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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军队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个现象就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虽然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和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 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基调） ，在他们的思想中主力会战仍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
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敌对感情和仇恨感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加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然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而主力会战，正象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是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性质。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觉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
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月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 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口巾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 即战斗精神） 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 即意识） ，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1） 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2） 地形的性质；（3） 各兵种的比例；（4） 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第十二章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尽可能地为赢得胜利作好准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是战略默默无闻地作出的功绩。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赞扬，只有利用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战略才显得光彩和荣耀。
会战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它对整个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取得胜利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①。
但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不论胜利的发展是怎样地短促，它也总有个初步追击的时间。在一切情况下都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避免到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短而概括地谈一谈胜负决定后必然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对战败了的敌人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时刻开始的。至于在这以前双方交替出现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只是会战进程本身。在对方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瞬间，胜利虽然已经肯定了，但它的规模通常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还不大。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发展胜利，那么胜利就不会在许多方面提供更积极的利益。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获得的。我们首先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交战双方军队‘的体力通常在进入会战以前就已经受到很大削弱。而在长时间的搏斗中体力消耗很大，军队可能会筋疲力竭。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
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完子弹的人补充弹药。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它们可能被主力所收容，或者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明显，胜利者就很容易有丧失胜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追击，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很多增援，但在上述危机状态中，胜利者的追击的冲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减少既得的利益。此外，人们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必然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时避免危险和停止活动。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作是例外，只有他们还能看到和想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有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以后，还能想到其他成果，这些成果在别人看来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晶。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何况统帅本身精神也很紧张，身体也很劳累，他的内心活动或多或少也会有所削弱。于是，由于人的这种常情，人们所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做到的也只是最高统帅的荣誉心、魄力和严酷所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许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在扩大这个胜利时却迟疑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由于自己需要休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中止追击。
初步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用骑兵进行的追击。这种追击主要是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紧逼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往往可以妨碍追击者前进。骑兵虽然能攻击精神受到震撼和力量受到削弱的部队中的零星队伍，但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追击时，它始终只是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联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在这里才是例外。
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当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可以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通常，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否则，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觉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又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没有结束，如果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继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或多或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最卤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集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夜暗可以帮助他摆脱敌人。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地好转。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收拾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显著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其他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以后计划和情况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可能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追击如同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只不过是战争的许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
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入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尽，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常常会遇到的） ，那么他当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即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如果在现代会战中还可以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往往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在郎城会战中，是由于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可以完事，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 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 是极其罕见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