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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下。杨对王说：“照这样下去，我们将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此后，杨加强了对东北军上层军官的工作，认为他们会影响到张学良。他自己继续找张做工作。两人一次又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得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问题了。③
1935年9月，在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的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这时，杨虎城并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再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渐渐地张学良也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进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问题上，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也就出现了前面已述的1936年年初，两人一起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真正认清蒋的卖国本质，1936年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九一八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流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
1936年2月间，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是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杨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张学良初到西安时为了联络杨虎城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找了袁世凯的女婿当他的副官处长，因张学良了解到杨毓珣和杨虎城以前有旧，两杨论起来是同宗一姓，彼此以宗兄宗弟相称，有一段交往。张想利用这种私人关系，派杨先到西安打通杨虎城关系。时任东北司令部参谋的惠德安说：张、杨两公后在政治上能结合在一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逐渐能够走上反蒋爱国的道路，杨虎城夫妇对他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虎城常对人讲“张副司令和我开玩笑，管我叫老粗，现在他又说我不粗了。”
主动接触 促张转变（2）new
张学良所望杨毓珣的，只不过在建立和增进与杨虎城的关系而已。张最初对杨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个老粗罢了，后来在政治上张、杨竟走在一起，杨对张的思想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在三个人开始接触时，谁都没预料得到的收获。
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1）new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2）new
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
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由接申伯纯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九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事后张学良为了对应付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但苦于当时忙着处理两广事件的善后，腾不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就回电说：“我弟处理此事，殊失莽撞；惟既知错位，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表面上了结了此案，但促使他暗下了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心。张、杨也从同蒋的几次较量中，增进了政治互信，感觉到形势的紧迫而加速了反蒋的活动。
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1）new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来营造出一个西北抗日的局面来。为此，他多次与张学良谈心，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在杨虎城的积极谏言和引导下，杨、张二人逐渐在用什么方式达到抗日目的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据王菊人回忆，1936年春，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③
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研究了好几次。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刘仲容1980年1月著文说：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此同时，风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要求抗日。一次，李宗仁同我谈话，他听了我的进言后，要我去西安走一趟，了解一下西北的情况及张、杨的动向如何。是年冬，我从南宁出发，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接头，谈了李宗仁对抗日的态度，然后到西安见了杨虎城将军。
次年春，我返回南宁，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同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张、杨部队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的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和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在两广事件发生前，杨虎城从刘仲容的谈话中得知，广东、广西要联合起来反蒋，但如何行动弄不清除。为了掌握局势，杨就派了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两广的情况。同时了解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的情况，如果两广反蒋，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崔孟博从天津回来报告说：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很快将见诸行动；韩、宋反蒋也是真实的，但抗日是不可靠的；阎锡山极靠不住；西安方面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虎城听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援。
杨虎城拿着两广给他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张对杨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阎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的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同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时未作任何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第二天的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