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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之外，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这条热线表现出急躁情绪，因为两人都习惯于在电话前高谈阔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把话说完，然后由口译员把他们的话速记在文件上，再通过密码发送，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队买面包”。
领导人不满意，负责翻译发报的口译员们也是一肚子怨气，因为柯西金、葛罗米柯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嘴里总是充满华丽的辞藻与空洞的修饰语，苏霍德列夫不得不为一句关键的句子等上半天，而自己又不好意思停下笔，只好用外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画素描”。尽管沟通如此不便，但美苏首脑终于就共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不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正式停战。
经过这次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视热线的功效。1971年，美苏双方一致同意将军事热线系统提升到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模式，由两颗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和两颗苏联“闪电－2号”通信卫星担任信息中转任务，这样美苏领导人实现了真正的语音通话。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在其政治局办公室里安装了热线电话，可直接与白宫通话。
当勃列日涅夫需要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这部电话会自动启动“机密专线”，专线上的声音信号全都经过加密处理，即使被人窃听或捕捉到也不可能还原成原始的声音信号。该电话机没有拨盘，也不用拨号，只有各种神秘的字母按键，至于这些字母的特殊含义，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他身边的秘书以及安全人员知道。当然美国总统如果有同样的需求也可以拨通电话，直接与苏联领导对话，但前提是对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但是此刻刚刚结束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的里根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柯尔莫哥洛夫的，因为他本人此刻并不在克里姆林宫内，甚至也不在莫斯科。他此刻正在巴黎访问，与法国第六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总统、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谈笑风生。
1984年是苏联和法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的1月1日苏联政府开通了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从此之后法国民众可以畅快的使用从西伯利亚输送来的廉价天然气了。毕竟相比于所谓的主义和阵营之分，生活中的点滴实惠才是一向现实的法国人所关心的。也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5月躁动的法国大学生会为了不能进入异性的宿舍楼而掀起一场政治风暴，从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领导“自由法国”的英雄―夏尔。戴高乐赶下台。
现在回忆起来，很多法国人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国家当时发生了什么。市民不知道为了什么走上街头去示威，甚至建立街垒与武装的军警对抗。但是这一切却真实的发生了。1965年安东尼大学1500名个欲求不满的大学生为了在宿舍房间混居，而与校方斗气而发起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罢交房租运动。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谁也没有想到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局。
大学生们为了阻止校方在宿舍楼门口中建立监控的门房，而“占领”建筑工地。当时骚乱非常严重，促使管理部门和校长本人不得不亲自命令警察开进该地制止任何“暴力”和对建设的“威胁”。于是学生们聒噪而起说，“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600―800名警察占领了现场。住宿生还在墙上乱涂乱画以遣责警察的来临。
事后证明校方处理抗议者的方式出了问题。他们从几十名示威者中选出出名的学联鼓动分子，在学校训导会议上把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7名学生被开除的消息引起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声讨活动。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们把对学生组织的迫害与政府企图粉碎阻碍、实施富歇计划的行动联系起来，该计划以主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教育部长的名字命名。学生们认为该计划将会“根据资本的需要”改变大学的性质。
