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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基督教神学家、诗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督教的代表人物。
那一年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狱中的赵紫宸忆起每年燕京大学庆祝圣诞的盛况，不禁凄然，不知夫人孤独在家，情何以堪，又不知天上人间，何等的远隔，于是吟诗曰“圣母有余哀”。圣诞清晨，他听得钟声传响，不由谨肃起来，复吟诗曰“在劫一心宁”。
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1941年的圣诞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囚禁中度过。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其中赵紫宸被羁达193天。
他在狱中坚守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基督徒的信仰。教友本担忧“他的修养才识，拿来应付日虏，是绰有余裕的，但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却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在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中，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
赵紫宸是耶稣的信徒。
全世界曾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种文字描述过那么多耶稣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用了我们最熟悉的语言，赞他为“独举的明月，高映的孤霞”。这是纯粹的汉语的意境，出于中国神学家笔下。
这位中国神学家很清楚，作《耶稣传》、《基督传》的人，这两千年来，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解释与宣传；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难懂、难解释。他之所以还要“凑热闹再来一本”，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也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
1935年，赵紫宸在一种巨大的热忱中，22天内“睡得甚少，完全不运动，也不作他事”，一气呵成近17万字的《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
学术研究谓“本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早期的自由主义神学”，然而对于普通信众乃至国人而言，再单纯不过，赵紫宸是以自身的体认和感悟，塑造了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可以仿效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人格典范。
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书，也是一本中国的书。开篇是友人填的《满江红》二阕，题词是赵本人所填东风第一枝，书末的跋词则是赵所作《满江红》。每章的标题，均为精心辑出的与所述耶稣事迹相对应的中国古籍：
第一章辑文天祥“宇宙方来事会长”，述耶稣时代；第二章辑庄子“而特不得其朕”，述耶稣幼年；第三章辑朱熹“全体大用无不明”，述耶稣的大觉悟……第七章辑杜甫“世上万事无不有”，述耶稣的奇能；第八章辑《论语》“循循然善诱人”，述耶稣的教训……第十二章辑陶渊明“心知去不归”，述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第十三章辑张载“而浑然中处”，述耶稣末赴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第十四章辑李白“焱欠起持天钧”，述耶稣挑战耶路撒冷的领袖……第十七章辑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述耶稣受难；第十八章辑佛书“如是我闻”，述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赵紫宸毕生致力于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如今，赵家仍留有他晚年所写的工楷：诸葛亮《前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张载《西铭》。儿女回忆，家中常见的情形是父亲手握一卷诗词，或是陶渊明、杜甫，或是苏东坡、辛弃疾。
《西铭》有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冯友兰曾赞此语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怀着对耶稣的感念、以工楷抄写《西铭》的那个赵紫宸形象，则立起了中国神学家的境界。
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专题，图库）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因而教会中人视他为“在近二百年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拥有世界级领袖身份的杰出人物”。
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蔡公时（1881—1928），江西九江人，老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后任国民政府外交官。
这是惨烈的一幕。史家称，外交官持节被戕，亘古罕有！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军队和浪人在街道上设置防御工事，双方发生冲突。为平息事态，5月3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率领外交随员来到济南与日军交涉。
当晚，50余名日本兵闯入交涉署，大肆抢掠，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国民政府旗帜和孙中山画像也被撕毁。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本皇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又将署内其他中方外交人员一齐捆绑，轮番毒打。
此时，一日军士兵进来宣读其司令官所下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镇定地将这个消息翻译给大家：“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本兵上前，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残忍地将其鼻子割下，双目剜掉。据后来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在极度痛楚中，蔡公时仍大声怒斥不止：“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嘴里，使劲旋转，将其舌头剜掉。
是夜，蔡公时与交涉署十余名随员全部被枪毙。他们在赴任不到一天之内，壮烈殉国。
蔡公时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抗日烈士。李烈钧的题词称赞他为“外交史上第一人”；冯玉祥为他题词“誓雪国耻”；李宗仁题词“民族精神，千古卓绝”；徐悲鸿曾创作过巨幅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电影《蔡公时》也是一代名片。
蒋百里：亦武亦儒真豪杰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后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中国旧军界元老。
蒋百里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于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在自杀事件震惊全国之前，蒋百里，这个中国军人，曾震惊了日本和德国军界。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这项殊荣被一个中国人获得，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的一段尴尬，军界耿耿于怀，以至从下一届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是蒋百里的密友蔡锷，后来成为著名的“护国将军”。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遂赴德国军队深造。他的出色才华很快崭露头角，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非常欣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在陶菊隐眼中，步兵科毕业的蒋百里马术绝佳，骑马根本不用缰绳、马鞍和马鞭，只是上马时缺少一股子赳赳武夫的劲头，“他这个武学生，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书生本色的。”
在德国时，国内汇来的钱大多被他用来买书，而文史方面的，比军事书籍更多。他的德国友人回忆，秋天橡树落叶中，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作品，风神俊朗如神仙中人，这就是蒋百里。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价蒋百里：“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休宁人。1913－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
2004年6月10日傍晚，我走进老清华园，坡地草坪上新立起了一块校友捐赠的巨石，上面刻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不远处，大礼堂的穹顶沐浴在薄暮余辉中，科学馆的门已经锁了；绕过大礼堂，图书馆旧馆不时有学生进进出出；再往前走，西操场前的体育馆内有几个白发老人和年轻人在比赛篮球。
我来到工字厅，找到一位熟人。他是清华的毕业生，留在学校人事处工作。我问他，你知道周诒春这个人吗？他摇头。“不过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进内部的人事数据库帮你查查。”
其实，他未必能查到。因为周诒春每天出现在清华园的情景，已经过去了80余年；并且，也用不着查。因为作为清华学校的老校长，周诒春留给清华的东西很多———在他任内确立了那句著名校训，并亲自规划督造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
在今天的清华，大家天天看见“周诒春”，处处看见“周诒春”，但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仅是那位人事处的干部，在清华校园，随便问几个学生或老师，大多不知道周诒春是何许人也。只有一个新闻学院的女生，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知道他是清华以前的老校长，别的就不太清楚了。”
帮我联系采访周诒春后人的一位清华校友总会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其实我也是前不久调到校友总会后，才刚刚知道周校长的。”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清华怎么也不肯遗忘这位周校长：1918年初，他辞职离校那天，全校曾经集合，学生们身着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比他小16岁的温源宁教授后来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温源宁说：“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老一代的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之。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连续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离校。这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校长，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后因周诒春本人坚辞而作罢。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按照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的完整计划。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儿子、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老先生这样描述父亲。
周校长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在他离开清华那年，他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称他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和儿子周华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于外交部街的一栋二层小楼，他住在楼上。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代里，周华康回忆说，他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很少，甚至连父亲最珍爱的清华都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而在周华康女儿周琳眼里，爷爷“很静，像个中国的老学究，一点儿看不出当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门，只干两件事：翻看一大堆线装书，还有就是练字。”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