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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列出了弟弟、弟媳 ，弟媳的弟弟的名字，并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被伤害人的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车费以及鉴定费若干元人民币。
我的名字也出现在起诉书中，我被说成是幕后策划者和指使者，是我指使我的弟弟，弟媳 ，弟媳的弟弟用刀和剪子致秦、余等人受伤的。
起诉书是邻居家花钱请律师写的，上面写着律师的名子。以我看来，邻居家真是花错了钱，这位律师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他的字写的格里格嚓的很不好看，笔划象是一把散开的银针而四处乱蹦，令人看了后头皮发麻，有一种被乱扎了的感觉 。文法上也不敢恭维，事情被他写得颠三倒四的，就算是编造的，虚构的，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也算能耐呀。可是不能，他虚构的那些情节一点也不合乎逻辑和情理，叫人有些哭笑不得。错别字也点缀其间，时有出现。如果把这个起诉书的内容算作一篇文章的话，他连我的学生的文章都不如。
居然这样的水平也能当律师？这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位律师。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够那么不要脸地颠倒黑白，恬不知耻地歪曲事实。别的虚构情节且不说，我弟媳的弟弟在第二次打架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却被这个律师生生扯了进来。
但是，事情看来还是相当严重，不可小觑的。看来，邻居家这次打定了主意要打赢这场官司，要占上风。不然的话也不会下这么大功夫又是作鉴定，又是请律师，又是告法院的。
出庭的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我住的小屋里商量这件事。我哥哥主张也许邻居家就是想要点钱，不行的话就给她家赔点钱算了。父亲一听就坚决反对：
“凭啥给她老寡妇赔钱，他跑咱家来打咱了，咱受的伤还没叫他赔哩。看看我这手，我这刀印。咱给他赔！”父亲举着他的右手，气得说不出话来。
“那就只好硬着头皮跟他家打官司了。真是太丢人了，咱们家居然给人打官司，上法院。”姐姐说。
“上法院咋上？咱也应该有个准备。是不是还象对待派出所那样？”哥哥又说。
“恐怕不行，派出所跟法院不一样。派出所的尺度软一些，法院硬一些，就怕法院咬住不放。”姐夫说。
“不行就再打一架，妈的，想着咱家没人咋的。”弟弟说。
“都是那鳖孙王长安害的，叫媛媛住到这地方，也不管，也不领到他家去。要不是媛媛在这住，哪有这些事。”母亲说。
“那你叫俺妹住哪？ 俺妹不住自己家住谁家？”姐姐担心母亲的话让我伤心，就这样说道。
母亲的话的确让我很难过 ，我受了伤，王长安把我撂在这里就一去不复返了，他家里的确也没有地方收留我，两间砖窑住着五口人，小妹妹大了，三胖子每天晚上还要到处寻摸地方睡觉。我怎么还会有插脚的地方呢？
我无处可去，王长安也不想办法给我安排地方，我只有投靠娘家了。结果象母亲所认为的那样，要不是我住在这里，也许不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还连累了弟媳的娘家人。
都怪我，父亲说过，男人无志纺棉花，女人无志住娘家。我就是那无志的女人，是我害得一家人不得安宁，整天为应付官司而东奔西走，胆颤心惊。
哥哥说：“现在别的先不说了，看下个星期去法院咱咋办吧！”
去法院咋办？到了法院说什么？家里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狗日的，他家有证据，咱家也忘了弄个证据了。”弟媳说。
“没想到，老寡妇的心还这么狠，咱这一块谁家不打架，哪有象她老寡妇这样的。死缠活缠的。”母亲说。
“她再缠，咱也不能给她赔钱，老寡妇想讹人哩。咱给她赔了钱，好过她了，再说，那就证明咱输理了，那咱以后还咋在这一块住下去，邻居还不笑死咱了。”父亲说。
“要是赔点钱她家人愿意，就赔点算了， 关健咱耗不起这个精力，这个时间。光我为这事少加了几个班，已经都损失了好几百块钱了。”姐姐说。
“不行找人给她家说说，看她家啥意思，要行的话，这个钱我出。”姐夫说。
“不行，坚决不行，一分钱不能出！谁出都不行！ 这不是钱的事，钱多钱少不说，咱家这脸往哪儿搁？这脸掉地下了，咋能拾起来？”父亲不等姐夫说完就又说道。
接下来研究的话题又回到如何打官司上来。
法院要求被告要写出一份答辩状来，姐夫说我比较了解情况，在现场，能说清楚，我又能写，我写比较合适。大家都同意，于是，这个答辩状的事情就落实给了我。