而当时正因为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战争而蠢蠢欲动的法国左派政党也立刻卷入其中。开始支持受处分的7名学生，这一举措预示了1968年5月下旬他们对学生的支持。法国共产党在塞纳的代表瓦扬。库蒂里尔夫人称她与学生休戚与共。塞纳省议会的共产党人站在学生协会一边反对“警察镇压”。法共的代表一以一个政党的身份要求撤消对学生的制裁，立即撤离警察。
执行开除使问题更加棘手。驱逐学生的日子定在11月23日，星期二，但是受处分的学生拒不离开房间。学生们设立了一条纠察线和由家具组成的简易的路障阻止了驱逐者，这预示着1968年时，学生们没有采用其他不熟悉的形式。执行的延缓使校方再次把警察、甚至包括保安部队召来。
警察干预得十分粗鲁，四、五百名学生不顾维持秩序的武力，继续进行反抗。7名警察受伤，有些与法共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打了起来，18名学生被捕。一些学生受了伤，至少有5名被送到门诊部治疗。一名女住宿生受了重伤，一个残忍的警察将一枚长8厘米的兽医用针扎进了她的大腿。这一野蛮行径激起第二天的新抗议。对学生的同情扩大了。
虽然戴高乐随后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化解矛盾，他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36岁的雅克。巴兰德被任命为舍监，尽管这样作似乎表明戴高乐的教育部用一种可以称道的自由主义或至少是一种灵活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作为1955年法国学生联盟的主席，巴兰德曾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安排了苏联学生访问法国，他本人的身上便带有浓郁的共产主义倾向。
果然巴兰德迅速而明智地决定容忍男女合住的现实。结束了安东尼日渐闻名的“爱的战争”。不可否认，他成功地缓和了紧张局面。但是这却不过是饮鸩止渴。或许巴兰德早就预料到了年轻人永远是欲壑难填的，安东尼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它将演化成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大风暴。
今天法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等一系列连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皇”―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都叫不上名字的左翼政党在法国联合执政。他们七嘴八舌的争吵着要建立所谓“民主的、自治管理的、多文化的、发扬法国自由和人权传统”的社会主义。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更象是一出闹剧，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柯尔莫哥洛夫知道他应该和谁去讨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口口声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国共产党之外，存在着一个掌握着法兰西共和国所有军事资源的组织―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
在结束与象所有法国男人一样喜欢夸夸其谈，脑子里除了政治理念就是红酒和女人乔治。马歇的会谈之后，柯尔莫哥洛夫便将登上此刻正停泊在法国布雷斯特军港的苏联波罗地海舰队的旗舰―1144型“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伏龙芝”号前往另一个由自己一手改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成员的西欧国家―葡萄牙。而在漫漫的航行途中，他将有足够的时间与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萨朗将军去商讨如何将目前正在英伦三岛之下滚动的岩浆转变为喷发的火山，而关于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政府的反应，他似乎并没有太去关注。因为在柯尔莫哥洛夫的眼中拥有实力永远都意味着主动。
第二章：合纵连横（十）
在成吉思汗曾经厉兵秣马的草原之上，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正灯火通明的矗立在地平线之上。今天它用来纪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苏赫巴托尔的新名字早已流传于世，已经没有多少蒙古人还记得这座“红色英雄之城”（蒙古语“乌兰巴托”）昔日曾是清帝国所册封的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圣殿”（蒙古语“库伦”意为：草场、大寺庙）。
尽管自清末以来无论是手拿着念珠的蒙古王公贵族还是依靠着苏联的骑枪和马刀崛起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都竭力想要摆脱中国对自身的影响，甚至不惜断绝蒙古牧民百年以来所依赖的由山西晋商所建立的商道，使整个国家陷于商品荒之中。但是无论是这座蒙古最为现代化的城市还是贯穿其间连通整个国家的铁路，最终还是依靠着与之山水相连的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虽然今天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而中蒙之间已经几乎没有了任何的往来。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直到60年代，中蒙关系发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从1956年到1965年，中国政府曾向蒙古提供了3笔总价值4。6亿卢布的经济援助。而由于蒙古地广人稀，苏联当时又忙于自己国内的战后重建，中国政府在60年代还无条件的向蒙古派遣了1。8万名专家和援建工人。正是这些工人修建了从苏联边境城市恰克图一直延伸到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二连浩特的“蒙古大铁路”。
