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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
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
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
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
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
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
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
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
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
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
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
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
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
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
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
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
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
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
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
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
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
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
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
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
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
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
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
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
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
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
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
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
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
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
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
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
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
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
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
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
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
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
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
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
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
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
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
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
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
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
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
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
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
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
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
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
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
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
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
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
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
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
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
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
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
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
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
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
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
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
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
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
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
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
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
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
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
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
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
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
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
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
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
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
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
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
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
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
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
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
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
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
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
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