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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联在奥地利并非没有合适的代言人。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战时偶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其中菲舍尔可以说在战时最为富有领导人旗帜，他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民众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而霍纳则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但是最终被莫斯科看好的还是在战争中比较低调的约翰？科普莱尼希。、
在以后几周内，奥地利境内的局势迅速陷入僵局。其背景自然是三个主要占领国的关系日趋恶化。但是莫斯科方面并不介意，因为此刻第三帝国已经轰然崩溃，苏联不再需要西方世界的支持，何况此时在战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在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西方盟国和莫斯科都存在着争执。斯大林不介意在奥地利问题上用独断专行的方式给予西方世界更为明确的压力。
第二章：华约东进（四）
不过奥地利人并不打算放弃投奔西方阵营的机会，尽管西方世界面对苏联的红色铁骑和手握的毁灭性力量颇为忌惮。但是在战后由苏联政府所一手操办的奥地利全国开展中央议会和州议会选举之中，尽管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奥地利共产党人所获得的选票并没有能够压倒由奥地利人民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右翼联盟。
选举结果有趣地证明，尽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奥地利的民主党派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之下遭受压制而销声匿迹，但奥地利人的政治忠诚还是坚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国的初期一样，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投人民党的票，而城镇则投社会党人的票。苏联当局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人竞选的实力，到选举揭晓时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过虽然莫斯科方面感到颜面尽失，但是当选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总统的卡尔？伦纳博士还是不得不任命共产党人约翰？科普莱尼希为联邦总理，而更为关键的内务部则交给了同样来自共产党的恩斯特？菲舍尔，因为在施瓦岑贝格宫前的广场之上已经竖立了巨大的红军纪念碑。造型是一个一手擎旗，一手持盾的苏联士兵，他象征着解放，更象征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而与此同时，奥地利与昔日的藩属―南斯拉夫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边境纠纷，一旦维也纳失去了莫斯科的支持，那么铁托对克拉根福的领土要求便随时可能导致奥地利国土的沦丧。而西方世界对于奥地利人也并非全都那么友好和慷慨，最后进入奥地利西部地区的法国人就表现出了不亚于莫斯科的贪婪，他们不仅大肆掠夺奥地利的相对完好的工业系统，更消耗着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次大选和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经四国正式认可的奥地利政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向外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奥地利的民主精神虽经多年的独裁统治和战争，却远远未被压服，不仅能够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成熟了。
而两个主要政党各自抛弃了战前基督教社会党人某些比较极端的教权思想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伦纳政府当政期间，他们已经显示出能够在一起共事，其合作程度是第一共和国时期所难以想望的。现在他们表明毫不迟疑地同意把这种合作继续下去，而且在职务分担方面几乎没有耽搁什么时间就取得一致意见。
促使他们团结一致的不仅是来自东、西两大阵营的双重压力。还有国内皇室的复辟企图。长期流亡海外的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和罗伯特大公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支持重返维也纳，并公开开展政治活动。奥地利人民党所创办的报刊立即提出强烈抗议。而奥地利政府则重申，前共和国所通过的并在宪法里体现的有关驱逐不肯宣布效忠于共和国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法律仍然有效。继而共产党人所控制的内务部雷厉风行的发布一项正式命令，驱逐那两个大公并解散由他们所组织的奥地利人联邦同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卡尔？伦纳博士对于东、西阵营而言都并非理想的人选。他早年所奉行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不仅被列宁斥之为“最精致、最彻底、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在西方也缺乏市场。但是不可否认他却是当时情况唯一拥有足够威望、足以领导整个奥地利走向复兴的政治领袖。
战后整个经济体制已经瘫痪了。在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作战时期，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工厂装备都被撤退的德军运走或破坏。而战争本身又对春耕春种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使一年的收成落了空。剩下来的许多东西，不是为当地居民所抢走，就是为苏联军队所征用。在西部占领区内，大批投降德军和难民的存在，纳粹的逃亡，盟国军队的到达，南斯拉夫的侵入和依靠德国战争机器推动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综合体的崩溃，也使工业处于停顿状态。
伦纳不得不向托尔布欣元帅求援。在苏联的援助之下，维也纳居民分配到了油、肉、糖和干菜，使整个城市免于饥馑。而盟军所控制的西部占领区的情况却并不那么理想。当地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得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宜于农业生产，而大量难民涌入所导致的人口更令正面临广泛性缺粮的西方世界（英国本土当时也被迫实行面包配给制）爱莫能助。
而除了供应人民维持生存的口粮之外。向用户提供煤和电，为恢复国家工业提供燃料和动力，也成为奥地利政府仅次于前者的紧要任务。而奥地利唯一的无烟煤矿和油田都位于东部的苏联控制区。因此在西部的盟军控制区，1945年的冬天老年妇人跟在盟国煤车后面希望从雪地上捡到几块煤的景象，到处可见。而正是缘于苏联对奥地利经济命脉的控制，西方世界对奥地利工业恢复的努力原没有象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那么颇见成效。
