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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
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
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
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
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
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
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
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
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
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
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
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
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
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
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
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
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
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
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
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
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
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
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
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
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
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
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
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
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
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
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
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
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
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
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
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
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延安一别，转眼九
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
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
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
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委员。
应邀者之六司徒美堂：
他生得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是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曾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誉其“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称之为“爱国先贤，侨界耆宿”。
他1868年生，广东开平农家子弟。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长成。1880年去美国打工。
1883年读了《杨州十月》、《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
明活动，时年15岁。
他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在美国屡见有流氓欺侮华侨
事，每每三拳两脚将流氓打翻，扔于街中。20岁那年，因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曾被提
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恢复自由。从此，他
的为人处事，逐渐在华侨中流传开来。出狱后，他先后做过男保姆、厨子、小贩等，结
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于是集合堂内
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士，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称安良堂。该堂以“锄强
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并被拥为“大佬”，
这是司徒美堂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
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由于孙先生耳提面命，使之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带上了革命色彩。翌年，司徒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
自任总理，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此，安良堂便成为致公堂老组织的“龙头”，对后者的事务常常起决定作用。当
时美洲华侨社团的各种活动，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司徒美堂
都积极参与，他还被选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华侨顾问。抗战爆发后，司徒美
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联系，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
日行动。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从美洲抵香港、到重庆。在港期间，
他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军特务要他担任香港维持会长的要求；在渝期间，蒋介石
叫吴铁城引诱他加入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做诱饵，他坚决拒绝。
1945年3月，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
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
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
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
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
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
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
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在情感和事实方面大受教育，从而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6年9月，司徒美堂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和爱好和平的
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
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这是他对蒋介石插手破坏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活动的有
力揭露。同年11月，他公开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经过1947年声势浩大的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之后，司徒美堂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7月间便叫他儿子草拟一
份声明，表示对民治党（由CC派打入致公党改组而成）活动不表赞同，声明与之脱离于
系，转赴香港，准备重返美国，表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彻底不信任。
1948年5月，中共发出倡议，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不禁为之心动，但顾虑到蒋帮特务的监视与控
制，他决定先行赴美再作响应。10月8日，司徒在寓所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题为《司徒美
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嘱令务须在安全抵美后方可在
香港报界公布。声明写道：“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为之
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
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
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
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之良好方法，表示热
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还在司徒美堂赴美前夕的10月23日，中共代表连贯就曾在香港为他饯行。席间双方
交谈甚洽，语殷意浓。这使司徒美堂大为感动，即席新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
于接受中共领导，书中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等语。翌年
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辗转而至的此函后，立即复函司徒，誉“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
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
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毛泽东的热情邀请后，司徒美堂决意再度回国。此间
孔祥熙曾邀他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
不必过虑”等等，司徒美堂坚决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所以回国完全基于爱国之心，完全
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他怕事久生变，于8月9日乘机离开美国，13日抵达香港，
9月初北上抵达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他每会必至，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
界爱国人士。
由此可见，应邀之人都是非常之人。
他们是常春藤。
他们是智慧树。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
宴会前，周恩来特地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
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
三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
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
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午宴的主题：要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
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3．要不要加上“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
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
不可。”
接着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
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这位前清进士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
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
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年届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语，这次由司徒丙
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发表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
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
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
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
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
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
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
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
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
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
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
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
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