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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所以只有那些能用少量的手段创建大事业的人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
第八篇 战争计划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经大致上描绘了战争的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以便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概略地提了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时会碰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以后，就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在随后的一章②中就能够指出，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唯一手段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以后，我们又分别研究了战斗以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关系和形式，以便一方面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把它们从那些经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涵义模糊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使人们能认识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战争这个整体上来，因而，不得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观念。
从总的方面论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织于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胆怯。
实际上，这种胆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象极为简单。我们听到和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言词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如何操纵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的机器时，就好象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似的，以致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就简化为一个搏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动机有时是两三个简单的想法引起的，有时是感情的激动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十分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需要理智予以研究的情况很多，作战涉及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此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再考虑到理论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即明确而透彻地说明这些事物，并且始终要使行动具有充分的必然的根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极大的不安，会担心可能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碰不到具有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如果理论研究获得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了，或者说，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反而要好一些。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会低估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与此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把整个军事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确实是每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灵魂，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出色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人们想要支配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继续前进。我们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的见解在各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使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中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别的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以前，是不会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一—和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如何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象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Ｔ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根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是意识不到的。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吨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而且，还击也几乎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一切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个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更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但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
如果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象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它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大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点，这如同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能够赋予他自己的画以这种或那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即使喊哑喉咙也无济手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假如1798年普鲁士预先知道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以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1806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
第三章（上） 战争的内在联系
由于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的则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对战争的结果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空隙。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超过这个顶点，就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领域），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在取得最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在这里必须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可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由于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
认为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象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积存起来。
正如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但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
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会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就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1744、1757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长期的占领。
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和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致冒国家存亡之险的。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怎样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都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敌人①，却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① 指1805、1806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译者。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同的考虑吗？
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是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
第三章 （下）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知道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然而，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可能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而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由于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了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