而在奥地利，斯大林也接受了一些专家的建议，抛弃了原先那种粗暴的掠夺模式。在德国本土和远东地区，苏联军队一抵达便开始将大量的原料、工业设备和私人财物打包运回国内，但是这种做法对苏联经济是否真的有利，很快就遭到了怀疑，因为许多机器拆卸下来，往往一搁就是几个星期，任其生锈，然后才装走，有些简直永远也装不走。
苏方代表建议与奥地利政府签订一系列单方面协议，仿照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建立公司的先例，建立苏、奥联合公司，以开发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和管理多瑙河航运公司。苏联军方把定为德国财产的设备原封不动地留在奥地利，使之为苏联的经济利益开工生产。尽管西方世界把奥地利工业复苏更多的归功于这个国家人民自身的努力，但是奥地利矿山和基础工业在战后保持着不断向上的趋势，甚至到了1948年3月，其矿山和基础工业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战前产量的11％却足以说明苏联对奥地利工业的扶植力度之大。
尽管由于冷战的加剧，使得奥地利结束被多国分区占领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后，以及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奥地利最终地位的谈判却再度出现了曙光。奥地利在1954年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外长会议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奥地利成为欧洲中立国的建议。这个建议表面上看起来对苏联很不利，是赫鲁晓夫向西方伸出的橄榄枝，但是北约在事后却发现，即便没有70年代的欧洲“鲜花革命”，作为中立国存在的瑞士和奥地利也会将北约的战线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割裂成西欧和南欧两部分。
但是此刻为时已晚，1955年3月15日关于战后重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最终在维也纳的贝维蒂宫的大理石厅签署。全称为“关于重建独立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定于1955年6月27日生效。参与条约签署的国家除了奥地利外还有二战后占领奥地利的四个国家，它们分别为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
根据条约1955年9月最后的一名苏军士兵撤离了奥地利，而西方盟国的军队撤出则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10月份。这是因为西方盟军认为要在奥地利西部驻扎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各自的军营里建立了许多配套的家属区。而在1955年10月26日最后的一名盟军士兵撤出奥地利时中立声明被写进联邦宪法。声明中规定奥地利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但是西方世界却忽视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条约中明确写到“奥地利将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护本国的独立。”
战后苏联训练的共产党人和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茨？霍纳成为了奥地利内务部的副部长，尽管重建一支非政治性的警察力量是战后各国所确定的奥地利新政府的初步目标之一。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祥之兆。1945年6月，苏联已经在奥地利首先建立若干辅助警察小组，由过去的电车售票员，忠诚的共产党员―鲁道夫？豪特曼领导，而弗朗茨？霍纳领导的则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奥地利游击营则，这支部队驻扎在霍夫堡，作为共产党中央护卫队。
1945年底第一个自由政府成立后，内务部长的职务交由恩斯特？菲舍尔担任了。从奥地利国内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然是左右大多数选民的人民党和社会党人对共产党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从而成为加强联盟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也标志着共产党人对国家暴力机关的实际控制。
而奥地利宣布独立之后，原有的警察部队改组为奥地利联邦人民军，有趣的是这支由现役、民兵役和预备役三部分组成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和北日本公安军一样都只有一个大军种―陆军。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的军事力量便停留在地面，除了拥有各下辖1个机械化步兵旅和1个轻装山地旅的军级单位之外，奥地利联邦人民军还拥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陆军航空兵和一支不弱于小国海军的多瑙河内河舰队。
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对于战云密布的欧洲而言或许根本无足轻重。但是其所位于的地理位置却成为了华约方面对北约意大利方向的防御前沿和进攻基地。尽管现役兵力不足5万人，但是而和华约国家一样，奥地利也维持着巨大的预备役和动员机制。奥地利宪法规定，凡年满17周岁且未满5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奥地利在72小时便可动员预备役7。2万人，参加训练的非义务性预备役99万人。
针对过去奥地利军队所奉行的一旦遭到入侵，主要在本土内进行全面纵深防御的区域防御作战方针，战后在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之下，奥地利防务思想从区域防御转向主要在边境地区实施机动防御，并将分散的兵力部署调整为相对集中部署，后勤补给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重点是加强边境控制，保障边境安全。陆军作战部队主要部署在重点城市和东部边境地区。一旦遭遇来自北约的进攻，奥地利军队将在西南战区进行机动防御，逐步削弱其进攻力量之后，再退守其东部平原，等待来自华约南部集群的支援。
编组为南部集群的华约军事力量除了苏联在该地区的驻军之外，主要由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组成。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曾经被作为苏联与这个华约成员国关系的冰点。但是1967年两国续签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8年8月，匈牙利支持苏联策划的以华约缔约国的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
1965年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此后主要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是“匈牙利”事件中最大的赢家，他上台执政之后不机械抄袭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作法，考虑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特点，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他重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发扬民主，贯彻“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联盟政策，积极改革管理体制。传统的奥、匈联盟在卡达尔手中得以发扬广大，除了双边贸易往来日益繁荣之外，两国在防务合作上也日益密切。
