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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彭、罗、陆、杨也是这样，先解决罗，要解决彭，把彭的问题整了一半又来解决陆，陆到会场还不知道，但知要出事，……”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32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1967。01。0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ｆěｉ＠①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