头冒充士绅，再雇几个叫化子吹吹打打，送上几块“德政牌 ”、几把“万民伞”之类的情景，常有上演。当然，即便是在历朝末期吏治益坏的大背景 下，也不是就没有出过几个如海瑞似的“清官”，而老百姓发自内心为之立碑送伞的事，也 是有的。例如清代嘉定知县陆陇其，居官清简，政绩懋著，因此得罪了上司，被讦落职，临 去任时，“小民供给馈赠，皆布帛菽粟，连樯接迹，扶老携幼，哭巷攀辕”（清王有 充《吴 下谚联》），为此还有一条“有官穷似无官日，去任荣逾到任时”的谚语在当地流传 。
然则从总体上观照，“德政牌”、“万民伞”、“老爷靴”这些东西，终究已成为“衙门小 官场 ，官场大舞台”的落幕道具。忙完了“灾星移去福星来”，再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周 而复始，又一场衙门戏揭开了帷幕。“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 （李伯元《活地狱·楔子》），每况愈下之间，包括州县衙门在内的整个封建 统治，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后记（1）new
本书将付梓前，编辑先生特嘱补一篇后记，并要求略述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 作为一个 业余的通俗文史读物作者，“治学”不敢谈，不过或可借用我们上海作家陈村的妙语一句： “我年正半百，居百岁之中点，不妨信口胡说”一通（《五根日记》）。何况自叹碌碌，虚 度“中点”时连寿面也不曾吃一碗，也可借此机会将写字卖文的经历稍微梳理一下。
求学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还未跨进高小门槛，即幸遇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从此再没卡 压升级的考试逼促，也无求知向学的内心自觉，直到年甫十七便进工厂学徒至今，可谓永别 了稀里糊涂的学生时代，所以课业知识到目前还停留在略知四则运算的水平上，倘不废操习 ，可期保持晚节。比之受用的却是遭际江河横溢，书先为鱼鳖，通过种种渠道从公私庋藏漂 流到社会上，可以让你逮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彼时尊长师道的权威，一概坠落，没人教训你 啥是正经啥是闲书，只要别碰“手抄本”，其他皆可以“化毒草为肥料”。最难忘在学校里 厮混时，三天两日和几位青年教师及工宣队员交换书籍。有一位崔定国先生，是朱自清的外 孙，介绍我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某一回考校，让我默写出50首唐诗后，还请客 一顿作为奖励。现在回想，我的文史兴趣，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分良莠深浅的囫囵吞枣式的杂 览间，不知不觉地积攒起来的。惟夤缘时遇，居然也曾随波逐流，写过什么评儒法、批《水 浒》的文字。但乳臭未干时的轻狂，想来上帝也会原谅吧。
经历
蹉跎岁月，十年如梦。这种感受在同龄人都有。但是我在后一个十年的经历，或许就有点特 别了。因为缺乏定力，无福消受所在工厂领导的特别眷顾，终于告病回家。惟彼时已经成家 ，忝为人父，民生问题迫在眉睫，于是学商学贾，作师代课，给文化馆打零工，替誊写社刻 蜡纸，帮电影院画海报……虽然未至于业通五花八门、友结九流三教，但对世道人心这部大 书，可能比坐在书斋里治社会史的学者要先窥一二。比如投宿旅店误时，每每在混堂里同贩 夫走卒、卖解鬻技者流“五族共和”，因得略识诸般江湖世相。差似20世纪80年代的《南行 记》的经历，想来年在不惑左右的学者，少有亲遇。那些年月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对于 往后社会史题材的写作，特别是相关史料的认知，倒是不无补益的。
写作
机缘因遇，逐渐改向从文字中找饭碗。而托赖写作为生的最佳状态又莫过于文学创作，可惜 我在这方面既无才气，亦无灵犀，所以只能凭借陈醋半瓶，做一点通俗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撰 述。往往是应出版商所邀，凡札记小品、掌故轶闻、史事特写、人物传记，乃至台历文字、 火花说明、少儿读物、连环画脚本，无所不为，因为有个“工人”的身份，编辑先生们也多 能以宽容态度相待。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上海古籍、上海人民两家出版社的扶掖和鼓励，令 我难忘。