哥哥想像法院开庭就象是电影里演得那样一本正经的，那样肃穆庄严的。他举了好几个电影里的例子，重点描述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拉兹在法庭上的镜头。“贼的女儿，永远是贼。”他对这句台词依然记忆犹新。
“你看电影里公诉人，辩护人，法官， 律师，各坐各的位置上，法官还要穿着黑衣服，头上戴着卷发套。原告，被告，证人一个一个被叫出来，问一句说一句，要是一句话没说好，就叫人抓住了漏洞。”哥哥说。
他建议买一个微型录音机来，把老寡妇家人说的话都录下来。看看她家起诉书中的话漏洞百出的，到现场肯定要也出漏洞，假的毕竟是假的，肯定有编不到一块去的地方， 咱回来再研究一下，等到二次开庭，咱就好对付她家了。
随后哥哥还真买了一个微型录音机。
我想像秦州这地方的法庭肯定不会是象电影里那样桌椅齐全，豪华铺张，律师和辩护人肯定也不会有电影里的那种滔滔辩才。但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实在也想像不出来。
姐姐担心上法庭后，两家矛盾会更加激化，万一再遇到什么不测，我脚又走不成，害怕再出事。姐姐和姐夫于是就把我接到了他们家里。
姐姐搬来了一厚撂法律书籍，我躺在床上潜心研究了几天，写好了答辩状。
到了去法庭的那一天，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弟媳 ，一家人全部出动了。因为我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只好用人多给自己壮胆。 一想起寡妇老太太的女儿搞来的那个鉴定书，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煤兴立交桥头，我家人碰到了老寡妇一家人，她家人也是全体出动，老寡妇的两个女婿都来了，那个惹事的二女婿吹胡子瞪眼睛往我们这边看，带着挑衅的神情，我的弟弟气得又想冲过去，被我姐姐硬拉住了。
姐姐说，千万不要再生事了，关健时刻千万不敢再节外生枝了。
两家人到了法院后，各自在一间房子里等着，过了一会，那个送传票的小伙子过来说，今天不开庭了，改到下个星期了。
这样，两家人又都灰溜溜地回去了。
哥哥留下来，打听到了跟他一块下过乡的一个人刚好在法院 ，在这个人这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果然是老寡妇的大女儿，那个人大代表给法院做了工作。老寡妇恨死了拍她女婿头的弟媳的弟弟，这一次的官司就是冲着弟媳的弟弟来的 。
“非把他法办了不行。”老寡妇这样交待她的大女儿。
“那，你给咱出个主意，看这事应该咋办？”哥哥问这个人。
这个人沉吟了一会，又看了看哥哥手里的刑事诉状副本，然后给哥哥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现在是邻居家起诉你家，既然你家人也受了伤，伤得也还不轻，你也可以让你的父亲去做一个鉴定。你们现在不能光写一个答辩状，这样只是被动应付，你们不妨换一种思路 。——你回去应该另写一份状子，写一份反诉状，也就是说你们也告，告他们家伤害罪。这样，不光你们成了原告，他们成了被告，重要的是法院因此而有可能改变在这个案子上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如果你们也能弄来有力的鉴定证明，让他们家的人或者是他们家叫来的人也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到那时候 ，你们家如果再想和解，就有了法码了。他们家担心他们的人受到法律惩处，就有可能愿意坐下来跟你们谈判。法院既然向着他们家，就会叫你们撤诉，两家各打四十大板，谁也不找谁的事，谁也不赔偿谁，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哥哥听得茅塞顿开，直夸奖这个跟他一块下过乡的人到底是干法律的，有经验，有见识，有办法。
“你不知道，我为我家这事，愁得几天睡不着觉。我们家人倒也罢了，说啥也不能连累了亲戚。”哥哥说。
这个人听了哥哥的夸奖，也愈发地得意，于是又说：
“你光想着要和解，你没想过要去害人，人却要害你哩。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难道不知道？你单方面想和解是不行的。你没看共产党跟国民党咋谈判哩， 要想获得真正和平，必须先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打赢了，打得国民党招架不住了，逼得国民党要求谈判，咱再坐下来谈，这样才能赢得主动。先打再谈，为谈而打，谈判才能谈赢。弱国无外交嘛，一厢情愿，上杆子的喔事情是弄不成的。”
哥哥回去后把在法院了解到的情况和那个人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大家，大家都认为这个人说的很有道理。父亲尤其赞成这样做。
于是分头行动。
