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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卢作孚：一个传奇大亨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实业家，创办民生轮船公司，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 然后直接走进卧室，再没有出来。
1952年2月8日傍晚，家人发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当日上午，刚开过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
2004年9月10日，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不愿再去回忆当时的场景。他递给记者一篇4年前写成的短文《先父去世之日情况》：“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
用钢笔写在略带黄色的毛边纸上的遗嘱交代：“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借用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而他的寓所，是借金城银行的房子。
在1944年一期《亚洲与美国》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
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另一个毕生的建设者——浮士德，满怀喜悦地喊出“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倒地死去。而卢作孚，在建设的途中，还没有得到他“工作的报酬”，累了，休息了。
守护气节的身影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复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几人”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后死者”，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后死者”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后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2002年，雷海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