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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黄侃年轻时，拜访大学者王辏г耍醵曰瀑┑氖募ど陀屑樱唤湓薜溃骸澳隳攴饺豕诰鸵盐牟伸橙唬叶佑肽隳昙拖嗟保椿挂磺喜煌ǎ媸琼锶 ！被瀑┨彰姥裕裥粤⒖谭⒆鳎沟溃骸澳憷舷壬星也煌ǎ慰瞿愕亩印！焙迷谕蹶＇运通脱，并未计较。
黄门弟子程千帆则为我们记载了一事。他流寓成都时，在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
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黄侃素性狂傲，不惯趋炎附势。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他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官至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黄侃便不再出入其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黄宅诘问，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答曰：“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15年，他的老师章太炎因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一处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以“研究学问”为名，住进宅院侍奉恩师。
这段史实，被演绎出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黄侃爱好佳肴，是个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湘菜、苏州船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这次，虽有陪同恩师共患难的义举，无奈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对政治风险谈笑自若，对此般饭菜却是举箸难下。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
谁知如此一来却坏了事。黄侃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污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几天就被赶了出来，不准再入宅“研究学问”。
黄侃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作人说，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黄侃是断不可缺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传说他在课堂上，讲到紧要处，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的记载则无疑是可信的。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切磋学问，一言不合，竟闹得要决斗。不过，两位教授“后又善遇焉”。
时人作诗题咏北大校内名人，题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指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
黄侃凡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他曾讥讽世上读书而不能终卷者为“杀书头”。传说他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他的学生作《季刚师得病始末》，记载他临终情形：黄侃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蒙文通：儒者豪迈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告诉儿子蒙默，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身实践的。”今天，当着记者，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还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父亲的原话。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蒙文通深得理学“活泼”之旨。他曾“摆龙门阵”，用自己的名字幽过一默。“我原来叫蒙‘文通’；解放以后就有点儿蒙‘欠通’，说我这里也不对头，那里也不对头；后来干脆就变成了蒙‘不通’；现在好像是蒙‘又通’了。”
这段话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后，蒙文通一度以为自己“又通”了。但他最后毕竟还是“不通”，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批斗，关进牛棚，受折磨后旋即病卒。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若白天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缪钺：清淡文人
缪钺（1904－1995）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诗词、书法亦堪称大家。
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缪钺的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
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缪钺的《诗词散论》。曹聚仁评价，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
久居海外，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诗词名家叶嘉莹曾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30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从那时始，缪钺和叶嘉莹合著了《灵谿词说》。这是又一部于词学研究和鉴赏领域，不可不读的书。
缪钺的儿子缪征明回忆父亲：他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背诵古人的诗词，或者自己作诗填词。“他的声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像唱歌一样。可能那种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享受吧。”
缪征明是四川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他记忆中，从没见过父亲暴怒，也没见过父亲欣喜若狂。“大概只有在逗小孩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
缪征明说，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是听到抗战胜利。“当时他就在屋里走来走去，欣然四顾，嘴里不停念叨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而父亲这辈子最烦闷的时候，是在抗战中，当时他为了国事、为了学校欠薪，经常在屋里踱步。“他也只是叹气，就这样，‘唉……唉……’的。”
缪钺生性清淡。文人的习惯中，他于酒没什么兴趣；喜欢喝茶，而且非常讲究。秋天，他喜欢吃螃蟹。虽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几十年，但螃蟹是不会做成麻辣味的，而是最简单的清蒸。
在缪征明家中，两面墙上分别挂着父亲的两幅字，临王羲之“兰亭序”和“尺椟”。有研究者认为，缪钺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缪先生当千余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
缪钺为人也颇具魏晋风度。红学家周汝昌上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四川大学，出版了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于是送一本至缪钺处。不久，时值大年初二，他要进城，在汽车站遇见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过年过节的话一概不及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很‘贪’地一下子读完了，甚至耽误了吃饭和入睡。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将诗逐句地高声念给周汝昌听。
当时，在站台候车的人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怪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周汝昌回忆：“先生当时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缪钺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妙语。抗战期间，他任教于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数学家苏步青是同事。苏步青喜好诗词，常来缪家谈论。缪钺会指着他告诉儿子：“苏伯伯是大数学家，他‘数不清’还当数学家！”
缪钺的孙子缪元朗从小和爷爷长大，他说：“爷爷从来喜欢安静。”一次，儿时的元朗在家中跑来跑去，踩得地板嘎吱作响。缪钺也不呵斥，而是把他叫进书房，抱起放在自己身旁的藤椅上，说：“咱们比赛闭上眼睛打坐好不好？”
缪元朗笑着回忆：“于是我就上当了，闭着眼睛一心要比过爷爷。坐了半天，睁开眼睛，发现他早在那儿写他的东西了。”
关于文史大家，总是会有很多记忆力超群的故事，比如陈寅恪。缪钺也不例外。上世纪70年代，他患严重的白内障，双眼一度完全失去视力，但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当时，缪先生坐在讲桌前，全凭记忆引经据典，他的一位学生则站在他身后，在黑板上书写。
1989年，缪钺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曾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缪先生最精当的评价。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何鲁（1894－1973）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数学家，最早将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在民国时期的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具有极高声望。
有许多关于何鲁的传奇。其中最“玄”的一则流传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何鲁智慧超群，美国人愿以50万美元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头颅，以供研究。
记者向何鲁的儿子何培炎求证。何培炎听后大笑，称自己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传闻。“应该是没有这回事的。不过父亲一直负才子之名，所以也一直有很多夸张的传闻。”
何鲁早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外籍教师侮辱中国学生人格，仗义执言，率同学严辞批评教师，被校长认定为“闹学潮”。在开除他的全校大会上，矮个子何鲁面对校长侃侃而谈：“经此次学潮，清华能改革进步，何鲁一人纵牺牲学籍也无关系。若不改弦更张，而使最高学府萎靡腐败如故，就请我来读，我也不得来的。”说罢，在全场学生的掌声中，扬长而去。
作为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何鲁1912年入里昂大学，1919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何鲁的学习能力曾倾倒了他的教授，以至于教授经常在课堂上赞扬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个子：“你们猜，谁的作业做得最好？连法文也写得最好？还是那个中国娃娃！”
当后来大批中国学生赴法时，他们中许多人在下车伊始就听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天才在这里学习过。据何培炎回忆，1949年后，一些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国家高层领导，见到何鲁时，还会双手抱拳，尊称一声“老前辈”。
从何鲁25岁归国担任教授起，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吴有训、赵忠尧，数学家吴文俊、余介石，化学家柳大纲等。
华罗庚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学生，但他一直说，何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也是我的老师。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数论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送交中央研究院，竟无人能审。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
时值盛夏，何鲁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其间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他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自己是全国仅有的6位部聘教授之一的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政府惟一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在南京高师教授数学时，何鲁有时会趁着兴致高，开讲座讲古典诗词。据说，每逢此时，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在中央大学时，他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生黄侃等结为忘年交，意气相投，诗酒相和。代理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他以数学家身份，却被学生视为与郁达夫等著名文人相比肩的“风流名士”，尊其为“酒仙”。
何鲁是现代著名书家。在重庆时，他与沈尹默谈论书法，慕名而来的听者如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极为推崇何鲁的书法，曾邀请他率中国书法代表团访日，终因何鲁不久即去世而未能成行。
许多人回忆，何鲁平易近人，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40年代在重庆大学时，他甚至经常在讲课之前，在休息室为学生们写条幅或对联。
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
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