我继续担任反诉状的起草人。姐姐去找律师，并领着父亲到公安局指定的创伤鉴定医院去做鉴定。姐夫还给弟弟已经愈合的伤口又拍了照片。并且象专业人士那样在照片的伤口处用箭头标上，下面注以文字说明。做得相当地规范和严谨。我被砍了三刀口子的白衬衣也重新找出来。给衣服也拍了照片，也标了箭头，做了文字说明。姐夫是个细致的人，他做的这些工作，后来连法院的人都赞叹不已。 照片和衣服被放在一个专用的文件袋里，被姐姐郑重其事地保存起来。
姐姐先后找了三个律师。
第一个见到的律师，是一个叫做“天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个意气昂扬的年轻律师一听说是告人大代表的，便说这个案子可做，有影响，有意义，交给他来做，绝对没有问题。
“人大代表不替人民说话，反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徇私舞弊，欺压人民，这本身就有意义，有可操作性。”
他一付为民伸张正义的慷慨激昂，让人相信是找到了救星，但是他随后开出的价码却高得吓人。
在我们眼里，寡妇老太太的大女儿只是一个和蔼平实的邻居家大姐，从来还没有想到过她居然代表这么崇高神圣的意义。
姐姐感觉到这个人有些华而不实，就又到了另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位年长的，瘦瘦的，说话慢吞吞的律师。
这个人，不苟言笑的严肃神情给人一种办事认真稳妥的印象。姐姐把五百元钱交给了这个年长的人。这个人收了姐姐拿来的材料，答应随后就去调查取证。
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姐姐见到这个人后，这个人却说，他已经让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但是据调查显示，我们家反诉邻居家伤害的证据不足，他已经见过了邻居家的律师，调阅了邻居家的所有材料，邻居家材料中不仅有法医鉴定，而且还有邻居证明，证人证言写的清清楚楚，还按了手印。
姐姐问是谁做了证明，说了些什么？
律师说是一个姓贾的退休女人。姓贾的，是谁？一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姓贾的女人是谁？
“她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两家打架时根本就没有人在现场，怎么会有证人呢？”姐姐问。
“这个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证人表示愿意到时候当庭做证。”
“明明是我家人受了伤，我们受到了伤害，怎么还会有人证明我们伤害别人呢？这不颠倒黑白吗？”听到有邻居做证明，姐姐十分生气 。
“话也不能这样说，光是人家打了你们，你们就没打人家。这不可能嘛。”
律师并不因为姐姐的异常情绪而受到影响，他依然慢条斯理地说，“法律是重证据的，重事实的。”
“可是事实上”姐姐还要说什么，律师打断了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好了，就这样吧。 噢，对了，等你把你父亲的鉴定证明拿来再说。”
姐姐回去后，把律师的话学说了一遍，父亲当即就生气地说：“啥他娘的X律师，喂个狗不咬人，要他干啥？”
哥哥嫌父亲说的话有些难听，就说：“律师说的也有道理，咱家关健缺乏证据。还是抓紧做鉴定吧。”
说到证据，姐姐又想起了律师告诉给她的那个姓贾的女人做证见的事。
“姓贾的，那是谁？”父亲想了一会，“对了，贾如意，退休女人，那不是贾如意那孬孙女人还会有谁？ 咱这地区，就那么几个有工作的妇女，何矿长老婆，居委会的刘招弟，何世贵老婆，”
姐姐补充说：“还有史凤琴她妈。”
“史凤琴她妈姓葛，叫葛玉英。”我说。我跟史凤琴是中学同学，那时候，我们都把同学父母的名字当作同学的名字来叫。
“就是她，贾如意。不是她个孬孙女人才怪呢。”父亲肯定地说。
我也判断这个证人肯定就是贾如意，那个矿上有名的“黑牡丹”女人。因为前一段时间她频繁地出出进进在寡妇老太太的家里。隔着矮矮的院墙，我还听到过贾如意煽动寡妇老太太要整死我家的一些话。
“她个孬孙，早都搬走了，不在这儿住了，她咋会见到人打架，就那一会。大早起的，她来这儿干啥啦？”父亲说。
“好了，好了，这一下他家完了， 你们没看电影上头，只要抓住当事人一句假话，就把他所有的话全部否定了。贾如意既然是在做伪证，那么，他家的其他证据也不可信了。” 哥哥说。
哥哥的话让一家人很受鼓舞，精神为之大振。象是我在梦中曾经遇到的情景，我被人追赶着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正不知往哪里逃生，忽然间胡同的高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我越过小门，一下子就跑出去了。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山穷水复之中，忽然又峰回路转。
姐姐又说：“如果再能把鉴定拿到手，咱家这官司就彻底赢了。”
