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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参与决策却只有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以及时任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五个人而已。而这5个人之中真正一锤定音的无疑还是勃列日涅夫那句低沉而威严的“我决定，干掉他！”。而其他人惟有按领袖的意愿去行事而已。
“不，你错了！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事实上在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上也不过是强大的苏联红军手中的橡皮图章而已。军队和军工集团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和平。当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扩充军队和更换装备的情况下，他们便对战争趋之若骛。”曾经身为克格勃主席的柯尔莫哥洛夫当然清楚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之中，苏联军队内部对政治局所施加的压力，甚至连二战时代的名宿―崔可夫元帅都亲自致信勃列日涅夫。
曾经在珍宝岛冲突之中提出使用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苏联军队强硬派的代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英雄―崔可夫元帅这一次在信中搬出现代俄罗斯之父―彼得大帝的遗训。沙皇彼得大帝曾经有一份一直保存在保险柜中的遗嘱，直到他死后50年，即1775年才公布于世。彼得大帝在这份遗嘱中说，不论谁继承他的王位，都应该向南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为在他看来，“不管谁在那里统治，谁就将统治世界。”彼得大帝预言：“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虽然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的崔可夫元帅从1972年便已经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其在军队之中仍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其关于通过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的主张更并非他的个人意愿，而是代表了苏联军队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呼声。而在苏联红军这样一头巨兽所明确表达出来的欲望面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往往也只能予以尊重。
楔子：北京之夜（八）
“国虽大，好战必危”这句据说出自古老中国最早的战争法则―《司马法》中的名言虽然不曾为广大俄罗斯人所知，但是作为此刻掌控着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向东南方向碾压过去的奥加尔科夫元帅而言，却宛如一条可怕的咒语在他的脑海里始终不断的显现着。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莫斯科凭借着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与华约正面对峙的欧洲战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兵不血刃便实现了无数代沙皇和俄国将军们的梦想―饮马大西洋。
但是从阿富汗战争开始，曾经无往而不利的红军战车便深陷于游击战的泥沼之中。的确从地图上来看，假道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是苏维埃帝国从侧翼包抄波斯湾，最终切断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石油咽喉的无二捷径。但是曾经令19世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三次铩羽而回的阿富汗山民却并非是易与之辈。也难怪一位喀布尔市民在战争爆发之后会对一名外国记者不无骄傲的说：“让俄国人读一读我们的历史吧！”
虽然奥加尔科夫元帅的爱徒―副参谋总长的阿赫罗梅耶夫上将成功用各种手段在苏联红军进入阿富汗之前，令这个国家的十万正规军陷入了事实上的瘫痪之中。但是在许多地方，赤手空拳的阿富汗平民还勇敢站到了苏联红军的坦克面前，而那些已经被苏联军事顾问团解除了武装的阿富汗士兵，也不甘束手待毙，他们更是不遗余力的对苏联军队的前进制造着障碍。虽然最终凭借着庞大的兵力和严密的组织和计划，苏联军队还是成功的完成了鲸吞阿富汗的奇袭计划，但是阿富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却将这一次本该在几个月之内结束的军事行动绵延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凭心而论，如果没有得到了周遍国家的支持，阿富汗的山民虽然骁勇但终究难成气候。穆斯林游击队的武装开始只有3万多人，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是奇缺，他们手中仅有的是一些轻武器，许多人甚至还拿着短刀和石块。更重要的是这些武装团体隶属于各个孤立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互不统属。如果没有来自阿富汗东方邻国所输送来大批几乎专门是为游击战而开发的武器装备，那么阿富汗山区的那点“星星之火”永远也不足为惧。
目前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在苏联军队的重兵围剿之下仍在顽强的成长着，在阿富汗东北部和东部各省，塔吉克族的根据地正在日益壮大着。越过终年积雪的明铁盖大坂，来自东方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这个国家。而在阿富汗边境的南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武装普什图人。
“虽然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力量足以在第一时间突破中国人的边境防御，甚至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北部纵深地带，但是如果战争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结束，那么最终苏联红军将陷入一个数十倍于阿富汗的更大沼泽之中。”虽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的劝说之下，奥加尔科夫元帅最终选择了与那些阿尔巴特军区的“老近卫军”们，不仅接受了对方宏大的增兵远东计划，更凭借着自身的权威力主对中国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略突袭。但是作为一名曾经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他却深知押上巨额筹码的莫斯科所面对的是何等凶险的倾国一赌。
在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上，超过300百万人的苏联红军组成了4个战略突击集群。在战线的最东边，在乌苏里江的右岸是由苏联远东军区精锐部队所组成的红旗滨海方面军群，而在这支由战功卓著的第5、第15合成集团军为主组成的方面军群的西北方向则是规模更为“庞大”的阿穆尔方面军群。
在被中国人称为“黑龙江”的阿穆尔河的北岸，苏联国防部部署着3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但是只有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知道，除了长期驻守在这个方向―阿穆尔斯克地区的第35合成集团军之外，剩下的第52、第53合成集团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影子兵团，除了从苏联欧洲部分的各大军事院校和后勤部门中抽调出来冗余人员组成的集团军司令部和伪装部队之外，这两个集团军的实际作战兵力都各只有一个乌拉尔军区调来的后备师。
在这个方向之上，苏联总参谋部的意愿是能将更多的中国军队吸引到比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国境线上来。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一侧是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所组成的广袤荒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北大荒”的所在。这里曾是曾经击败契丹和中原汉族的通古斯人的发祥之地。但是随着17世纪通古斯人在中原地区建立满清帝国，颁布了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的法令，最终导致这一的边境地区往往数百公里都缈无人烟。而来自欧洲的俄罗斯探险家们和哥萨克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趁虚进入，逐步完成帝国在东方的扩张。
虽然从1958年起，中国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数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充实了边防。但是依旧存在的沼泽和森林地区仍将大大限制现代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因此根据奥加尔科夫元帅和苏联总参谋部的计划，阿穆尔河北段虽然并不是合适的主攻方向。但通过一系列战术欺骗的手段所虚构出来的重兵集团仍担负着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的重要使命。