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蒙古境内的延伸，这条铁路在蒙古境内依旧以军用战备为标准―采用单线、1520毫米的苏制宽轨距。并一度延伸到中国境内，直到70年代才转变为复线准轨距。尽管出自中国筑路工人之手。但是中国每年仍需要按里程数向蒙古支付货物过境费。而在进入乌兰巴托之前，这条铁路在那赖哈附近的汗山山脉中绕来绕去，曾在这条铁路线上行驶的中国列车员曾笑称这是为了凑组700公里的里程数。但是只有少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政要员才知道在清帝国的史料中被称为“秀峙其中”的汗山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应该说脱胎于沙俄帝国的红色苏联对于蒙古有着一份极为复杂的感情。这可以追溯到7个多世纪之前，当时一支从东方带着剑与火而来的军队席卷了喀山、基辅等10余座今天在苏联的版图上依旧宛如明星般闪烁的城市。据说当时莫斯科便有着“多如蚂蚁和蝗虫的居民”，他们试图凭借着城市周围“以致连一头蛇都不能穿过”的森林去抵挡那些上帝之鞭。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蒙古大军抵达之后，迅速从四面八方修筑了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然后架起投石机，仅用5天时间就攻陷了莫斯科城，杀死了包括被公认为全罗斯势力最强的王公―弗拉基米尔在内的绝大多数居民。
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人经历了其历史之上最为漫长的黑夜。与蒙古人的统治相比，瑞典、波兰、拿破伦乃至希特勒对俄罗斯的征服都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从那时候起，成吉思汗、术赤、拔都以及他们子孙的名字宛如屈辱的烙印一般刻在绝大多数俄罗斯的心中。而事实上如果不是突厥系蒙古人―帖木儿的崛起，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可能将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就在拔都过世后的一百多年之后，他的后裔―脱脱迷失还曾镇压过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人起义。
因此当彼得大帝和他的后来者们将沙俄帝国的疆域推进到草原帝国的中心之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想到的自然是永远的将蒙古置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不令其再度崛起。在这个大方针之下，莫斯科有步骤的在蒙古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用灭绝蒙古文字、宗教、社会体系的方法逐渐将其纳入俄罗斯的文化圈。当然这一切的背后全都不可能依靠强大武力的后盾。
凭心而论在铁路和机枪的面前，长于弓马骑射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在20世纪纵横驰骋的基础，而出于和莫斯科相类似的目的。由清政府在蒙古所推行的黄教文化更是阉割了蒙古人骁勇好战的天性和人口基础。但是这也促成了莫斯科对蒙古新的隐忧。因为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无力自保的蒙古将会成为其他亚洲势力借之威胁帝国腹地―西伯利亚的最佳跳板。因此莫斯科必须在蒙古的边境之上竖立起自己的盾牌。
苏联军队从1921年协助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先驱建国开始便驻守在这片茫茫大漠之上，正是那些“红色哥萨克”的存在，才令不过千余人的蒙古人民军击败了当时已经驻守在蒙古境内的中华民国军队以及盘踞库伦的白俄匪军。而后来被尊为红色战神的朱可夫也正是在这里，用哈拉哈河畔对日本关东军的胜利，第一次实践了自己装甲兵作战思想，并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俄罗斯人的字典里不惜用鲜血来保卫的东西，自然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失去。这也就注定了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可能用所谓道义来说服斯大林，让他拱手将蒙古送还。也只有蒋介石这般天真或者说无耻的政治家，才会在后来如丧考妣在**民党中央会议上宣称自己是上了斯大林的当，正式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允许外蒙古通过全民投票“独立”的换文，以试图在地图上收回主权。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蒙古在苏联国防上的地位曾一度被削弱。但是伴随着中苏之间的最终决裂，中蒙边境也再度成为了苏联军队的前线。从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在蒙古的驻军迅速回升，1955年从旅顺撤回的第39集团军在蒙古境内展开，驻守于乌兰巴托的驻蒙苏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着包括近卫第2坦克师，第51坦克师和第12，第41，第149摩托化步兵师在内的近7万苏联地面部队。但是这一切却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数百年的黄教文化曾使得蒙古地区和西藏一样，大量脱离生产的喇嘛不仅令蒙古的牧民远离了“南下牧马”的掠夺式生产方式。更大大限制了这个民族人口的发展。因此即便莫斯科授意乌兰巴托方面一再扩军，鼎盛时代蒙古陆军也仅能维持不过5万人的军事力量。即便动员所有的预备役人员，蒙古人民军也无力凑出20万军队，这样的军事力量放在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许还能称得上是“一支大军”。但是面对着陆军总数冠于全球的中国人，这点兵力却只能是无足重轻的存在了。