奥地利虽国小人少，军备规模不大，但其军事工业却颇具规模，构成了一个门类较全、基本配套的军工体系。其特点是：军民结合、自我发展、科研领先、重点突出。参与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50家，从业人员4。2万人，其中科研人员1600人。所有军工企业既生产军品，也生产民品，一些生产线还可平战转移。在科研上注意跟踪国际军备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常规武器弹药技术的发展，重点开发具有本国技术优势的项目，如大口径火炮、装甲车辆、轻武器和工程后勤装备等。本国军队现役装备的80％以上为自行研制生产。
而这些武器装备除了供应西方世界之外，也大量的走入了华约组织成员国的武装部队序列，匈牙利内务部队和边防军便装备闻名遐迩的AUG自动步枪、SSG系列狙击步枪。而斯泰尔？戴姆勒－普赫公司研制的“游骑兵”轮式装甲车也由于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采购订单而在80年代初便开始大量的生产。
一旦维也纳发出“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求援信号，匈牙利人民军陆军第1集团军的装甲洪流随时可以紧随着苏联驻军的脚步进入了奥地利东部地区。尽管匈牙利陆军仅有3个师和2个旅属于常年战备状态。但是在多年的南线战场，双方第一时间都不可能展开过多的兵力。匈牙利人民军有信心在不晚于西线部队2到3日内穿过奥地利到达意大利北部的战场。
第二章：华约东进（五）
如果在东欧的华约组织成员国之中评选一个与苏联最为亲近的“兄弟之邦”的话，那么保加利亚恐怕将是当仁不让的优胜者。在这个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民间所弥漫的那种浓厚的反苏情绪，几乎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相反，倒是处处彰显着这个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亲密。
在保加利亚的许多大城市里都有纪念1877―1878年战争的纪念碑或雕像。那场战争被称为“俄土战争”，曾经虎距巴尔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沙皇俄国所击败，而保加利亚人也藉此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为了纪念在这次俄土战争死去的20万俄国士兵，保加利亚还于1882年专门在索非亚开建了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大教堂，1913年又修建了圣尼古拉俄罗斯小教堂。这两座教堂至今仍是索非亚的代表性景点。
保加利亚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比较特殊的一支，与巴尔干半岛其他斯拉夫国家并不同宗。它是由斯拉夫化了的色雷斯人与保加尔人融合而成，带有不同地区多个民族的血统。保加利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受到了多种文化影响，如古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等等。
这一点，从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的名称变迁和现存文物古迹中也可见一斑。索非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央，色雷斯人公元前7世纪建立它时叫塞迪卡，斯拉夫人到来后改称维斯雷德茨，11世纪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称特里亚迪察，14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才叫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位于色雷斯平原，公元前3世纪作为马其顿主要贸易城市时称菲利波波利斯，古罗马统治时期称特里蒙迪乌姆。现在残存的国会大厦、竞技场等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罗马的痕迹。而14世纪建造的久马亚。加米亚大清真寺则无疑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不同文明的载体不只是替代，更有相互交叉和并存。这种长期与多种文化相适应的经历，塑造了保加利亚与大国的独特关系。
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不同于中、东欧的那样“四战之国”，也不同于处在三大势力夹击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作为中世纪东欧原野的族群同拜占庭争夺的前线，和后来斯拉夫国家同奥斯曼土耳其对垒的据点。保加利亚除了在历史上建立过两个短暂的地区性大国之外，从古代到近代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主权，但是却无一不受制于来自小亚细亚或东欧的超级大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加利亚的历代统治者似乎练就了“认命”和随遇而安的实用主义性格，对于它所依附的大国，往往都能保持顺从和良好的关系。当然只要妙笔生花，这样朝秦暮楚的性格同样可以解释为保加利亚是一个能够包容的民族，待人比较宽厚云云。
因此所谓保加利亚对俄罗斯和苏联充满了感恩之情，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耿耿于怀的说法，其实在历史上并不真正的能站住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之后，保加利亚当政者为了收复失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站在了奥匈和德意志帝国一侧向虚弱的沙皇俄国宣战，只是那一次保加利亚人压错了宝，不幸再一次成了战败国。
根据1919年的《纳伊条约》，保加利亚不仅将许多领土割给了南斯拉夫、希腊和罗马尼亚，而且还要赔偿巨款，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于是，急于摆脱失败命运的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急功近利站在了德、意法西斯一边，不过面对扑朔迷离的东线战场，和罗马尼亚、匈牙利这样老冤家，保加利亚人选择了出工不出力而已。
只是允许德军假道自己的铁路线进入希腊，保加利亚在二战初期便轻松的获得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希腊的爱琴海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加上在希特勒仲裁之下，罗马尼亚归还的南多布罗地区，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可谓赚的盆满钵满。但是随着战局日益不利，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应希特勒邀请，出访东普鲁士。当希特勒要求保加利亚出兵抵抗苏联红军的节节推进之时。鲍里斯三世却拿出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作为挡箭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
鲍里斯三世显然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代价，他回国时便发现身体不适，胸口疼痛。随后便在王宫晏驾。鲍里斯三世的死因顿时成为一个谜团，美国报刊宣称国王是在从德国回国途中，在飞机上被杀死的；而英国媒体起初说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