父亲不同意去做鉴定，“鉴定了又能咋，她家做鉴定，还不是假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花那冤枉钱干啥，反正咱没有害人，叫他法院判去。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法院还能胡说八道 ！”
不过，后来父亲还是在姐姐的极力劝说下到公安局指定医院去做鉴定 ，但是没有做成。
做鉴定的医生是一个有名的老医生，他在矿务局医院工作过，他听了父亲的叙述，知道父亲是一个矿工出身的人的身世后，竟怀疑父亲的右手小指不是被刀砍伤的，是在井下受的伤。因为是陈旧性创伤，老医生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他的话却一下子激怒了父亲 。
“我这是井下受的伤？ 让你看看我这井下受的伤，跟这伤一样不一样，这有没有刀印？”
父亲当即脱掉鞋，抹下袜子，抬起脚让老医生看他被矿车挤劈了的脚指头。
老医生真的看了看他脚指头，没有说话。显然他发觉自己错了。
父亲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下了一辈子的井，死都死过几回了，我还来骗人？也不想想，看我象是那讹人的人，象不象？”
“走，不鉴定了。”不等姐姐解劝，父亲就一个人走出了医院。
随后，姐姐又找了另外一个律师。这位律师是姐姐证券公司的同事介绍的。也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他的耳朵非常不好，还带着一个耳机，长得慈眉善目的，看起来有点象个老太太的样子。他以前是在检察院工作，退休后就当起了律师。
这位律师说新秦区法院的院长曾是他的部下，他可以给院长说一下，让邻居家撤诉算了，两邻居家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的。
姐姐表示只要邻居家愿意撤诉，我们家也撤诉，以后保证做到再不出现这种事情。
这位“老太太”对姐姐的态度很欣赏。表示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当然姐姐也给这位律师交了代理费。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父亲有着他独到的智慧。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有着不寻常的地方。在紧要关头，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总是与众不同，他的办法猛一听觉得很奇怪与事情本身好象不搭界，但最终证明这些办法往往出奇制胜，达到正常途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来。
比如做鉴定的事情，后来想想父亲是对的。父亲的伤已经是陈旧性的了，很难鉴定出一个结果来，不做还好说，做了而没有什么想要的结果岂不自己堵了自己的口，还不如不做。
父亲听了姐姐讲述“老太太”律师的事情后，说道：“不要光相信这老头 ，现在这社会，权比啥都大，既然老寡妇的闺女通过人大压法院，那院长不一定就听他的。老部下算啥，人家的官位比啥都重要。”
父亲提出来干脆去找人大，他说：“叫人大也知道知道老寡妇的闺女是个啥样子的人大代表，她听住了她妈那老东西的话，在外面都干了些啥事。马上就要开人代会了，电视上整天喊哩。不如趁这机会，叫人大把她的人大代表给她抹了，锅底抽柴火，我看她老寡妇还有啥势力！”
姐姐就和父亲一起去找人大，姐姐和父亲来到了市委办公楼，有人指给姐姐说南头的几个房子都是人大的。姐姐走进一间开着门的大房子里，里面坐了七八个人，问来干啥的，姐姐就把情况说了一下，这七八个人你推我我推你的，都回答说他们不管这事。看出来他们只是普通的干部，大概也真拿不住事，姐姐就退了出来，到门口时，有个女的说，门口有信访处，你们可以到信访处去信访，等信访处把材料转到我们这里我们再处理。
姐姐转身问：“那信访处转不转材料？”
“那也看什么材料， 你们先去吧，到信访处去了再说。”
姐姐和父亲就又来到大门口的信访处。
信访处的小房间站满了人，一个在桌子跟前坐着的人，被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他的面前放着一沓稿纸，他正在面无表情地写着什么，一群人在一边七嘴八舌地向他诉说着，好半天，他抬起头说，你们一个个地说行不行？
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女人，挤到桌边说叫我先说，她说：“俺住的是干石凹煤矿的房子，瓦房，住了四十年了，俺养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过去房子根本住不下，矿上也不管，没办法，前年老五在外打工给俺寄了点钱，俺在门口盖起了一个二层小楼，几个儿子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