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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对于两名都有着数千小时飞行记录的老鸟而言在夜幕之中穿越太行山脉的任务虽然艰巨但还谈不上无法完成。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被称为“东踞太行连京津，西带黄河望陕蒙，南界石岭通太原，北倚长城揽云朔”的古城忻州已经遥遥在望了。“这里是定襄军用机场……听到请回答……”此时赵杰钦的耳机里响起了降落场塔台指挥员用军用密语所发出的征询。而远方的天空，一场长如火如荼的空战仍在紧张的进行着。
面对着规模和数量空前庞大的苏联运输机群，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空军所采用的主要是小机群袭扰的战术。从前线各野战机场的洞库中起飞的中国空军歼―5甲和歼―6甲型全天候截击机以四机编组的队型采取低空接近目标，然后突然拉升攻击的模式不断向位于苏联庞大机群核心的军用运输机发起进攻。面对这种低空突袭的战术，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米格―31M重型截击机虽然可以利用其具备下视功能的雷达提前发现，但是其所携带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数量终究有限，因此拦截这些低空目的的任务仍主要落在协同作战的苏―15TM和米格―25截击机的身上。
事实证明苏―15TM和米格―25这样以大型战略轰炸机和远程侦察机为假想敌的高空高速截击机在面对低空目标时表现的异常吃力。尽管中国空军歼―5甲和歼―6甲型截击机的低空性能也并不出众，但是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几乎疯狂的战斗意志，中国空军的战机还是不断冲击着由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新锐战机组成的防线。
第八章：第二梯队（五）
对中国空军而言，拦截苏联庞大运输机群最大的困难在于各编队之间的协调。在苏联空军强大的电子战压制面前，仅仅装备了超短波无线电台的歼―5甲和歼―6甲型截击机甚至连编队内的通信都无法进行。因此尽管中国空军各前沿野战机场动员了所有能参战的机群投入拦截，但是在实战中仍不免出现各编队分批抵达战场，形成“添油战术”的不利局面。
好在中国空军自朝鲜战争以来便始终面对的都是在有限的空域对特别目标的小规模空战的行动。因此各战机编队尽管无法形成数量优势仍各自为战，果断突击。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护航编队往往要同时面对来自多个方面的数波的中国空军的截击机编队。在简陋的雷达系统的引导之下，甚至连导弹都无法挂载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采取迎头攻击的战术。尽管在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有战机被扑面迎来的苏制空对空导弹击中，化为共和国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星辰，但是飞行员们依旧紧紧的盯住测距器上那不断缩小的数字，渴望着自己的战机可以突进到机炮格斗的距离。
这样的空战无疑是残酷的，超过80％以上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连敌方机群的轮廓都还没有看见便永远的被逐出了战场。许多编队甚至在同一时间被系数击落。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并非全无价值。根据战后的统计，即便拥有着武器系统方面压倒性的优势，苏联空军在面对中国空军歼―5甲型截击机时也没有能够保全所谓的“不破金身”，在整个护航作战中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也有15架各型战斗机被击落。
而歼―5甲型截击机的正面冲击更从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对手的护航队型，这便给了从其编队后方突入的歼―6甲型截击机群以更多的机会。挂载着中国自行研制的“霹雳―2”型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的歼―6甲型截击机理论上拥有着远远超过歼―5甲型截击机的攻击范围。但是即便使用“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发起攻击，仅3公里的最大射程同样需要中国空军的歼―6甲型截击机突入对手的编队核心。
因此在截击行动展开之初，中国空军在歼―6甲型截击机的武器装备选择上便颇下了一些功夫。在副油箱外侧和翼尖挂点悬挂4枚“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的同时，还在机翼内侧前伸挂梁上携带2枚最大射程为6公里的“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