胡乱读书，夹杂作文，这种方式自然无可比拟治学研究过程中的深造。但检讨一下，也有很 多受益。一是因此涉猎了多方面的课题和题材，且对其领域的较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有 所知道，便于成果借鉴、观点启示和线索寻溯；二是由于经常站在整合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成 果和材料进行审视取舍，更易辨识异同交叉，偶尔或能旁逸斜出，生出一点补缀贯通后的机 智；三是“失学少年”出身、市井里起家，所以文从字顺之外，总是带几分亲切感，并且往 往也免不了渗入些个人对世事的体会人心的揣度，要说尽可以当成世相人心的通俗读本来读 ，也不算是谬托。
藏书
平生自矜者，就是个人拥有的资料富藏。设想一下，在“买方”市场还相对有限的20世纪80 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以写为业的那个时段，有几家出版社肯放心地将策划立项 的选题交给一个隶籍工厂且无学历的人去完成？所以我当时撰写的读物，大都要署贱名，以 此证明自己或许能写。同样道理，当时又有几家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和收藏级别较高的图书馆 肯向一个只拿得出工厂工作证的人开放？记得有一回接到某报约写一个民国人物传记连载的 题目，知道上海市图书馆藏有其人六十寿辰时同仁为之编撰的贺寿专集，特为借了一家杂志 社的专用阅览证去借阅，居然无功而返。还有一次，非要我出示“局级”研究单位的介绍信 ，还必须在上面写明看哪一篇文章，派什么用处。几次碰壁之后，乃痛下决心，微薄的稿酬 所得，必定匀出一定比例，用来搜罗各种资料文献。仍以民国史为例，如中华书局自20世纪 70年代便开始陆续发行的内部发行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全套，二档馆编撰的《民国史 档案长编》，以及中国近代史所等单位自50年代起便陆续推出的各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专辑 ，乃至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论文汇集月刊，大体兼备。最得意的是全国 各地各级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亦都百方罗致，个人拥有量远远超越一般文科院校 所藏。至于古代文史资料的集藏，通如子史经集，僻至地方志乘，特别是“写手”必备，便 于寻索线索冒充博览的各种类书，大都装备。记得有一回，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应出版社 之约，主编一套“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承蒙他瞧得起我，让我承担王正廷传的撰写。最 后有好几个原先立项的人物，都因作者抱怨资料难找而放弃了。我对石老师说：只要假我以 时，都能写成。坦言之，“草根派”之罗致史料编缀成篇的本事，或许正是学院里所不能传 授的。
后记（2）new
自白
归结上述，我的通俗文史读物的撰写，大体就是依靠善于借鉴学人成果、勤于搜阅史料文献 和运用个人的些许悟性这个“三角架”的支撑。关于借鉴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条，我从 不隐讳。所以凡有人误认我为“专家”时，不免心惶颜赧，辄以我是专家的门外徒孙聊为自 解。好在自己常照镜子，知道是什么嘴脸，守定在另一个层次上、另一个题目下，用另一种 语言或方式做表述，决无逾越雷池去真正的学术领域里玩弄鱼目混珠的动机。已故的历史学 家樊百川先生说：“搞历史与搞文学哲学不一样，不需要天才或聪明。一个中等智力的人， 只要肯用功，就能做出成绩来。”何况我辈还仅仅是做些通俗的文史撰述呢？
感谢
知我最深而博学多才又兼擅多种文体的李海生君，是他的循循诲劝把我引入文字生涯；其后 再引荐我拜识曾经研治哲学历史的新闻评论家和民俗学家仲富兰先生，再得到仲先生的多方 面鼎力赞襄。这两位，实在是我的出入于师友之间的兄长。
天津教育出版社的秦呈瑞老师，除却对发掘此类社会史题材的慧眼先具之外，还有一份长者 对后生多加照顾的情怀，体谅我等煮字为炊者的艰辛。本书的前身《封建衙门探秘》（1994 年）的出版，要特别感谢秦老师的鼓励和照顾。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稼禾老师和金良年先生，我的另一本书《流氓的变迁》（1993年）正是 他们热忱鼓励与扶植的成果。
完颜绍元
2005年12月22日乙酉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