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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剪影（二）第8节 清代的家庭（3）
按理，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父慈子孝。实际上，做父亲的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把儿子养大就算“慈”了，尽到职责了。人们的着眼点是要求儿子的孝。社会上确实出了不少孝子顺孙，如安徽和州薛文、薛化礼弟兄佣工养母，母死，二人绝食殉亲。还有一些人愚孝，割股剖肝治疗父母的疾病。孝养多发生在社会下层之家，上层家庭少见。有人说：“人子之能养父母也，什百中无一二焉。有之，则为乡曲之细民，欲于富贵家求之，殆千不得一矣。”（《清稗类钞》四册1719页）
这句话还告诉人们，清代能尽孝的人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阶层都属少见，父子不相恤的事情太多了。如富贾吴士忍穷奢极欲，好声色犬马之乐，其父分居在外，要求他按照对待犬马的标准供养自己，而他只给吃一顿饭就把乃父打发走了。清代虽然不乏孝子，但父子关系不融洽的当是基本事实，做父亲的总有替儿子当牛马的哀叹。
父子关系的紧张来源于父亲的权力太多。父亲把儿子视为财物，在赋税、地租、高利贷追逼下，天灾和贫困逼迫下，往往靠卖子渡过难关。父亲对儿子有体罚权，不仅在童稚时代随意责打，成人后也是如此。清代父亲还有送审权，以儿子不孝告到政府，由衙门代替他惩处儿子。
父子关系尽管有父亲统治儿子的紧张一面，也有一致之处，就是儿子继承父产，维持家庭。清代遗产法仍是诸子继承制，没有儿子的由家族立近支侄儿为继嗣，也不许妻子享有家产。有子或有嗣子，使这家香烟得以延续，死者也就对得起祖先，财产也不致落到与血统无关的人手里。这是维护私有制所绝对需要的。儿子的财产继承权，证明了父与子各为对方而存在，这正是父子关系比夫妻关系还重要的原因所在。妻子不生育，可以休弃；在父子、夫妻的交叉矛盾中，做儿子的要严格管制自己的妻子，乃至不惜以“不事舅姑”为名出妻，从而尽孝。这些无不说明父子的“天合”关系是清人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清人家庭中，尤其是人员构成复杂的家庭，还有兄弟、伯叔子侄、祖孙、婆媳、姑嫂、妯娌、叔嫂、姊妹等等人际关系，都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面貌。
家长制家庭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家庭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清代的家庭有其特点，也对社会历史的变化起着影响。
其一，直系家庭为家庭结构中的主体，大家庭不占主流地位。
前已说明清人家庭类型虽多，却以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数量最大，而其中直系家庭最重要。核心家庭主要孕育在直系家庭中，而且孕育较长时间后才从中分离出来。一般讲，家庭为第二代成亲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经济上能够独立，才可能分离出去，它绝不同于近现代家庭，能够谋生的子女一结婚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在清代，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分离也很不彻底，有时核心家庭在直系家庭、联合家庭的躯壳下存在着：它们有一些共同财产。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主要不是体现在核心家庭中，而在直系家庭、联合家庭表现得更明显。从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的关系与区别，更可看出直系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重要。直系和核心两种家庭是中小型家庭，联合家庭是大家庭，后者数量不少，在清代家庭结构中也占重要地位。但是人们一说到古代家庭，就称之为封建大家庭，以为大家庭是家庭的主体。从清代的情形看，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是把联合家庭、家族家庭看得过多过重而造成的。联合家庭、家族家庭成员构成复杂，人数多，更讲求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更注意家庭伦理和五服制度，是封建家庭的楷模，从性质上讲可以视作封建家庭的代表。但是它们在数量上远不能与直系家庭、核心家庭争高下，简单地以它们作为封建家庭的代名词是不合实际的，封建家庭就是大型家庭的误解需要消除，应当重视直系家庭的地位。
其二，父家长制形成家庭的等级结构和男尊女卑的社会。
清代父家长对家庭财产，妻子命运，子女教育、职业、婚姻和社交，家庭对外联系，有处置权，是家庭的主宰，妻子儿女处于被支配地位，从而在家庭中产生地位不同的等第，即父家长——男性成员——妇女这样一种阶梯等级制。这种家庭等级制是整个社会等级制的缩影，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从家庭到家族到社会都有着等级制，家庭是它的起点。家庭中女子地位的低下，反映清代是男尊女卑的社会。
其三，清代农业型家庭有稳定封建社会制度的作用。
清代大多数家庭从事农业经营，它的功能最主要的也体现在组织农业生产上，其次才是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它的生产功能的实现，使清代成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社会，并使小农家庭成为社会基础。封建时代小农经济最稳定，清代家庭起着稳定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清代社会虽然处于近代生产的前夜，但并没有内在因素形成的突破性发展，造成了整个社会进展的迟滞。
世态剪影（二）第9节 妇女生活与缠足风习（1）