在实战中这种几乎满负荷的挂载模式令歼―6甲型截击机获得了发起多次进攻的能力。在成功突入敌方机群编队后侧之后，歼―6甲型截击机首先可以选用“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对目标进行双发攻击，随后再寻机发射“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攻击其他目标。“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由于采用红外被动寻的制导，因此歼―6甲型截击机发射导弹后即可退出攻击，不用再跟踪目标。所以在整个拦截过程中，歼―6甲型截击机的战损虽然同样惨重，但是仍有不少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取得战果之后安全的退出了战斗。当然这也得益于70年代在歼教―6型试验机上定型量产的中国自行研制的飞行员救生弹射系统。
可以说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尽管在整个护航行动中战果辉煌，总计取得了超过200架以上的击落战绩，双方交换比超过1：5。但是在整个夜间空降作战过程中中国空军所展现出的顽强和不屈却足以令莫斯科之前过于乐观的幻想彻底破灭。显然中国空军根本没有在首轮打击中被摧垮，而随着白昼的降临，更多的中国空军战机将出现在三北的天空之中。
针对这一情况，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迅速作出了战略调整。随着地面进攻的逐步展开，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的主要精力开始转移到支援庞大机械化集群的推进中去。而此前一直被作为争夺制空权重点的北京则被降低为一个次要战区。而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的火力突袭重点也由原来的中国三北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转移到了遍布河北、山西、辽宁等省的中国空军野战机场和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一线的二线机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对于苏联空军庞大的运输机群而言，在这个午夜除了不断出现的中国空军截击机群外，复活的中国军队地空火力网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应该说从第一次空降作战开始，苏联空军便有计划有步骤的扫荡着自内蒙古到北京一线的中国防空体系。在开战之初，中国军队部署于这一些的雷达警戒线和主要防空阵地都遭到了多波次的密集轰炸。在苏联军方看来，在第二梯队的空降过程中，中国军队根本无力再组织起任何有序的抵抗来。但是这一结论显然还是太过于乐观了一点。
的确苏联空军的首轮打击对中国军队在北京周遍部署的各防空部队的打击是致命的。特别是后续由专业的对地攻击机群组成的火力分队以空中猎杀的形式逐一摧毁固定防空火力点的模式令中国军队在战前构筑的众多防空兵阵地被彻底摧毁。其中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中国军队防空力量中流砥柱的“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营由于机动能力相对较差，损失更是空前。许多“红旗―2”型的防空导弹营甚至整建制在地图上被集束炸弹抹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便再无还手之力。许多遭到重创之后的防空导弹营迅速重组建制，修复设备投入战斗。毕竟中国军队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进行的演习、训练中，几乎贯穿全程的都是如何抗击苏联军队“铺天盖地”航的空袭。各级指战员在第一时间便补充到了部队最需要的位置中去，重新组织起共和国的空中长城。
除此之外在围绕着北京的燕山山脉深处，一个个多年以来秘密构筑的洞穴基地敞开了其封闭以久的大门，一辆辆披挂着伪装网的军用载重卡车有条无紊的进入预定的发射阵位。迅速起竖的监视和跟踪/照明雷达指引着导弹发射车后部那一个个方形弹箱内跃跃欲试的破空长箭。
作为中国军队空中防御的重点地区，北京军区除了拥有3个地空导弹师、38个地对空导弹营和3个高炮师的庞大兵力之外，还有一支堪称全军最为精锐的机动防空力量―中国空军第7混成防空师。作为中国地对空防御力量的拳头部队，第7混成防空师的建制远强于一般的地空导弹师。
地空导弹兵和高射炮兵是中国空军地面防空作战的两大主要兵种，两者既有分工，又密切协同，构成共和国的防空火力网。而混成防空师可以说是这种两种防空兵种的混合体。和一般的地空导弹师、高炮师三四四（每师下属3个团、每团下属4个营、每营下属4个连）的编成模式不同，中国空军第7混成防空师采用的旅、营、连的编制模式。第7混成防空师下属4个防空旅，每个防空旅下属2个防空导弹营和5个高炮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撇去装备的优劣不论，中国空军第7混成防空师仅在编制上便比普通的地空导弹师和高炮师多出近二个团的战斗部队。
第7混成防空师每个混成防空旅的装备基本与陆军甲类集团军相同，主要以中低空的野战机动防空武器为主。不过在具体型号上却略有不同。与陆军甲类集团军防空旅所装备的“红旗－61”甲型防空导弹相比，中国空军第7混成防空师所属的各防空导弹营装备的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所研制的“红旗－64”型防空导弹。而5个高炮营中，除了3个装备70式37毫米高射炮外，还有1个80式57毫米自行高炮营和1个装备最新型美制最新型“针刺－火神”弹炮结合型防空系统的特种高炮营。
