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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在，不必讲求信用。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7）
天下的事情真是微妙。没有废除便没有兴盛。若忠于此，便不忠于彼。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一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呢？不妨听听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王之间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不违背职分和大义，即使使用谲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此言有例可证：叶公对孔子说；“我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了。”孔子说：“我乡里的正直和你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可见即使在圣人眼里，善恶正义也是可以权衡变化的。
例1：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答应了。但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达的却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达的话。楚王知道后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你已经答应了楚王，却又背叛了他，这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是我们楚国不讲信用，是你背弃了诺言，我只好奉命杀了你。”解扬回答说：“我听说君王的命令就是义，臣子承担君王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以君王之义为前提，以此行事才是有利于国家的。所以作为臣子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的，捍卫自己的国家是为臣的本分。君王发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两种互相矛盾的命令。你收买我，说明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从我的君王那里接受呢？我所以假意应允你，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如果能完成君命，即使我死了也是做臣下的本分。我是君王的诚信之臣，能够完成任务，是死得其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楚王深感他的忠义之心，便放了解扬。
韩非子说；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宰相说；“此儿不孝，应该杀了他！”因为他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不孝，因而把儿子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是国君的忠臣，却也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跑几次。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向国君举荐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是父亲的孝子，却是国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儿子，就没人敢告发行恶之人了，结果楚国的贼就越来越多；孔子称赞了临阵脱逃的孝子，鲁国人打仗时逃跑的人就多，军队就容易投降。从这两个事件可以看出，上层统治者与下层百姓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异。因而国君既想准许百姓的利己行为，又企图求得国家的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
例2：颜率想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便对公仲的近侍说：“公仲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才不见我。因为公仲好色，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啬吝小气。我却说他仗义疏财；公仲品行不好，我却说他很正直。从今以后，我只好说真话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这番话告诉公仲，公仲立刻接见了颜率。《论语》说：不要亲近以揭发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上也说：“君子应抑恶扬善。”假使颜率忠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恶品德就会暴露于外。所以颜率的诡诈和不诚实恰恰与公仲是有利的。
例3：齐国攻伐燕国，夺取了燕国的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齐国游说，齐国又把十座城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有人毁谤苏秦说：“苏秦是个翻云覆雨、反复无常的奸臣，将来可能会作乱。”燕王于是有意疏远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被加罪，就求见燕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乡下人，无尺寸之功，可是大王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我官职，在朝廷内给予我崇高的礼遇。如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收回十城，立了大功，本应更加受到信任才对。可是我如今归来，大王却不加官于我，其原因，必然是有人用不老实的罪名在大王面前中伤我。然而，我的不老实，正是大王的福分啊！假使我老实得像古代尾生那样，廉洁得像伯夷那样，孝敬父母像曾参那样，以三个人那样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你认为可以吗？”燕王说；'当然可以啦！”苏秦说：“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你了。孝敬父母像曾参那样，认为不离父母身边才是孝子，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你又怎能让他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和危机中的军王呢？廉洁好像伯夷那样，为了高义之名，连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都不愿做，连周武王的臣子都不愿当，甘心饿死在首阳山下，你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来博取国泰民安呢？