后贝加尔军区的主要兵力集中于赤塔州一线，编组为后贝加尔方面军群的突击集群实力雄厚，除了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29和第36两个合成集团军之外，在这一方面之上，还得到了分别从伏尔加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抽调的两支百战雄师―近卫第2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14集团军的加强。一旦战事打响，后贝加尔方面军群将从满洲里方向沿着曾经被称为“中东路”的铁路干线一路向南，越过呼伦贝尔草原直扑中国的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并在哈尔滨与红旗滨海方面军群胜利会师。
虽然很多“老近卫军”都将未来的东北战局视为1945年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满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经在远东军区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奥加尔科夫元帅却深知士气高昂、兵员充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远非当年暮气沉沉的日本关东军可比。而更为关键的是和当年各条战线都捉襟见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战争真正打响沈阳军区将可以通过铁路和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得到关内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境内，统一归属于西伯利亚军区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群和蒙古方面军群从一开始便必须面对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配合空降部队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以及从内蒙古方向越过多山的长城防线直低渤海之滨，切断东北战场与华北的陆路联系。在奥加尔科夫元帅看来，虽然这个两个方面军群云集了苏联红军最为精锐的突击力量，并可以得到蒙古人民军的支援，但同时兼顾两个战略目标仍是战役指挥官的大忌。
可对此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唯一能作的只有为这两个方面军各选派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将才。从苏联军队驻德集群总司令的岗位上调来的斯涅特科夫负责指挥同样由欧洲调来的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近卫第4坦克集团军以及突击第3集团军所组成草原方面军群。而现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波波夫上将则统帅着得到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第10特种机械化集团军加强的蒙古方面军群。
而在遥远的西北战场，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的中亚军区将在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过国境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作为苏联军队16个军区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虽然早在苏联建国初期，伏龙芝所指挥的东方面军便分编组建了中亚军区，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漫长岁月之中，这个区域的防御任务一直由土耳其斯坦军区和草原军区分别承担着。新的中亚军区是1969年6月24日才针对中国的威胁而重建。
虽然辖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中亚军区所拥有的兵力却仅有1个坦克师，5个摩步师。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这些部队在苏联武装力量的编制之中更是处于二线地位的简编师，与精锐的一线部队相比，简编师需要在动员2―3周后才能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南方战区的后续部队抵达战场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并不对由中亚军区编成的阿拉木图方面军抱以太大的希望。他们虽然同样被要求在战争打响之后越过国境线，但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以攻代守，牵制中国乌鲁木齐军区的兵力而已。
面对着空前辽阔的战线，奥加尔科夫元帅远没有麾下的那些将军们那样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对的对手拥有着深不见底的战争潜力。虽然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已经集结了空前庞大的突击力量，但是面对着一个近20年都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胜利。那么惟有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一举摧毁对方的指挥中枢。
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却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为了麻痹中国，在尽可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向远东投送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频频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就在中国对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频繁在两国边境上制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内政府展开自卫反击作战之后，苏联政府却似乎突然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了兴趣。
虽然此前中苏关系在表面的冰冻之下并非没有突破。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1970年，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甚至连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我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从1979年9月下旬开始，双方却约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对此公开的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楔子：北京之夜（九）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联方面，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而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中国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都已经令苏联军队将“解决中国威胁”和“南下阿富汗”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集结和武器换装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稳住中国一段时间。因此外交上的接触即使不是一种麻痹对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让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想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军事潜力。但是却并未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河内政府并没有因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而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中国军队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缺乏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战争模式：士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等等。这一点与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苏联红军在与芬兰的战争之中所遭遇到的情况颇为类似。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稳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仍需要优先发展长期停滞的国民经济。因此尽管意识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诚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不过中国领导人依很清醒的提出这次谈判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才可以正常的发展双边关系。
虽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大前提。而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对于一心只将谈判作为庞大战争准备工作烟雾的苏联方面而言，这些合理性建议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