对于中国空军第7混成防空师的存在，莫斯科方面所知甚少。在他们眼中中国空军的地面防空能力甚至尚不如越南战争中的北越。而苏联空军的第一轮空中打击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显然苏联人并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积淀和谋略宝库的古老帝国。虽然冲破了中国空军截击机群的阻拦。但是面对由弹幕和火球组成的长城，庞大的苏联空军运输机群还是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他的第一滴血。
被凌空爆炸的导弹战斗部所产生的碎品打着的引擎拖着熊熊燃烧的火光和与比夜色更为黯淡的浓烟在挣扎中爆裂，纷飞的铝片之中更多的苏制大型运输机被直接命中的而折断的残骸中一朵朵绝望的伞花在冲天的火焰中挣扎着跃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第九章：无人永生（一）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始终无法战胜其对夜晚的恐惧。当伸出自己的双手只能触碰到漫无边际的黑暗之时，即使再坚强的战士也会深陷入无边的战栗和孤独之中。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火焰始终是人类最可靠的朋友―特别是在夜晚的生死搏杀之中。即便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当爱迪生用毕生的精力去研发的人造太阳熄灭之时，人们为了生存还是会选择毫不犹豫的将昔日的家园化为一炬来获取那大脑深处最为迫切的光和热。
在古老的帝国都城，熊熊的火光再度冲天而起。如果这座城市拥有记忆，他或许还记得两百年前那团吞噬了北京城西三山五园的大火，也应该还对当年头戴狗皮帽子的百万雄师在城下架起的庞大炮群记忆犹心，而今夜战火终于又再度降临在他的头上。古老的城市在轰鸣中震颤着，无数巨大的黑影在火光中掠过他的上空，一团团或大或小的模糊黑影纷乱的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投跃而出，随后在张开那绚丽的华盖缓缓飘落。
尽管苏联空降军第二梯队的部队在空中机动的过程中遭遇到了中国军人以生命为代价的殊死拦截。但是同样对于同样强调数量优势的莫斯科而言，为了夺取这座关乎战局成败的都市，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在第二波次空降北京的苏联2个空降师之中，第76近卫空降师在运输过程中还损失相对较小一些，仅有4个空降连成建制的战斗减员而已。而第105近卫空降师更直接有近一个空降团的兵力无法顺利的抵达战区。而来自民主德国的“威利？桑格”第40空中突击团则最为幸运，他们几乎毫发无伤的降落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之上。
对于第二波空降部队着陆场的选择，莫斯科在事先制定战略计划时颇费了一番脑筋。按照预定计划，第76近卫空降师的4个主力空降团之中，第23空降团、第234空降团、第1065空降炮兵团、空降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将在第98空降师已控制的登陆场内降落。而全师最为精锐的第104空降团则将独立空降于工人体育场一线。
这无疑是又一支奇兵或者说孤子，从正面角度去考量，第104空降团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工人体育馆的空降行动将有利策应日坛公园方向第106近卫空降师所属的第119空降团，形成阻断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从朝阳区方向中心城区突进的一对犄角。但是事实上战区的发展却令这对犄角尚未成型便先被掰断的一支。应该说苏联空降兵司令苏霍鲁科夫大将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太过于自信了。原本认为可以支撑到第二梯队抵达的苏联空降兵第119团的防区已经被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压缩到了日坛公园附近的狭小登陆场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伊尔库茨克的苏联远东空降集团军司令部临时决定将原本空降于南苑机场加强给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的民主德国“威利？桑格”第40空中突击团配属给第104空降团，使用于北京工人体育场方向，组成一个战斗群首先解除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对苏联空降兵第119团的合围之势，从而恢复苏联空降兵对北京中心城区东部的阻击线。
与以精锐而闻名世界的苏联空降兵相比，一向被视为莫斯科的仆从军的民主德国人民军要显得默默无闻的多。一度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包括民主德国人民军在内的华约组织成员国军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无法与莫斯科麾下的红色铁骑相提并论。何况在一向鼓吹自由和所谓“体制问题”的民主精英眼中，华约组织各成员国的执政党早已是站在了其本国民众的对立面上，其军队不过是维护国内统治的暴力机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会土崩瓦解，根本无力跨出国门。不过这一点在中苏战争正式打响之前却早已被欧洲战场的一片风声鹤唳所取代。