因此在阿尔巴特军区所制定的一系列中苏交兵的预案之中，蒙古人民军都从来没有被委以过重任。和哈拉哈河战役（日本方面称之为诺门罕战役）时一样，蒙古人民军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顶多以一个蒙古主权的象征出现在战场之上，从事清扫清扫战场之类的工作。当然仅以一个集团军的兵力想要去压制中国陆军“海浪般的攻势”也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苏联陆军毕竟具备在战争爆发之前短时间内迅速从西伯利亚乃至欧洲方面向蒙古增兵的能力。
仅从地图上看，这便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毕竟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展开，不仅代表着兵员和武器装备，更意味着庞大的后勤补给和相关基础设置的建立。这一切如果都依靠一条铁路线在战时运输到战场之上无疑是疯狂的。因此从中苏全面对峙的60年代开始，苏联军队便开始着手在整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构筑前进基地和战略物资仓库。而位于那赖哈附近的汗山山脉便是这一系列战略基石的其中一环。
根据苏联军方的计划，蒙古建设部队从60年代末开始便在汗山山脉依托山势修建规模庞大的工事群，这些地下堡垒最初的作用是：如果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向蒙古发起突然袭击，在驻蒙苏军和蒙古人民军接战不利的情况，被迫放弃包括首都乌兰巴托在内的大片国土之时，仍可以依托汗山山脉阻击中国军队继续向北挺进威胁西伯利亚。
而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苏联在全球范围之内由守转攻，汗山山脉这道“最后的防线”也逐渐变成了苏联在蒙古地区攻势部署的起点。数以百计的空军机场、陆军基地、导弹发射阵地在整个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蒙古草原之上被建立了起来，起初这些军事设置还主要集中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与满洲里交接的乔巴山一线，后来逐渐开始向南延伸。到80年代初，苏联军队已经在蒙古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修建了野战机场，从这里即便是苏联空军以及落伍了的苏―17型战斗轰炸机都足以将北京纳入攻击范围。
而在1982年，莫斯科方面突然宣布将“认真考虑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从蒙古撤军的建议”，这貌似是在响应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撤军前提”（苏联军队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过苏联政府却以保证“未来蒙古有足够能力自卫”为理由加紧向蒙古输出战略物资和国防工业。在蒙古第三大城市，靠近苏蒙边境的达尔汗，在莫斯科的全力支援之下，蒙古政府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坦克大修厂和飞机检修厂。而更为恐怖的是，在汗山山脉等地的战略物资仓库里，苏联军队开始储备空前数量的军用物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获取的情报，截止1984年1月1日，蒙古境内苏联军队已经储备有满足7个合成集团军3个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油料。
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诚意，而是一场“减灶增兵”的骗局。而真正图穷匕现的是，1984年3月份，莫斯科方面宣布将在本年度的8月份在蒙古境内举行一场代号为“勃柳赫尔―84”苏蒙联合军事演习。虽然苏蒙两军每年均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之大却非比寻常。
虽然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将有15万苏联军队进入蒙古，以测试在苏联军队撤出蒙古之后，该国出现紧急事态时两国的应变能力”。但是从当年的3月份到7月初，苏联军队却总计向蒙古增派了4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而驻蒙苏联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数量更从原来的260余架陡然增加到1600余架。如此庞大的兵力集结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一次演习那么简单。
而随着从北京城内传来的第一声爆炸开始，所有的谜底便得以全部揭开。在苏联空降兵在北京上空跃出机舱的同时，沿着中蒙边境一线部署的苏联陆军也系数进入临战状态，滚滚的装甲洪流将汹涌而下，沿着当年成吉思汗的子孙和驹、犬们的路线，南进扣关，直捣燕幽。
第三章：内外交困（一）
1984年7月28日星期六，蒙古乌兰巴托时间19点15分（同北京时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的草原之上曾经照耀大地的浩月和星光此刻都在布置在野战机场四周的强力照明系统的映照之下黯然失色。一架架野战迷彩涂装的苏联前线航空兵的战机正整体的停放着，地勤人员忙碌的进行着出击前的整备工作。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晚餐只是就着凉咖啡啃了几口黑面包而已。
和他们相比，在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