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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出版家，良友图书公司和《良友》画报的创办人。
报人、作家李辉曾盛赞《良友》，认为在新闻敏感性之外，更凸显了文化的丰富性。“《良友》堪称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即便在刊物如林的今天，它也毫不逊色。而它所尝试过努力过的许多创意，在我看来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创办了这份画报的伍联德，在同时代人眼中，是个“有胆识，有魄力，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的人。
年轻时的伍联德颇有“野心”。创办《良友》画报前，他曾出版过一份儿童画报《少年良友》，意欲与当时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儿童刊物一争高下，但读者寥寥，以失败告终。
既然无法从巨头的盘里分一杯羹，伍联德决定另辟蹊径，创办一份前所未有的大型画报。为取得合伙人同意，他允诺，若成功，赚的钱归公司；若失败，赔的本钱由他个人支出。
1926年2月，《良友》画报诞生，第一期就受到时人热烈追捧，数日之内两次再版。但内容涉及过于广泛，编排略显杂乱，也有读者来信不客气地加以批评。主编伍联德闻过则喜，丝毫不为自己护短，把批评原信一字不漏地登出。
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是中国出版界美术字的首创者之一。商务的商标曾是他的手笔，沿用了多年。《良友》画报封面所用的“良友”两个漂亮大方的美术字，同样出自他手，并一直沿用，被誉为“金不换”。
李辉认为，《良友》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战火前线的现场目击，并不影响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与民俗等相继登场。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突然间百岁老人、教育家马相伯也成了封面人物，确有别出心裁、突发奇想之妙。”
当年，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曾主编过这份画报的马国亮老人回忆，连偏远的云南省也不乏《良友》的忠实拥趸，有读者寄来头发编成的表链，希望可作为订阅的费用，信里还说，如果这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两者都是云南的著名土产）。
《良友》画报还行销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是当时“国内惟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后来，画报上干脆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
《良友》的巨大成功引起商家的极大兴趣，纷纷登门要求刊登广告。当时的编辑们，会凭常识判断，看起来不可靠的广告，一律婉拒；涉及色情、性病，通通不予刊登。以伍联德为首的公司当局认为，广告登出，等于向读者推荐，刊物本身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而《良友》画报，应该是一本男女老幼皆可阅读的刊物，是一本内容健康，能摆在家里而面无愧色的刊物，不允许出现任何有坏影响的广告。违反此点，即使有人出重金，也不为所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赋予编辑部一种权力：如果认为这一期广告太多，占据篇幅过多，而又不便增加篇幅时，为保护读者利益，编辑部可以拒绝刊登。马国亮回忆，凡遇此种情形，经理部和编辑部协商解决，“经理部毫无例外地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公司的作风”。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出版家，长期担任生活书店总经理，后任三联书店总店总经理。
徐伯昕是邹韬奋最亲密的战友。然而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隐形人”，安静地待在“生活书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后。
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对记者回忆：“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
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年、1939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56家分店，56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
从1926年起，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
徐伯昕颇具艺术才华。《生活》周刊的“生活”二字，是黄炎培为周刊创刊时题写的。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需要拟订招牌标准字体，于是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却怎么样也写不出与“生活”一致的字体来。最后，是由徐伯昕仿照“生活”字体，写成了“书店”二字，成为此后长期沿用的招牌。
当时，徐伯昕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总是装着很多宣传用的印刷品。邹韬奋说他“东奔西跑，到各处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而他的广告业务，被誉为替《生活》周刊“广结善缘，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生活书店的老人曾评价徐伯昕“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他对所刊广告的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听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邹韬奋避难香港时，曾打算办一份类似《生活》周刊的刊物。香港政府规定，必须有一位“港绅”做发行人，才允许登记，这可难坏了他。据茅盾回忆：“幸而徐伯昕来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
1944年邹韬奋病重期间，徐伯昕亲笔记录了他的遗嘱。60年后，徐伯昕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邹韬奋遗言记要》，与当年公开发表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邹韬奋先生遗嘱》颇不相同。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定，这是邹韬奋遗嘱的原始版本。并且。她还专门著文分析了两个版本之所以不同的来龙去脉。
《遗言记要》有言：“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今天的人们要感谢徐伯昕，是他在病榻前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出版家、爱国者邹韬奋。
“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我们的老师，政治上的引路人，韬奋；怎么办书店，”他拍了拍手边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很笃定地说，“伯昕！”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口得口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瑶的弟子们众口一词，爱用“魏晋风度”来形容先生。他本人烟斗不离手，做派潇洒自如。得意门生不会喝白酒，他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与酒》，其中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认定“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
王瑶自己引鲁迅所言“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在弟子们眼中，他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以及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都可谓之“通脱”。然而，他的聊天又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于鄙夷的人和文，丝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径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谓“清峻”。
王瑶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有人说，这段话的幽默与通达中暗含辛酸与倔强，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
王瑶的学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头像轮廓，像50年代大家熟悉的苏联诗人，不过他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这让学生觉得奇怪。王瑶弥留之际，不能说话，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这位学生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而他也终于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是在向内收敛自己的所见所思。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金岳霖的哲学同行难以完全理解他为自己的转变所给出的“逻辑论证”，今天许多研究者也觉得，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很难理解。因为作为曾经“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以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