封建社会中，财产属男子所有。社会主要财富，如生产资料的土地、牲畜、车船、农具、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上的重要资料房屋，都归男性家长所有。老家长亡故，财产由他的男性子孙继承。所以男子拥有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经济。就是没有主要生产资料的佃农男子，也可以向地主佃种土地，也有自己的经济。老佃农亡故，儿子还可以继承他的租佃权。妇女与财产的关系，同男子的状况截然不同，她们本身处于丈夫财产的地位，哪里有什么自身的经济呢？穷家妇女，家中的财物都是家长的，本人别无长物。富室妻子，可能有较多嫁妆，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奁田，但是它在名分上属于丈夫，土地收入归丈夫家庭，而不属本人，她可能有一些首饰、银钱，但是不能独自用去投资生产，至多只能放高利贷。妇女不能作为财产继承人，丈夫的遗产由儿子承继；没有儿子，丈夫的宗族也要为她有财产的丈夫立后，以承受家业，如果他们之间合不来，寡母也只能分得一小部分财产以维持她的余年生计。清朝政府规定的寡妇再嫁，要把包括她的嫁妆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夫家，说明她没有财产继承权。至于娘家财产，嫁女更没有分润的权利。如果娘家富有而婆家贫穷，娘家可能出于至亲情意给予周济，而不能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从总的情况看，妇女没有自己的财产，不掌握生产资料，缺乏劳动手段，因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妇女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徐珂编的《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男女并耕之俗，广东、广西、福建最多，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见于湖南者。”他所见的是八个省的部分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康雍间官僚李绂到云南去，在荆襄至常德的路上，见“妇女皆徒跣，治田畴”，“与男子杂作水田中”（《穆堂别集》卷十四）。可见湖南、湖北妇女下田并不稀罕。江南人方苞给他兄弟写信，说“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十七）。他很不以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为然，但这却是事实。大体上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部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北方女子也有置身农事的，如河北蠡县人李塨在《恕谷后集》卷六所说，妇女“农时躬耨”。妇女从事的农活，因各地区农作物不同而有差异。在南方稻米生产中，女子从事插秧、除草、车水灌溉、收割打场等项活动。如松江府妇女“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嘉庆《松江府志》卷六）。在北方，女子主要参加收获，如河北玉田县妇女采棉摘豆，禾麦登场时在场上干活（光绪《玉田县志》卷七）。苏州人沈德潜的《归愚诗钞》有诗句“磨镰霍霍割上场，妇女打晒田家忙”，反映了南北各地妇人参加收割打场的事实。农业生产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一定的技术性，它的主要劳动力是男子，如关键性的技术活——选种、育种，最笨重的体力活——犁田、田，都是男子的事情，女子的劳动是在男子指导下进行的，是辅助性的，是农忙时补充男子劳动力的不足，因此她们不是农业主要生产者。
刺绣妇女
纺织业是传统社会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妇女是这个行业的主力军。女子在农忙以外，“暇则纺织”。蠡县农妇庞魏氏一天能织布一端。在纺织业中心之一的苏松地区，“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农村家庭纺织业，大多是为自家消费，只在商品经济和纺织业同时发达的地区，产品才较多地投入市场，取得货币补助家用，有时还可以养活自己，如乾隆时官僚尹会一所说：苏松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敬陈农桑四务疏》，见《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然而从全国看，从农家的全部收入看，女子的纺织，并未创造多大价值，一般也不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女子尽管是家庭纺织业的主力，但不能改变非主要社会劳动者的地位。
妇女还进行了其他的生产劳动。如南汇女子从事制盐业，健妇能负盐行百余里，“赖以给衣食”；钱塘女子络丝、褙纸、缝纫；刺绣、做针线的妇女又多些，如福建晋江人王命岳的母亲“日刺女红”，“每日操作至鸡鸣，约以日得钱十余文”，等等。这些大都是琐碎细小的服务性劳动。
总的看来，女子干活很多，很辛苦。农忙时务农，勉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农闲时日夜纺织；还有笨重、琐细的家务劳动。她们的辛勤劳苦，已为当时人所指出：“村妇之劳，甚于男子。”（同治《萍乡县志》卷一）但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不是社会性生产劳动，一般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她们作为男子助手参加的一些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其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所以不掌握生产手段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上必须依靠男子，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被支配
地位。
世态剪影（二）第9节 妇女生活与缠足风习（2）
讲到女子的生产劳动，很自然地联想到她们的缠足问题。缠足，是对女子身体的摧残，缠足与天足，是一种尖锐的斗争。
徐珂说广东等省女子参加农作，紧接着讲：“盖其地之妇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无异男子。”他看出从事田间劳动的妇女，和男子一样是大足，没有包裹过。确实，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女子天足的大有人在。顺治间，王沄到福建游历，见“泉漳之间，弓步绝迹”（《漫游纪略》卷一）。乾隆时，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卷十中说：“江宁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妇多渡江为人佣工，皆不缠足。”
卖花妇女
光绪间修的《奉贤县志》说该县十家村地方，“务农者多，妇女不裹足，不避寒暑风雨”，能肩负致远。独逸窝居士辑《笑笑录》卷六录有《余墨偶谈》一则，说广西“乡村妇女率大足，肩挑负贩，与男子同”。妇女天足的地方，恰是她们参加农业生产的省区。相反，北方妇女下田少，弓足则多。钱泳在《履园丛话·裹足》里说：“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秦晋之间。”天足多参加生产劳动，裹足则多从事家务劳动，足的状况与劳动性质相关联，就不是偶然的巧合了。