守信用像尾生那样，与女子约会在桥梁下面的柱子旁，女子未能按时赴约，大水来了，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柱子淹死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肯极力夸大燕国、秦国的声威以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再者，讲信义，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是为自我保存而不是进取之道。然而夏、商、周三代圣王相继而起，春秋五霸相继称雄，都不仅仅是为自我保存，你认为自我保存是对的吗？那么齐王远在营丘，你就不敢窥视他的边境了吗？再说，我还有老母亲远在东周故乡，我离开老母侍奉你，抛开自我保存之道来谋求进取，我所追求的本来是不符合你的意愿的。你不过是只求自我保存之君，而我却是进取之臣。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因为忠诚得罪了君王的人啊。”燕王说：“忠诚守信又有什么过错呢？”苏秦回答说：您有所不知道。我有一个邻居在外地做官，他的妻子有了外遇，在丈夫将要回家时，那个情夫很担忧，而妻子却说：“用不着担心，我已经准备好毒酒了。”过了几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就让侍妾捧着酒给他喝。侍妾知道这是毒酒，给男主人喝下去，就会毒死他；说出真相吧，女主人就会被赶出家门，于是假装跌倒，把毒酒全洒了。男主人大怒，用皮鞭狠狠抽打侍妾。侍妾泼掉药酒，对上是为保护男主人的性命，对下是为了保护女主人的地位。这样的忠心耿耿，仍不免于被主人鞭打。这就是忠诚的罪过啊！我所做的事，恰恰与那侍妾倒掉药酒一样，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啊。我侍奉你，是以高义希求有益于国家和君王的事，却因此有了罪，我怕今后来侍奉你的人，再没有谁敢坚守高义了。再说，我游说齐王的时候，并没有欺骗他，今后无论谁再为你做说客，恐怕都不会像我这样诚挚，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敢听从他的话了。”燕王说；“如此看来，是我不该听信谗言。”于是重新厚待苏秦。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8）
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有时候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实只要是从大义出发，于国家于他人有利，那么，欺骗诡诈的品行也许就是忠实诚信的根本了。
五、人 心 难 测
善恶是非和毁谤赞誉都没有固定的、客观标准，全因立场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事，毁誉不一，忠心耿耿却被怀疑猜忌的事例，数不胜数。这是人心的复杂的真相。不可不慎重对待。以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丞相那样的足智多谋，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他，而当有人再赞誉陈平时，汉高祖又亲近了他。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那样的忠诚，由于呈报战绩时多报了几颗首级，也便被绳之以法，就地免职。后来经过冯唐为他辩解之后，又被重新重用，立了大功。由此可知，人们听到的往往是虚假夸大之辞，而据此作出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古代有个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道理：有个人丢了斧子，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了，因而看邻居的儿子走路子，脸上的神态、说话以及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像是偷斧子的。后来他在自家的谷仓里又找到斧子，过几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动作、神态没有一点儿像偷斧子的样子了。邻居的儿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就是当初没有根据的怀疑。
例1：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帛，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时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制铠甲都用丝带。”国君很不高兴，于是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这就是邾国君王的判断出了问题。如果制铠甲用丝带有利，公息忌家中用丝带再多，对国家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用丝带制铠甲无利而有害，公息忌即使不用丝带又有何益？无论是公息忌用丝带还是不用丝带，都不足以说明公息忌的建议有什么错。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加思索地完全相信。
例2：楼缓说：有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两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但公父文伯的母亲听说后并不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的？”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国，文伯不去追随孔子。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行的长者不亲近，而对侍妾却过分宠爱。”这话出自母亲之口，人们就认为是贤明的母亲，可是如果出自妻子之口，人们就会认为他的妻子是嫉妒。
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人们的看法也不一样。
例3：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此时正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儿子煮了，把肉做成汤，送给乐羊，乐羊喝光了。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才吃自己儿子的肉。”而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但却从此怀疑他了。《淮南子》还举例说：亲生母亲为自己儿子治头疮，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都说这是疼爱儿子到极点了。如果是后母为前妻生的儿子治头疮，血也流到耳朵上，就会有人责备说：“太残酷了！”同样的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城上往下看，往往把牛看成是羊，把羊看成是小猪。这是由于站得太高，因而看不清楚的缘故。在圆形的盘子里放上水，当作镜子，然后去照自己的面影是圆脸，而在杯子里看，就不圆了。自己的脸型并无改变，而影像却时而圆时而不圆，这是因为你照时的角度不同。一个人想修养自己的品德来待人接物，可哪里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自己呢？因此，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世上的人实际上各有各自的是非标准，符合自己的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就是不对的。如果要选择对的一面立身行事，抛弃掉不对的那一面，可又怎么知道世人的是非标准一定和自己的是非标准相一致呢？
