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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 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 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 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 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在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排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惭。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 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 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 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 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 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 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 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
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