裹足与否，汉族统治者认为是重大的事情，宋元以来，统治阶级把缠足作为妇德、妇容的内容，认为只有三寸金莲的女子才可能有教养，才美丽。方苞把女子天足而又赤脚视作禽兽，极端鄙视，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所以裹足与否，就涉及妇女的身份地位了。吴震芳在《岭南杂记》中说：“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其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转引民国《陆川县志》卷四《风俗》）钱泳在上述书中则说：“两湖、两广、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在两广裹足成为大家闺秀的事情，她们不弓足的只是例外。统治阶级最要求妇德、妇容，他们家庭的女子缠足就很自然了；一般人家的妇女要干活，讲究不得“妇容”，并不一定要追逐时尚的缠足；婢女贱妇，供人使役，她们的天足，倒可分出良贱，是以社会上不许缠足。裹足成了社会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利，天足是下层人家女子的本分。天足、弓足倒成为不同家庭妇女的分界线。缠足本来是对妇女的迫害，却变成了一部分女子的“权利”，事情的颠倒竟至如此！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阶级道德的败坏，才产生这种奇奇怪怪的逻辑和恶劣的情事。
满族妇女察看汉族妇女小脚鞋
在裹足问题上，清初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满族统治者因本民族妇女是天足，在未入关以前，防止汉化，于崇德三年（1638）下令，禁止满族女子效法汉人缠足，否则治以重罪。入关以后，推行剃发、易衣冠法令，强迫汉人满化，穿着满式服装，改用满式发型，并以此作为汉人归顺的标志，其中也包括禁止汉人缠足。顺治二年（1645）下令，自此以后，满汉人等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康熙三年（1664）重申禁令，规定：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违法裹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40板，流徙；十家长不能稽察，枷号一月，责40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履园丛话》卷二十三）。立法如此森严，有类于“留头不留发”了。这与汉人士大夫思想和民情严重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于康熙六年（1667）松弛这项禁令（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当时士大夫的抵触情绪，即从日后对王熙的讥可知。王熙在康熙五年至七年间任左都御史，上疏主张禁止缠足，并表示从自己家属做起。《桐荫清话》的作者为此写道：“奏疏中有足发噱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缠足，首云‘为臣妻先放大脚事’。”（《笑笑录》卷六）清初禁裹足之风过后，亦有有识之士表示对缠足的不满，钱泳、袁枚可为代表。钱泳认为裹足是人情所不乐意的事情，而“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应顺乎人情，不要提倡缠足。他还认为小脚与妇德、妇容没有关系，不必为此而束缚女子。他更认识到缠足有害于人的身体和国家兴盛，他说：“妇女缠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而万事隳矣！”他对缠足的历史作了考查，他说不是为考订而考订，因为这是“系于天下苍生”的大事，应当弄清楚它，从而消灭这种现象。钱泳从国计民生出发，对缠足呼喊出那个时代最清醒的强音。
缠足，从本质上说，是适应上层社会奴役、玩弄妇女的需要，是对女子的人身摧残；妇女要取得这方面的解放，只有到生产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体质的解放，同改变被压迫的社会地位相一致。
世态剪影（二）第10节 早婚与童养媳习俗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统治阶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人民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14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12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13岁，乾隆帝算晚婚的，大婚时也才17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尚幼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这在北方尤为习见。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577年在位）规定，女子14岁到20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22～577）强制15岁以上男子、13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前189）规定女子在15岁至30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的法令，强制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繁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青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的1060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4亿1281万人。早在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蕃而田不加辟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15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乾隆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如雍正帝祝愿宠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35个，女儿20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的思想意识和现象的产生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习俗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