为了声援英国的“无产阶级兄弟”，华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几乎公开的战备活动，包括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和部队扩充。以民主德国为例，到1984年的5月份其所属的4个军区司令部已经全部改编为集团军编制，各师级单位也全部转入战时编制。
这对北约而言无疑是一个空前危险的信号，一般来说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坦克师在平时仅编制有9000人左右，而一旦转入战时编制则总兵力将达到1。2人。而机械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师在战时编制下也将补充3000人左右的预备役兵员。毫无疑问华约集团正在发动他们的战车，曾经无数次在兵棋推演中出现的入侵随时可能在明天黎明化为现实。
东欧既是苏联防御西方进攻的屏障，又是其向西欧发动入侵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东欧国家总面积近13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亿多，常备军队150万，工业发达，机器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当于苏联的60％到70％。这些无疑都是苏联在对外扩张中可以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力量。因此当苏联方面抽调多个驻欧精锐集团军开往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之时，北约方面普遍将其判断为莫斯科的战略欺骗或为了遏止中国在远东制造危机的预防性措施。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北约决策层都这种假象所蒙蔽。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本部高级分析官―杰克？雷恩便注意到苏联大批空降部队向西伯利亚和蒙古方面的集结，从而推断出苏联方面的真正目标很可能是中国。但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五角大楼方面的漠视。因为在五角大楼看来，中苏边境正在集结的苏联军队尽管规模空前，但其总兵力仍不足以发动一场与中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而在欧洲大陆，美国及其同盟所遭遇的压力却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
的确，即便不计算苏联军队从列宁格勒军区、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敖德萨军区和喀尔巴阡军区陆续调往欧洲前线的5个集团军、30个级单位的二线部队。即便是华约各成员国的武装力量，也足以用数量优势淹没北约在欧洲大陆那几个孤立的桥头堡。
民主德国人民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华约体系之中最为精锐的组成部分。尽管在70年代两德合并之前，这支位于冷战最前沿的军队都只拥有7个师的编制。但是随着联邦德国的瓦解，民主德国人民军迅速得以膨胀，到80年代初已经拥有了11个常备师―7个机械化、摩托化步兵师，4个坦克师，此外还有5个预备役师。战时其地面突击力量总兵力可高达50万，即便没有驻德苏军的参与，也可以组成华约来势凶猛的第一波攻击。
何况在华约体系之中，与民主德国同属于第一梯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西方世界一般认为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遭到了莫斯科发起的全面清洗，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军官和士官位置上人才短缺。但是他们却忽视了这个国家在1968年之后的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事实上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建立的第1军、国内的游击武装和流亡国外的旧军队合编而成。因此可以说与拥有悠久军队文化的民主德国以及经历过战火磨砺的波兰人民军相比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其国家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更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捷克斯洛伐克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因此诺沃提尼上台后