如果你为国忘家，就会有人说你不关心父母，还怎么能爱国呢？卫国的公子开方、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是由于为国忘家而受到猜忌和诽谤的。但假如你真的舍不得离开父母，就又会有人说：大将受命之日，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人，到部队之后，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待到敲起进军战鼓后，就要忘掉自己的安危。所以《左传》有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实在是难上加难的是事情。
六、有用与无用
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影，最大的用是无用，最大的为是无为，最大的私是无私。
古人说：如果用网捕鸟，被捕获的鸟，只是钻进罗网上的一个网眼，然而只张一个眼的网，却不可能捕到鸟；鸟所以飞得远，是靠翅膀上的健羽，然而如果只有健羽而无其他羽毛的辅助，它肯定也飞不远。以此推论，看似无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当惠子对庄子说：“你说的话没用。”时，庄子说：“明白无用的道理，才能他谈论有用无用的问题。天地广大辽阔，可是人们占用的地方，不过是能容下双脚的面积而已．但如果把脚下的土都挖掉，直挖到黄泉，那么双脚下的地面还有用吗？”惠子说：“没用了。”庄子说：“由此可见无用就是有用，这不是很明白吗？”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9）
从前陈平由于智谋有余而被刘郊猜忌。周勃因质朴却被认为忠诚而受到信任。在仁义不足以使人们互相信任的时候，聪明人因智谋有余而被疑忌，质朴的人却因智谋不足取得了信任。东汉时，征召隐士樊英、杨厚入朝做官，朝廷对他们视若神明。可是他们到了朝堂上以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李固J：穆认为这种隐士纯属欺诅盗名之辈，对国家一无用处。然而随后慕名而来的都以他们为榜样，使皇帝招揽了更多的人才。孔子说：把隐逸的人士推举出来，天下的人心就都会归顺你了。燕昭王尊礼郭隗也是这个用意。郭隗虽非杰出的人才，但因为他尊礼郭隗，剧辛、乐毅这样的英杰就随之而来了。齐桓公尊礼九大厌道之术，也是这个用意，目的是招徕天下人才。细究起来，无用恰恰就是有用。而困惑的人很容易忽视足下的无用之地，看不起无用之物的功用，甚至于嘲笑这是迂腐的空谈，轻视排斥国家的英才，这不是太不聪明了吗？
七、善 于 亲 疏
人的情绪和心理是异常复杂而且难以琢磨的。激动和喜悦的感情可以因为任何人或事物而起，但怨恨或悲伤的感情恰恰是从自己的亲人之处得来。《左传》说：“不该怨恨的不要怨恨。但我还是不能不怨恨。”由此可知，凡是有怨恨的人，不是恨他所疏远的人，一定是恨他所亲近的人。
高子说：“《诗经？小弁》是小人的诗。”孟子说；“何以见得？”高子说：“该诗充满怨恨。”孟子说：“太固执了！高子竟是这样来看待《诗经》的。假如有一个越国人在这里，弯弓射我，我可以一边说笑一边谈论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我和他素不相识。可是假如是我的兄弟用箭射我，我就会哭着诉说这件事，这也没别的原因，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小弁》这首诗里的怨恨，正是热爱亲人的表现。热爱亲人，这是仁啊！”
秦、晋之战，晋惠公命韩简子察看秦国军容。韩简子说：“秦军在人数上少于我军，可斗志却比我们高昂。”晋惠公问：“这是为什么？”韩简子回答说：“我们出外流亡时，得到了秦国的资助；回国时受到秦国的护送；发生饥荒时，又得到秦国的救济。三次受人家的恩惠却不报答，所以秦军才来攻打我们。”
杜邺在游说王音时说：“我听说人之常情一般是对恩情深的，其报答反而少；对最亲爱的人，要求就多。关系亲近却显不出与关系疏远的人有何不同，怎么能没有怨气呢？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棠橡》、《角弓》二诗的原因。”由此可知，关系亲近的容易生怨恨，恩情恰恰是产生怨恨的根源。
八、容 纳 异 己
作为聪明的为君者要有容人的雅量和气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反对过自己的人，更应该原谅其过去，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在风云变化不定，天下归属未定之时，在哪位君王属下，就为哪位君王服，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各为其主，这乃是作臣子的本分。所以汉高祖刘邦能够赦免原为项羽部将的季布事敌之罪，晋文公重耳能够原谅寺人披的过错，尽管过去遭受过他们的困辱，也不怨恨他们。可以说他们都是识大体的人。
例1：晋文公重耳从晋国逃出来，他父亲晋献公命令宦官寺人披前往蒲城攻击他，结果砍中了重耳的一只衣袖。待到重耳返回晋国成为国王的时候，御芮、吕甥等晋惠公的旧臣，怕重耳报复，谋划焚毁重耳居住的宫室并刺杀他。寺人披得知阴谋后去求见晋文公。晋文公不见，并派人斥责他说：“蒲城一战，献公命令你一夜赶到，你当天便到了。这之后，我和狄国的国君在渭水边打猎，你为惠公来杀我，惠公命你三天后赶到，你第二天就赶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急迫呢？”寺人披回答说：“我原以为，你这次返国，对如何做国君该明白了。如果还不懂为君之道，就仍会遇到危险。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怀有二心，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除掉国君所痛恨的人，只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至于对方是蒲城人还是狄国人，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如今，文公即位了，难道就没有所痛恨的人了吗？齐桓公把管仲射中他衣带钩的仇恨放置一边，任用管仲为相国，如果他没有齐桓公的大度，又何劳派你来责骂呢？要离开人太多了，岂止我这种微末小臣呢？”晋文公于是接见了他，寺人披把御芮、吕甥即将发难的事告诉晋文公，才使他免于受害。
韩非子说：“齐、晋二国后来绝了种，不是当然的吗？齐桓公能重用管仲的才能而忘了他射中自己带钩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信寺人披的话而不再追究砍中自己衣袖的罪过，这是恒公、文公宽容这两人。后世的君王，英明不及桓公、文公，后世的臣子，忠诚、才能不及管仲和寺人披。以不忠之臣来侍奉平庸的君王，君王不知道臣子不忠，就会有田常弑齐简公，子罕弑宋君那样的劫难；假如君王知道臣子不忠，他们就会用管仲、寺人极为先例为自己辩解，而明君一定不会杀他们，还自认为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度量。臣子以君王为仇敌，君王还不知道，还给了他们很多的资本，不但不加以防范，反而以为自己很明察，最终导致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10）
例2：陈轸和张仪共同侍奉秦惠王，秦惠王对两个人都很器重。二人在秦惠王面前争宠，张仪便在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陈轸带着重金，驾着轻车，出使秦楚两国之间，本为秦楚两国的友好。而如今，楚国对秦并不友好，而对陈轸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